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初始阶段，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次遭遇了美军强大的坦克力量。尽管一些历经抗日战争的老兵曾与敌军坦克交手，但此次面对的，却是完全不同量级的钢铁巨兽——美军的M4谢尔曼式坦克重达33吨，而M26潘兴式更是高达41吨。
在50年代末期出版的《志愿军一日》一书中，详细记录了众多与坦克搏斗的惊心动魄之战。那时，苏联援助的反坦克武器尚未抵达，志愿军只能采用原始的方法对抗坦克——使用爆破筒进行攻击。
这些简陋的爆破筒对于美式坦克厚重的装甲来说，犹如隔靴搔痒，难以造成实质性的损伤。除非将爆破筒放置在坦克底部以破坏履带，或者将其固定在炮管上，企图炸毁炮管，但这些做法无疑都是极度危险的。
1950年11月初，在云山战役中，志愿军39军取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击败了美军骑兵第1师。在这场夜战中，一等功臣赵子林担任副班长，与战友张景臣一同潜入云山城。他们发现了一辆美军坦克，那庞大的身躯犹如一座活动的炮台，阻塞了狭窄的街道，其炮管高耸入云。赵子林与张景臣立即投掷手榴弹，并使用步枪射击，成功击退了坦克上的步兵，但对坦克本身却无能为力。
赵子林迅速求助6班，带来了两根捆绑在一起的爆破筒。在6班轻机枪的掩护下，赵子林与几位战友协作，利用房屋作为掩护，冒险接近坦克。赵子林抓住时机，冲到坦克前方，拉响导火索，将爆破筒扔至坦克底部，随后迅速躲入附近的房屋。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后，美军坦克的履带被炸断，失去了动力，坦克手成了俘虏。然而，志愿军也有3名战士在坦克的机枪射击下受伤。
1951年，苏联援助的反坦克武器逐渐到位。然而，苏联并没有提供单兵反坦克火箭筒，而是提供了反坦克手榴弹和反坦克步枪。这些手榴弹体积庞大，分量沉重，必须接近敌坦克才能投掷。苏联制造的反坦克步枪同样难以操作，且容易造成使用者受伤，这让志愿军深感不满，对其给予了彻底的负面评价。
在二战期间，苏联曾研发出两种发射穿甲弹的反坦克步枪，分别是瓦西里·捷格加廖夫和谢尔其·西蒙诺夫合作的PTRS-41型，以及捷格加廖夫独自设计的PTRD-41型，两者均使用14.5毫米穿甲弹。这两种步枪于1941年投入使用，当时苏联急需一种成本较低、便于步兵使用的反坦克武器，因此在设计和生产过程中显得相当急促。
PTRS-41重达20公斤，PTRD-41也有17公斤，携带和操作都极为不便，且需要手动装填子弹，射速缓慢。更糟糕的是，它们产生的巨大后坐力。志愿军曾装备这两种反坦克步枪，PTRS-41的数量较多，约有数百支，而PTRD-41则相对较少。然而到了50年代，反坦克步枪已经显得过时。
据说，志愿军中流行着一种说法：左右肩各发射一枪，就必须去医院报到。实际情况甚至更为严重。据老兵回忆，使用反坦克步枪发射一发子弹后，射手往往会被巨大的后坐力撞得骨折、甚至吐血、昏迷，哪里还有力气发射第二枪。虽然这些武器能够击穿美军一些装甲较弱的坦克，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没有人愿意使用它们。
一些愤怒的战士甚至说，这种武器肯定是苏联间谍设计的，应该把设计者逮捕并处以极刑。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志愿军在使用爆破筒成功摧毁敌坦克的同时，自身伤亡却微乎其微。然而，与没有相比，有总是更好的。尽管志愿军对反坦克步枪的评价极低，但它们在朝鲜战场上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战果。
与此同时，志愿军自1951年开始装备国产的反坦克武器——51式单兵火箭筒。这款火箭筒是在美式巴祖卡火箭筒的基础上仿制的。早在解放战争期间，我军就缴获过巴祖卡火箭筒，发现其对攻击机枪碉堡极为有效。
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志愿军40军又缴获了美军改进的“超级巴祖卡”火箭筒。为了提高志愿军的反坦克能力，国内迅速生产出了自己的51式火箭筒，其性能远超苏联的反坦克步枪，在朝鲜战场上大放异彩。
到了1952年，志愿军还装备了仿制美国的52式无后坐力炮，对坦克的打击效果同样出色。有了这两种武器，志愿军便逐渐淘汰了苏联制造的反坦克枪。而重量稍轻的PTRD-41尚未完全退役，朝鲜人民军仍在使用，但已不再用于打击坦克，而是配上瞄准镜，作为狙击步枪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