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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1953年12月—），恢复高考后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并获硕士学位。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农民史、土地制度变迁史、经济史，对秦汉史、中国思想史、明清史、中国近代史、苏联东欧社会转型与中国的对比、国企改革、农民问题亦有研究。秦晖患有先天性青光眼，出生后右眼即失明，因先天性青光眼造成的视神经萎缩后遗症，他的左眼视力依然很差。文章节选自秦晖《中国思想史》第十三讲稿，以下为正文：在周秦之际的“百家争鸣”，或者说周制和秦制的斗争中，秦制显然胜出。胜出的原因并不是它在道德上多崇高，恰恰相反，正是因为秦制不择手段，显得比高调的儒家学说更为实用。秦在这方面做得最过分、最彻底，当然就可以赢。秦不仅在战争中创造了奇迹，也在那短短的 15 年内创造了奇迹。我们现在看到的兵马俑、长城、直道这些东西，都是秦创造的奇迹的象征。
法家的存在有其历史合理性。事实上，除了法家这一套学说，又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够在技术手段很落后的状态下，把一个如此大的国家高度地整合起来呢？当然这不代表那个传统时代就没有大的帝国，有的大帝国盛行于一时就很快解体了，比如蒙古帝国；有的所谓的大帝国，只是一种内部整合程度比较低的国家，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查理大帝帝国、鄂图一世的神圣罗马帝国等，虽然它们说起来都是帝国，统治者也都号称皇帝，凌驾于各个 King（王） 之上，但其实这些帝国有点像西周，中央集权的程度很低。就这个问题而言，法家占优势很自然。其实秦在 15 年内做了很多事情，比如修直道、推行“车同轨，书同文”。现在的人们都知道“车同轨，书同文”，但其实秦的作用被夸大了。因为早在殷周之际，中国的文字基本上差别不大，这一点从西周甲骨和殷商甲骨就可以看得出来。
除了功绩，秦的暴政也非常有名。由于种种原因，今天有一些人在肯定秦的实力的基础上，总是想给它赋予道德上的光环。比如说最近影响很大的电视剧《大秦帝国》，突出了秦制非常受百姓拥戴，人们在秦的统治下都欢欣鼓舞，扬眉吐气。说实在的，这些都是胡扯，尤其是《大秦帝国》其中一段，非常莫名其妙：秦把国家治理得很好，老百姓道德普遍得到提高，以至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秦国没有罪犯，整个大秦帝国全国只有一所监狱，被作者称为“云阳国狱”。电视剧说除了监狱以外，整个秦国没有罪犯。可是大家都很明白，骊山墓、阿房宫、长城的主要修筑者，不都是刑徒吗？用今天的话说，那不就是劳改犯吗？整个秦的经济其实就是“古拉格经济”（古拉格：前苏联政府的一个机构，负责管理全国的劳改营）。今天临潼骊山一带还有大量成片的刑徒墓地，这些都有实物为证。而这个电视剧竟公然提出秦国没有罪犯，真是太大的谎言。所以很多人写关于秦的统治，是带有偏见的。
我们评价法家、评价秦制，不应该依据秦的反对者的材料，只需要看秦的官方是怎么说的，比如看《商君书》和《韩非子》。《商君书》《韩非子》的思想体系，是秦代官方的意识形态。具体是什么呢？《商君书》篇目中有一章，叫作《弱民》，什么叫“弱民”呢？这一篇的主题思想就是“民弱则国强，民强则国弱；有道之国，务在弱民”，简单说：国和民就是敌人，国要强大，就必须把民踩在脚下；民强了，国家就要弱了；国强了，老百姓就要跪着。![]()
