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和女权,有个共同的敌人是父权

文摘   2024-10-29 05:55   西班牙  

最近因为杨笠代言京东所引发的话题,再次让女权和男性的对立问题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女权和男权的话题,我文章很少涉及,因为这个话题被双方各自极端的那一拨人变得复杂而扭曲,变得根本无法讨论。

在厌恶女权的男性眼中,女性借着女权话题造成了新的社会不公,侵占了男性的一些合法权益;在女权者眼中,男性已经占据社会优势地位几千上万年了,现在让渡一些一些权利本来就是应该的。

而让双方最为对立的点,则是本来就掺杂了太多社会性因素的现象,比如中国女性喜欢掌控家里的财权,这一点就被很多男性抱怨,认为是一种过度女权,甚至连彩礼也被认为是过度女权。事实上这些话题都已经跟女权相去甚远了,而是中国传统保守文化下的一种无差别桎梏罢了。

图片来源:小红书博主“about wow

杨笠之所以受到女性追捧,是因为她戳穿了男性的很多特质,比如“普信男”对男性自恋人格的揭穿。其实像杨笠的这些吐槽,我一直并不介意,因为杨笠的言论像是一面镜子,让我反思了许多自己确实存在的问题。

但反思杨笠言论的过程,我并不会矮化自己,更不会矮化男性。我认为男性从中会变得更好、更优秀,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

后来,我甚至从杨笠的言论中得到了更多。我的想法已经不局限于女权和男权,而是更进一步——我发现,所谓的男女权对立,有时候其实很像一种“底层互撕”。男性和女性在这些争执当中,其实都存在脆弱的一面。

比如“普信男”的背后,其实是很多中国男性在这个压抑的等级社会,根本无法得到社会认同感,无法达到心理自洽,于是只能通过“假自信”这种方式来维持一种自我欺骗的虚幻感觉。

杨笠作为揭穿者,其实本质上也是脆弱的,因为“普信男”这种被社会所扭曲的心态,对女性来说又是另外一种外在的压抑。“假自信”就意味着男性总是要以一种虚假的权威态度来对待女性,而这一点的确让女性十分厌恶和痛苦。

所以我说,杨笠对“普信男”的揭穿,其背后是女性和男性的共同脆弱,那就是大家都在这个压抑的社会中,不得不扮演着自己厌恶的角色:男性需要假装自信,而女性必须忍受这种假装自信所带来的压迫,因为女性必须在男人的假自信面前,假装自己对他的依附感。

中国女权之所以被男性集体厌恶,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中国男性普遍认为,中国女权运动太过激进了,“中国女权”几乎可以和“极端女权”划等号。
可以说这的确是一个事实。因为欧美女权经历了那么多年的发展,反而变得平和了。上次西班牙女权大游行,我去看了一下,绝大部分口号和诉求,都是要求同工同酬、认可女性的劳动价值。那种奇奇怪怪的极端女权,确实很少见到。

但中国女权的极端化,却更强调女性本身的性别地位问题。比如“反对物化女性”,这表现在女性不再以讨好男性为模板而打扮自己。还有反对针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比如“女司机”。中国女权更在意的是一种攻击性,即通过女性地位与男性的同等化,来彰显自己是一个拥有正常权利的人。

这些也没有问题,但是在实际表现中,中国女权却总是以一种极端化的面目被呈现。比如当年Papi酱对爹味的吐槽,一直到现在杨笠对男性的各种“讽刺”。

我们要理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要请读者里面的男性朋友平静下来,先不要愤怒。

当我们冷静观看中国女权尤其是网红女权的表现时,其实会发现她们攻击的其实并不是男性本身,而是中国的父权制文化。

比如对女性的物化,看表面,这是男性对女性所做的,矛头势必要指向男性。但究其本质,女性的被物化,到底是从何时开始的?其实是古代历史进入中央集权专制社会的时候,变得越来越严重。
在中国商代,妇好这样的女英雄有很多。根据各种记录,商代的女性地位很高,没有明显的“男尊女卑”风气。在《诗经》当中,女性也是相当自由烂漫的。但秦以后,尤其是到了宋以后,随着儒教的扭曲化结合了中央专制所要求的社会秩序,女性成了父权制第一个践踏的对象。

这种极端表现有:对女性“贞烈”的变态追求,女性的自由婚恋等受到极大的限制,以至于后来产生裹小脚之类的极端变态文化。

看似这一切是男性干的,但男性真的就只是施虐者而不是受害者吗?

《红楼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不仅女性受到压抑和压迫,男性同样也受到很大的压迫。

贾政虽然是一个典型的父权执行者,但无论在朝堂之上还是在家庭之中,父权都是他自身的一个枷锁,也让他被扭曲成了一个毫无人味儿的机器人,无论朝廷还是贾府,从上到下都把他看作是一个工具人的角色。

贾政这种人,一生中几乎无法展现自己作为人的七情六欲,因为父权制的枷锁,到了明代已经架在了所有人的脖子上。

皇帝难道就能幸免?明代的皇帝整日活在严格的礼教限制之中,根本无法享受半点自由。

究竟何谓父权制?尽管父权制的普遍定义都是关于男性掌握着社会的主要权力和支配地位,但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父权制的性别色彩实际上已经淡化了,它已经不是那种男性特征之下的权力结构,而是一种普遍性的道德刑具。

贾宝玉在大观园受到那些压抑和痛苦,按理说他应该是父权制最大的受益者,但是并没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父权制,事实上是无差别地压抑男性和女性。看似男性拥有更多现实的权力,但男性受到的压迫也一点都不少。这是因为,男性只不过是中国化的父权制下,那个传达制度压迫的工具罢了。

男性也受到父权制的压迫,在现代社会也有体现。有很多男性为了工作应酬,必须强迫自己用酒桌文化之类的方式融入“社会关系”,毁坏了健康也让自己内心忍受着痛苦。
在这种普遍的压抑之下,男性不得不产生“普信男”这种扭曲的心理,来维护自己的尊严。于是才有了“男人下班开车回家,在车库里停留十分钟而不愿回家”这样孤独而悲伤的现象。因为在父权压抑下,男人只有在这十分钟才终于能卸下面具,享受片刻的自由。
杨笠们也想挣脱父权所带来的压抑痛苦,于是不得不通过拆穿“普信男”这种尖锐的方式来进行性别打击。

所以我说这种男女之战其实本质上是“底层互撕”,因为在这场战争的背后,真正的幕后“黑手”——那些传统社会关系当中的权力压迫,反而分毫未动。

为了形象地说明这种父权制,我举个例子:以前我见过一个女领导,极其“豪放”,拼起酒来那些男领导们根本不是她的对手,二斤白酒起步。她工作作风也很粗野,动不动就对下属脏话辱骂,掌控欲极强。
这样的人,她的性别还重要吗?由此可见,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只要愿意成为父权制的权力执行者,其实都可以“上位”。

只不过每一个上位者其实也同时在用父权制折磨自己、羞辱自己,让整个社会成了一个只有权力欲、毫无人情味的修罗场。

中国女权所争取的,其实往往不是针对男性,而是针对这种权力控制无处不在的中国传统社会权力结构。

只有男性也认清了这一点,与女性共同撬动这个导致社会不平等的父权制,先做到基本的人人平等,然后再谈女权同工同酬之类的现实话题,可能才会回归女权的真正内涵。
其实何止中国,东亚女权的被扭曲,其实都是拜东亚社会的父权制压迫所赐。在这个等级森严的文化下,单独谈论某个性别的权利,本来就是一种奢侈,也很容易被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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