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杰出副部长，其丈夫荣膺至高无上的正国级职位，然而，她的儿子却选择了远离政界，隐匿于井冈山的茂密林间，忠诚地守护着这片红色故土数十年。
曾志同志，在1928年踏入井冈山的神圣土地，她曾在红四军中担任组织科干事、民众运动股长、妇女组组长等多个职务。她智慧机敏，性情温柔善良，深得毛主席与贺子珍的信任。历经多年，她依旧是在党内能与毛主席亲密交谈家庭私事的少数人之一。
1977年，党中央委以重任，任命她为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她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后，她还担任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2年，时任中南局工业部部长的曾志同志，在广州与阔别多年的儿子重逢，相见之时，两人相拥而泣。曾志期盼儿子能够留在广州，陪伴自己。然而，她的儿子却坚决表示，他愿意重返井冈山，继续自己的护林员生涯。
曾志在沉思片刻后，决定遵从儿子的意愿。从那以后，曾志的长子在井冈山上守护森林，一守就是几十年。
曾志的感情生活颇为坎坷，她共有三位丈夫。其中最为人熟知的第三任丈夫是陶铸。两人是在地下工作中结识，当时他们伪装成夫妻，情感在共同斗争中逐渐升温，最终携手走入婚姻的殿堂。陶铸同志在历史上担任过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等要职。
1966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当选为政治局常委（正国级），排名第四，肩负多项重要职责，并参与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陶铸与曾志育有一位女儿，名叫陶斯亮。
曾志的第一任丈夫是夏明震，他的哥哥夏明翰烈士是那首感人至深的诗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作者。明震早年投身革命，是湘南起义的领导者之一。1928年3月22日，他在一次革命活动中英勇牺牲。
夏明震牺牲后，1928年11月7日，曾志在井冈山大井村诞下了一个儿子，这个孩子是夏明震的遗腹子。后来，曾志与第二任丈夫蔡协民结合，这个孩子便随母姓蔡。
当时，革命道路充满荆棘，井冈山频繁遭受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和围剿。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时，曾志将孩子托付给了王佐32团的副连长石礼保，由他收养。为了掩人耳目，石礼保为孩子取名为石来发。自此，曾志与儿子失去了联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
石来发在八岁失去了养父母石礼保夫妇，他在外婆（养母的母亲）的照顾下，过着依靠乞讨为生的生活。之后，石来发便一直在井冈山大井村定居。
新中国成立后，曾志一直心系自己的儿子，她四处寻找，终于1952年，通过井冈山副区长的帮助找到了石来发的下落。那时，曾志已经与陶铸结为连理，并在广东担任重要职务，而石来发仍然是井冈山护林队中的一名普通但尽职尽责护林员。
曾志希望儿子能陪伴自己一段时间，但石来发更愿意回到井冈山，继续他的护林生涯。作为一位经历过无数风雨的老革命家，曾志尊重了儿子的选择。于是，石来发在护林员的岗位上坚守了数十年，直至退休。
石来发后来在井冈山大井村成家立业，育有两个儿子，长子石金龙是当地垦殖场的一名放映员，次子石草龙则在井冈山干部学院担任保安。石来发还有一位孙子，从事司机工作，以及四位孙女，她们都有着各自的平凡职业。
石来发一生简朴，从不借助母亲的影响力，他的一生虽平凡，却如星光般璀璨夺目。
曾志的第二任丈夫蔡协民同样是一位早期参加革命的同志。1934年4月，他因叛徒出卖被捕，不久英勇牺牲。
曾志与蔡协民共有两个儿子。长子铁牛，在曾志从事地下工作时出生，为了确保曾志的安全，组织在未告知曾志的情况下将铁牛送给了当地的一位医生，曾志在得知此事后表示服从。遗憾的是，铁牛仅活了20天便因天花去世。
次子蔡春华，出生13天后，同样被送给了当地一位同志的婶婶抚养。曾志与他长期失去联系。后来，蔡春华考入西安化工技术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北一家无烟火药工厂，担任技术员。再后来，他被分配到广东乐昌县环保办公室，担任助理工程师。
这两个儿子，都是在人民中间长大，最终也没有离开人民，他们在普通的岗位上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们继承了曾志同志、夏明震烈士、蔡协民烈士的坚韧精神和爱国情怀，他们的所作所为，无愧于他们是烈士后裔的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