而且法家还明确主张：如果要征服敌国，首先就要征服自己的人民，连自己的人民都征服不了的国家，怎么能够打败敌国？所谓的“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这是法家明确讲的。战胜人民是法家思想的一个主题，法家是人类历史上赤裸裸地宣布要与人民为敌的。统治者绝不能让人民占了上风，而必须把人民踩在脚下，用商鞅的说法，叫作“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如果老百姓能够胜过政府，国家一定会弱，政府能够打败老百姓，那么国家就会强大。法家有一个说法：“治主无忠臣，慈父无孝子”，孝子都是父亲打出来的，慈父是不会有孝子的，父亲越把孩子打得厉害，孩子就越孝顺，因为小孩都是不识好歹的。按照这个理论，法家认为统治者越对老百姓好，老百姓越是嚣张，统治者就是要狠狠地打老百姓，就像父亲打儿子，“慈父无孝子，治主无忠臣。”第一，绝不能让老百姓聪明起来，用原话说：“民不贵学则愚”，“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意思是老百姓最好什么都不要知道，他们越傻越好，这样就只能干苦力，而国家需要他们干苦力。如果老百姓都傻，我不傻，那我就可以当王了，民愚，则智可以王，这是第一条，战胜老百姓必须采用愚民政策，让老百姓“愚”。第二条，为了“弱民”，绝不能让“农有余食，则薄燕于岁”。意为农民一旦有余粮，就会游手好闲，只有让他们除了吃的，别的什么都没有，即老百姓应该被搜刮得一贫如洗。善治国者，就要使民“家不积粟，上藏也”。治国者不能让他们富裕，同时还要以什伍连坐、严刑峻法来禁锢百姓。现在的户籍管理制度、强制收容制度其实都来源于商鞅。商鞅说，要让那些想摆脱桎梏的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即“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行间之治，连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拙无所处，罢无所生”。讲得简单点，就是如果想要逃、想当盲流，那我就要让你随时都有被抓的危险，即使不被抓，你也活不下去，因为什么都被我管死了。有趣的是，商鞅本人后来就栽在他自己设计的政策手里：支持他的秦孝公死了，新继位的秦王要抓他，他逃到一个旅馆，结果旅馆的老板问他有证明吗，商鞅还奇怪怎么住旅馆还要证明，老板说，这是商鞅同志规定的，没有国家的证明我不敢收留你。于是商鞅长叹一声说，真是作法自毙呀，自己设计的政策竟然把自己捆住了。最终他没有办法逃，很快就被抓回来车裂了，下场很惨。说实在的，我一点都不同情他，他该有这种下场，毕竟这套制度就是他设计的。总而言之，在法家看来，老百姓都是些贱骨头，一旦遂了他们的愿望，他们就会弄奸耍滑。如果百姓富起来，就会不知道天高地厚，只有穷愁潦倒他们才会卖力。原话是“任民之所善，故奸多。民贫则力，民富则淫”。法家还有个说法，叫“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意为老百姓要受过屈辱，才能知道大人的尊贵；百姓必须卑贱，才懂得当官的厉害；老百姓不穷得叮当响，怎么会在乎为政者的赏赐呢？因此，要富国强兵，就必须让老百姓沉沦在辱、弱、贫、愚之中。商鞅还公然说，为政者就是要做老百姓痛恨的事情，绝不做让老百姓高兴的事情，这样国家才会强大。反之，国家就会衰落，越是顺从老百姓，国家就会越弱，越是压迫老百姓，国家就会越强大。他的原话是：“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民强而强之，兵重弱……民弱而弱之，兵重强”。也就是说把老百姓压得越来越弱，国家就越来越强大；相反，如果为政者老做老百姓喜欢的事儿，不敢做老百姓不喜欢的事儿，那老百姓就会越来越嚣张，而国家就会越来越弱。我经常讲，古今中外的专制者这样想的恐怕不少，但是赤裸裸地这样说的，恐怕就数商鞅、韩非这些人最为出类拔萃、肆无忌惮了。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秦国也许真的会强大，但是老百姓的日子好得了吗？此外关于暴秦苛政的史料就无需赘言了，可谓车载斗量，不胜枚举。我们只需要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统治者如果宣称他要使老百姓富裕、使老百姓幸福，他能不能做到，实际上还很难说，恐怕需要我们听其言、观其行。但是如果统治者连这种话都不愿说，而是公然表示要把老百姓搞得辱、弱、贫、愚，即“政作民之所恶”，专门做老百姓讨厌的东西，那么老百姓的苦难还用得着怀疑吗？最近发现一些人在B站等平台抄袭本号的文章，已经对其进行了严厉警告并且得到律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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