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一个名叫雷锋的青年，在即将踏上征程之际，紧紧握住余新元的手，眼中满是不舍与感激：“余叔，我将启程远行，手中无物相赠，唯有深情地呼唤您一声‘父亲’。”他的话语中蕴含着无尽的情感。
余新元闻言，立即打断了他，严肃地批评道：“这样的称呼不妥，我送你从军，是因为你怀揣着对党的忠诚，对解放军的热爱。”
雷锋内心的纠结与不舍，余新元又怎能不理解？这个从苦难中走出的孤儿，在党和人民的温暖怀抱中找到了新生。面对那些曾经给予他帮助的前辈，他无法以物质回报，只能从心底里呼唤一声“父亲”。然而，这位出自红军世家的老战士，不能接受这种情感的表达，他认为，作为人民军队的一员，应感恩于人民，永远服务于人民……
就在58天前，余新元下班后，被一个身材瘦小的年轻人拦在了办公室门口，这个人正是雷锋。尽管雷锋当时年仅19岁，言语之间略显腼腆，但眼神中却透着一股坚定不移的勇气，他直截了当地询问余新元担任的职务。
“我是兵役局副政委余新元。”余新元对这个年轻人的率直感到几分兴趣，微笑着回答。雷锋立刻严肃起来，表示自己想要参军，但体检的同志认为他身高不足，不符合条件，尽管他尚未满20岁，或许还能再长高一些。
余新元闻言笑出声来，看着雷锋1.54米的身高，摆了摆手，轻声说道：“即使再长高一些，你也未必够格，小同志，革命工作无需分先后，你去当个工人吧。”这番话激起了雷锋的斗志，他坚决表示第二天还会再来，哪怕穿着便衣也要争取参军。
次日，余新元踏入单位大门，便看到雷锋提着一个小皮箱，站在他的办公室外。余新元刚打开门，便见雷锋将皮箱放在办公桌上，语气坚决：“首长，无论您是否同意，我都决心从军。”
余新元心中暗笑，瞪了雷锋一眼，走出了办公室。而雷锋则紧随其后，来到体检站，主动承担起服务工作，抹桌子、扫地、打水，积极主动地做着力所能及的一切。
午饭时分，余新元回到办公室，发现雷锋的皮箱仍放在桌上，知道他尚未离去，便去体检站找他，询问他为何还不离开。雷锋顽固地表示：“我不会走了，您去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这句话逗得余新元大笑起来。于是，雷锋随余新元回到了办公室。余新元对雷锋的小皮箱里装了什么感到好奇，便让他打开看看。雷锋略显害羞地表示这是要带到部队的，随后打开皮箱，最上层摆放的是《毛泽东选集》，这让余新元眼前一亮。
在那个年代，只有县团级干部才能阅读到毛主席的著作，余新元不禁好奇雷锋是如何获得的。他随手拿起书翻阅，发现雷锋已经全部阅读完毕，并在书上做了批注，这让他对雷锋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当晚，余新元将雷锋带回自己家中过夜。用餐时，余新元随意询问雷锋，他的父母是否支持他参军。这一问题触动了雷锋的心弦，他泪如泉涌，向余新元讲述了自己的悲惨遭遇。
听到雷锋的祖父被地主逼死，父亲被日本兵虐待至死，母亲不堪地主的欺凌而自尽，哥哥因当童工劳累过度而死，弟弟则因饥饿而亡，余新元泪流满面，因为他与雷锋的童年如此相似，阶级情感将他们紧紧相连。
“我必须想法让他参军。”余新元下定决心。
为了帮助雷锋实现参军的梦想，余新元安排他在兵役局临时帮忙，晚上则带回自己家中，这一住就是58天。在这段时间里，余新元密切关注着雷锋的一言一行，他相信一个人的政治品质比身体素质更为重要。
在随后的各种会议上，余新元多次提出应该考虑雷锋的入伍申请，并三次找到兵役局政委，详细介绍雷锋的真实情况。得到政委的同意后，余新元赶到医院，找到负责体检的院长，以自己22年的党龄作担保，请求将雷锋的体检报告划入合格范围。
1960年元旦过后不久，余新元夫妇亲自将雷锋送入了军营。雷锋入伍后，一直与余新元保持联系，并趁出差之机，专程回来看望余新元一家。谁也没想到，几个月后，余新元与雷锋便永别了。
“不好了，咱的儿子走了。”1962年8月的一天，当余新元从报纸上看到雷锋的报道时，与老伴相拥而泣，悲痛欲绝。从那时起，余新元对老伴说：“雷锋是我的儿子，他未竟的事业，我要继续完成……”
1976年底，余新元得知辽宁省一位模范的儿子报名参军，却在最后一关被卡住。在经过一番深入了解后，余新元觉得这名青年的品德和能力与雷锋如出一辙。于是，他像当年一样，为这名青年四处奔走，最终将他送入军营。
遵循着余新元的教诲，这名青年以雷锋为榜样，逐渐成长为一位享誉一时的“当代雷锋”，他就是郭明义。
1981年，余新元光荣退休，退休那天他对自己许下了一个庄严的承诺：用余生致力于传承“学雷锋”的精神。在接下来的39年里，余新元作了4000多场关于雷锋的专题报告，听众人数高达400万人次。同时，他还担任了全国146所大中小学的课外辅导员，为194个党政机关、部队和企事业单位提供义务理论辅导。
在这期间，余新元两次接受癌症手术，但他仍然坚持不懈地走上讲台，传播雷锋精神。每当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执着时，余新元总是深情地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守护老一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红色江山，为了让革命传统在一代一代人中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