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鞅变法到凯撒遇刺

文摘   2024-09-12 05:55   西班牙  
商鞅站在咸阳宫前,赤色的晨光映照在他冷峻的脸上。

作为秦孝公的谋士,他深知自己即将推动一场旷世巨变。法家思想如磐石般坚定,在他心中,严刑峻法是唯一能强国安邦的道路,而旧有的贵族制度则是秦国前行的巨大枷锁。

商鞅意识到,这不仅是一场政策变革,更是一场关乎生死的赌局。唯有彻底打破旧制,才能让秦国脱胎换骨。

商鞅所计划的变法,是打破世卿世禄,强调用律法约束民众、弱民疲民,使得民众成为通向帝国大业的工具,从而强化中央集权。

然而,变法的推行阻碍重重。贵族的反对如暗潮涌动,在朝堂之上也充满抗议——他们不甘心如此轻易就失去世袭的特权。

与此同时,民间也是怨气沸腾。商鞅变法虽然对贵族进行限制,但对民众更是毫不留情。在以往的治国伦理中,民众自由而有地位,国君必须尊重且善待“国人”(除奴隶之外的公民)。
然而在商鞅眼中,哪有什么公民和奴隶之分,他们都一样,只不过是为秦国的强大和统一而铺平道路的石子罢了。

商鞅要求:

1、必须将民众锁死在土地上,无论什么商人还是手工业者,大部分人都统统给我去种地,为战争储备粮食;

2、禁止农民学习文化知识,实行愚民政策;

3、减少整个国家对知识、思想和商业的关注,让全民一心一意种地,让农业成为国家几乎唯一的重要产业;

4、向农民征税,加重商业税赋,打击一切“游手好闲”者;

5、建立严苛的户口制度,限制民众的迁徙权;

6、鼓励民间互相告发举报,告发者有奖,不告发者处以酷刑;

7、要求国民承担军事义务,必要的时候都得在战场厮杀,用斩杀敌人头颅的数量来计算军功,从而鼓励秦军变得冷血、残酷。

商鞅的不择手段,的确让秦国变得统一和强大,但却让贵族和百姓都怨声载道,并彻底破坏了东周以后各国和贵族之间的礼和秩序,让社会原子化、人性劣质化。

终有一日,秦孝公去世,商鞅失去了唯一的政治靠山。昔日的贵族敌人们联合起来,以旧法为名,开始了对商鞅的清算。
商鞅逃亡到边境,想要住客栈,但他被自己埋下的苦果所害——他的变法严格限制了国民的迁徙自由,要求外出住店需要有“介绍信”,但此时的商鞅哪有“介绍信”,于是住店被拒。

商鞅无奈之下逃到魏国,但他当年为了胜利不择手段、利用会盟之名骗捕魏国使者公子卬的事情,破坏了各国之间长久以来的信用,让魏惠王怀恨在心。所以魏国断然拒绝收留商鞅。

走投无路的商鞅,最后被捕、车裂。他用破坏贵族政治、权力集中于一人、剥夺民众权利的方法奠定了秦国的成功,但最终被反噬了。
二百年后,地球这一头地中海的彼岸,罗马帝国的风暴正在酝酿。

恺撒站在元老院门前,目光沉稳。他是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战功赫赫,威望如日中天。然而他也清楚,自己正处在一个复杂的权力漩涡中。

元老院的贵族们对于凯撒既恐惧又嫉恨,他们害怕恺撒强大的军事实力,忌惮他从高卢(法国)带回的无数战利品,害怕他对罗马政治制度日益增长的个人影响力。

整个罗马城都在疯传:凯撒将要独揽大权、破坏共和,他会称帝。
恺撒曾是共和国民主制度的守护者,但他逐渐认识到,罗马的旧有制度已经腐朽不堪。元老院(议会)的权贵们各自为政,国家日益腐朽,政治斗争愈演愈烈。

在恺撒心中,有着一个远大的抱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个人集权统一,将罗马从内耗中拯救出来。然而,凯撒试图夺取最高权力的欲望,却不可避免地与元老院发生了你死我活的冲突。

元老院认为,他们必须捍卫共和国的民主,捍卫贵族们的利益。

一天清晨,恺撒像往常一样走进元老院。他的老朋友、同僚布鲁图斯以及其他元老们,早已就座等待着他。

刀光闪烁间,恺撒的身影在大理石的地板上倒下,鲜血喷涌。一代英雄,就这样死在布鲁图斯为首的贵族和元老们手中。 
所有刺杀者为了克服心中的不安,一起喊出“为了共和国”的口号,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手中带血的匕首,已经刺破了罗马脆弱的政治平衡。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恺撒低声呼唤着他最亲密的友人布鲁图斯的名字,眼中充满了不解与悲凉。

从商鞅到恺撒,是中西方不同文明之路的重大分歧。

商鞅变法代表的是东方文明的中央集权、限制民权的道路。在中国古代,国家权力的集中和对民众的严格控制,是推动国家统一与强大的关键力量。

商鞅作为法家的践行者,他的改革不仅打破了旧有的贵族制度,也奠定了秦国一统天下的基础。商鞅死后,秦国彻底终结了东周以后的文明与礼数,统治手段开始日益残酷。

此后,中华帝国的统治模式无论如何变化,中央集权和控制民众始终是国家治理的核心。

在时空的另一头,罗马共和国的刺杀恺撒事件,则是西方文明中对个人权力过度集中的反击。

罗马共和国的贵族阶层虽然腐朽,但他们对“共和国”这一概念的信仰是根深蒂固的。谁破坏公和,就无异于和整个贵族集团作对、与国家作对。

即便强大如恺撒,也不能僭越这个红线。

恺撒的权力过于集中,最终激发了元老院的恐惧和反抗,那场载入史册的刺杀事件,成为了一次典型的“去集权”运动。虽然恺撒的死亡并未阻止罗马走向帝国制,但这一事件标志着罗马共和传统与帝国集权之间的深刻矛盾,也成了西方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中西方文明,在几乎同一个时代,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历史选择。

商鞅变法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是成功的,因为它推动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统一进程。但秦国的民众和后来的秦朝民众,却都生活在无尽的奴役和压榨之下,痛苦不堪。

相比之下,刺杀恺撒虽以捍卫共和国为名,但结果却是塑造了西方政治的一种传统——在公民政治与个人集权之间不断博弈,形成更为复杂而分散的权力结构体系。

从商鞅变法到刺杀恺撒,东西方文明彻底走向了不同的历史道路:一个是通过集权与驭民,实现国家的统一、强大和稳定;另一个则是在不断的政治斗争中,寻求权力的平衡与制衡,以保证权力不被个人所滥用。

两场谋杀、两个悲剧人物、两种政治思维、两种文明走向。这场跨越两千年的分歧,至今仍然在影响着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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