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第三年我就赶上了高考，我这个在子牙河套里生活了十八年的庄稼小子，居然也做起了上大学的梦。我家离张村中学有十里路，因为家里穷，买不起自行车，来回我总是走着，碰上骑自行车同学，有时也能坐坐蹭车。但有一次，一个骑自行车的同学遇到我后，把屁股挪到了车后座上，冲我笑了笑便飞快地骑走了。打那以后，我便改走庄稼地，我倒不是怪人家不驮我，而是怕碰上不愿驮我的同学很尴尬。春天踏青草，夏天走麦田，秋钻青沙帐，冬天蹅雪地，一年四季走下来，我倒是觉得冬天不错，特别是下了雪，积雪覆盖着麦地，大地一片雪白，走起路来脚下发出“嚓—嚓—嚓—嚓”的声音，很有节奏感，越走越带劲。我经常一边走一边背书，因为茫茫雪地，就我一个人，有时我就大声朗读或背诗。走到学校浑身暖烘烘的，一天都不觉得冷。就这样我每天来回走上十公里，一直走了一年半。那会儿并不觉得苦，倒觉得挺好玩的。到了第二年下半年，学校安排我们这些远村的学生住校。能住校对我学习来讲方便了许多，也少了许多辛苦。我们的宿舍像教室那么大，也像教室门窗那样破烂不堪，活风漏气。宿舍里没有床，而是大通炕，炕的外沿是几根大木头摞起来，两侧再埋上几根木桩档住。炕是用厚厚的麦秸铺起来的，上面再铺上几领席子。几十号同学就挤在这个大炕上。一开始，同学们还觉得挺好玩，晚上学习回来，大家说说笑笑好久不能入睡。可没过两天，大家睡前的说笑变成了抱怨，因为睡在麦秸窝里上火，许多同学的鼻子出血，嗓子也疼了起来。更糟糕的是有些同学把家里的虱子、跳蚤一并带来住校，很快这些小动物就渗透到了每一个被窝，咬得同学们遍体鳞伤，奇痒无比。有一个同学身上盛产虱子，他的头发黑囊囊的又脏又乱，从来不洗，时常还散落着几根草。破打啰嗦的衣服里埋伏着成千上万的虱子大军，大家都叫他“虱长”。同学们为了躲避虱子的侵袭，睡觉时都尽量离“虱长”远点，这样以来，其他同学挤得够呛，“虱长”倒睡得挺宽绰。有人问他身上那么多虱子受得了吗，“虱长”却慢悠悠地说“韩信带兵，多多益善”。你还别说，那年高考古文翻译还就是“韩信带兵”这一段，可是“虱长”毕竟不是韩信，高考结束，便带着他的“虱子大军”回家种地去了。我们住校每个星期天回家一次，倒不是为了休息，而是为了回家拿干粮。同学们每个星期日回家都要扛一袋子干粮回来，学校烧锅水把干粮熥熥，喝口热水，吃点淹咸菜，就算是吃饭了。那会儿同学们大都很穷，多数带的是玉米或高粱饼子，好一点的带个包皮火烧，很少有带馒头的。我母亲总是想法把干粮做的好吃点，有时在玉米或高粱饼子里掺点豆面儿，有时加点茴香或野菜，再放点盐，吃起来会觉得松软可口些，那时母亲也只能做到这些了，因为白面要留到过年时包饺子。生活尽管很艰苦，但我学习还是很努力的。我从来不贪玩儿，也很少参加业余活动，一心只想把时间用到学习上。有一次“虱长”好不容易拉我出去打篮球，还被“虱长”不小心打破了鼻子，鲜血直流，弄得“虱长”转着圈地跟我道歉，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去过篮球场。我每天早晨起得最早，躲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背书。到吃早饭的时候我回到宿舍，就让同学看着书我背，大概是因为我背的很熟，有的同学不知道是羡慕还是嫉妒，怪我早上不叫他们。我说好，那你们得跟我起床。可没过三天，怪我的那些同学，再也叫不起来了。一次我在校门外一个水塔下蹲着背书，忘了吃早饭，不知不觉到了中午，我站起身来想回校内，突然感到眼冒金花，头晕目眩，一头栽到地上，醒来时就像是睡了一大觉。也许正是这一大觉圆了我的大学梦，当年我真的考上了大学，虽然不是什么名牌，但我也弄了个全乡的状元，父母、老师、同学都为我高兴，“虱长”也特意跑来为我祝贺，着实为我兴奋了半天，临别时还特意提醒我说：“到大学里打篮球注意保护鼻子”，我非常真诚地接受了他的真诚，在大学里打球还真没有被打破鼻子。 大学毕业后我参军到了部队。二十年后，“虱长”开着车来看我，看见他西装革履微微发胖的样子，我断定他的“虱兵”们肯定都叛逃了。他说自己当年没有本事考大学，这些年自己弄了个养鸡场，鸡鸭成群，真得带上了千军万马。但他没有像韩信那样点过兵，究竟有多少鸡鸭他自己也说不清，这次鸡鸭鹅蛋给钱带了两大筐。中午我拿出瓶“舍得”酒招待他，我们边喝边聊了，聊到了“虱长”、聊到了“鼻子”，聊到了大学、聊到了乡村，酒越喝越香，越喝越有味道。作者简介：罗奎英，男，献县张村乡前尹庄人。1961年生，1979年在张村中学考入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1983年大学毕业后参军入伍，罗奎英自幼在农村长大，有着深厚的家乡情怀，在外漂泊45年，始终情系家乡，关注家乡，尽自己微薄之力为家乡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