毛泽东主席的著作，被誉为指引我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瑰宝，其中《毛泽东选集》更是集中展示了其深邃的思想，对全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主席曾撰写了一篇极具分量的文章，却始终未曾公之于众，连主席本人也对此感到纠结。
这篇令毛泽东主席犹豫不决的文章，是他于1941年9月创作的《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全文长达五万余字。
熟知近现代史的人都知道，在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这段时期，正是左倾路线在党内占据主流地位的时期。中央甚至颁布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和《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等文件。然而，由于过于自信，这一路线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毛泽东主席的这篇文章，正是对这种错误思想的深刻批判。撰写时，毛泽东主席情绪激动，措辞严厉，直指当时的多位高层领导人。
然而，毛泽东主席也明白，如果这篇文章公之于众，可能会引发党内动荡，因此，他并未将其发表，仅向刘少奇和任弼时两人展示，其他人均不知情。
新中国成立后，在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主席亲自进行了修订，但仍然没有将这篇文章收入其中。
直到1964年，毛泽东主席才将这篇文章拿出来，分发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云、吴冷西、陈毅等人传阅，并强调不得外传。
1965年1月，毛泽东主席又将其传给了谢富治、李井泉和陶铸，并批示：“此文过去未发表，现在亦不宜发表，将来（数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后代同志们自行决定。”
那么，毛泽东主席为何始终未将这篇文章公之于众？他在顾虑什么呢？
1965年8月3日，毛泽东主席与刘少奇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或许能为我们解答一些疑惑。
当时，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一起接见了法国总统戴高乐特使。送走特使后，刘少奇主动与毛泽东主席交谈，表示：“主席，我感觉自己越来越难以跟上您的思想和部署……过去，我们可能在一些国际和国内问题上存在误会。”
毛泽东主席回应：“意见分歧是正常的，没有矛盾才是不正常的。我们之间的一些问题，恐怕难以用分歧来概括。历史是最好的见证者，我最近重读了过去的一些文章，事实证明我的许多观点是正确的。当初我坚持正确意见时，你们许多人都是反对我的，当然，你比王明、博古、张国焘等人要好一些，但你也曾跟随他们走过。”
刘少奇说：“过去，我在工作指导上确实犯了许多错误，我已经认识到了。今后，我会在重大问题上首先向主席请示，避免再犯同类错误……你现在发表这篇文章，对活着的人都没有好处，对周总理也不好，让我们都难以继续工作。”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主席在那篇文章中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如果公开发表，可能会对他们的工作和声誉造成影响。
那么，毛泽东主席在这篇文章中究竟阐述了哪些观点呢？虽然这篇文章在毛泽东主席生前并未发表，但后来部分内容还是公之于众了。以下是几段摘录：
“在整个苏维埃运动后期，中共中央的路线基本上是错误的。错误的实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其理论的实质，可以概括为脱离群众四个字！”
“我们党指导中国革命的策略原则及其具体灵活的运用，是一整套极为复杂的政治科学。每个共产党人都必须掌握这套政治科学，否则，我们无法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临时中央不仅不愿进行公开合法的工作，甚至不愿认真进行秘密工作，总是急于求成，爱冒险，爱显示力量，爱幻想明天就能胜利。结果，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在敌占区将党组织破坏殆尽，群众力量丧失殆尽。他们完全忽视了中国的特点是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的统一，在和平斗争中，又是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统一。”
“从九一八事变到遵义会议，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者们所谓的两条路线斗争，实际上是主观主义的。他们的两条路线斗争方式，即他们的乱斗法，无法区分对待敌人和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导致党内形成了乱斗的习惯，不论大小事情，一律采取‘最坚决无情的斗争’，造成了党内离心离德、人心惶惶的局面。”
当然，那些直接点名批评的内容暂时不会公开。但从上述摘录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毛泽东主席对当时中央领导层的全面否定，甚至直言“整个苏维埃运动后期，中共中央的路线基本上全部是错误的”。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刘少奇、陈云、张闻天等人。
例如，毛泽东主席在宁都会议上被剥夺兵权，就是周恩来主持的。毛泽东主席原本担任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也改由周恩来担任。
因此，毛泽东主席一直在纠结，是否应该将这篇文章公之于众。如果发表了，是否会对这些人的工作和声誉造成影响。
最终，毛泽东主席选择不发表，仅向部分领导人展示，直至他离世，这篇文章都未公之于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