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芬:回家的路

民生   2024-12-16 21:03   河北  
前不久,《今日献县》公众号发布了著名军旅作家李西岳的《回家的路》,我的眼前,立即铺设出一条路,再沿着他文中的这条路,万千思绪奔涌。此前曾在一些文学作品中读到李西岳这个名字,虽从未谋面,但“献县”二字立即消融了所有陌生感,特别是《回家的路》中那些独属于献县的乡音俚语,让我仿佛站到了西岳兄面前。作为献县人,无论哪个方面,西岳兄都让我高山仰止,早年从戎的他,从全国四面八方回家,我回家的路与西岳兄未必重合,但心路相近,更重要的是勾起我强烈的倾诉欲。

我于1964年出生于献县韩村。幼年丧母,父亲读过几年私塾,因之在艰辛的童年岁月,于泥土气息中得到些微的文化哺育。我的小学一年级在村子中央的一间土质教室里,现在几乎找不到那个位置了。摇摇欲坠的教室已成危房,学校发动全校师生在课余自力更生,愚公移山般从村南搬砖到村北的烈士塔,那里正建一所新的学校。从此,我在新校区读完小学,又在村东的韩村中学读初中,这时,周围的北张白、小屯、大村、高庄、西村等村子的同学都集中到这里读初中,外村的同学要走长短不一的路来上学,而我这时则享受着本村的便利。直到初中毕业升入了距离韩村九公里的淮镇中学(现献县三中),用脚步丈量那实实在在的九公里,才理解初中时期那些外村同学的星月兼程。

我升高中时已到了1979年,大抵上全国教育改革,全县只设立两所重点高中:献县一中和淮镇中学。我所在的淮镇中学招收“东六社”(具体哪六个公社我至今也说不上来)的尖子学生,我是以韩村公社第三名的成绩升入重点高中的,当然,一入学,“尖子”云集,我那点成绩优势立即淹没得无影无踪。

回家的路,自此开启。

那时能有自行车的家庭少之又少,记忆中我家的那辆自行车简陋残破,经常大口喘息着载人载物,家人就是用这辆车把我送到学校。这时的高中实行两年制,一入学就规定每月才让回家一次,而回家就不一定家人来接了。班里有条件的同学索性自行车放在学校,自己骑车回家,而我和大部分同学只能步行。从淮镇到韩村九公里,走出淮镇中学,校门与307国道之间有着高低不平的土岗,穿过307国道,一路向北的,就是惨不忍睹的泥土路了,其中要穿过两个村子:后屯(还是前屯?记不清了)和北张白。一般都是月底放假两天,再步行回学校。两年中,只有寒暑假家人才接送。

父母生养我们兄妹四人,我是老幺,上面两姐一哥,其时大姐已经出嫁到马兰村,平时基本是我哥和二姐轮流接送我。在淮镇中学的两年中,有时我也去马兰村的大姐家,这时就只能借同学的自行车了。那时啊,好羡慕能骑自行车上下学的同学们,他们一般都有家人在外工作,平时的吃穿用度吸引了太多太多羡慕的目光。

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淮镇307国道到韩村的那九公里路了。

1979年的献县农村,60年代之前出生的老乡大概都有印象,从淮镇到韩村的泥土路不下雨还好,只是尘土和坑洼,碰上雨雪天气的路况可想而知。有时与同村同学一起步行。当年韩村一起考入淮镇中学的有两名,一年后一名女同学退学,另一名男生在家是老大,下面兄妹太多,或许家庭负担超重,所以后来无法集中精力学习,升高二时分班都分开了,基本上只有高一一年中我们三人或其中的二人同行,到高二时,由于各自分班,各走各的,我一人上学或回家的时候多,丈量那段不长不短的路,能数清穿过的村子的房屋以及门前晒太阳的老狗,过了哪几个新旧建筑就该到家了……九公里,除了漫长还有煎熬。

有一次,我和同村女生一起步行回家,后屯与北张白之间有一片枣林,连接着一片盐碱地,盐碱地里长满那种暗红的荆条,女同学非要穿过枣林到盐碱地里玩耍着走到北张白,就在那一次,我不明所以地迷了路,瞬间分不清东西南北,如果不是身边有那个女生,我自己肯定回不到家……那次以后,我本来分明的方向感被奇异破坏,至今43年过去,回到献县尚能分清东西南北,一旦离开献县,汽车一出献县与武强县交界,立即晕头转向,在石家庄或全国其他任何城市,别想让我指出南北东西,有太阳也无济于事,以至于对别人确定方位时,只用“前后左右”。成年后当我嫁给当空军的丈夫,他经常用他的专业指出我搞出的方向笑话。

就是这段九公里,成为我人生的梦魇,经常梦到步行在这段路上,突然发了大水或塌陷而阻断,醒来大汗淋漓。

两年后的1981年,我参加当年的高考。那是高考恢复的第五年,仍实行大中专一张卷。那时我们入高中前都要到公社里用自家粮食换取饭票,30%细粮,70%粗粮,平时吃玉米面窝头吃得面黄肌瘦,于是高考前家长们纷纷送平时难得一见的食物给考生,我哥也给我送了一包白面饼,我与同桌据案大嚼,嫂子可能放了太多猪油,把我吃得口角噙香,可是,吃多了就显出太咸,喝了太多水,考数学时就出了状况——必须上厕所,一位女监考老师陪我去厕所时,还问我考题的难度,我哪顾得上回答她,立即返回考场……好在我平时数学不错,尽管上厕所耽误时间也考了80多分。

我平时严重偏文科,语文和数学经常在班里甚至全校保持前五名,但物理化学则不及格,上70分都是极特殊情况。

升高二时要分文理科,我的班主任孔繁政老师自然把我划进文科,并说:你若继续学理科肯定考不上!那时年幼愚钝啊,我竟拼命抵抗,死活不去文科班,理由是我对将要学习的历史和地理没有任何概念,初中时基本没上这两门课。考虑到我的偏科事实,孔老师非常负责地把我哥叫到学校,一起动员我到文科班,不知哪来的执拗,任凭多方动员,我仍不为所动,想到要学习两门陌生课程带来的恐惧,不知好歹地坚决拒绝。最后,孔老师给出一个方案:如果我在升学考试时物理化学依然不及格,“不去也得去”!否则,考不上大学只能自食其果了。

40多年前的献县农村,高考的意义,是与命运二字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个女孩,基本出路就是嫁人,我升入淮镇中学最初的38班,有一个颜值赛明星的女生,家就在淮镇,高二没上多久就被家里强行指婚而退学,我同村那个女生也是感觉考学无望早早退学嫁给一名部队志愿兵。高考,成为女生除了出嫁之外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男生还有参军)。高考对我的意义虽心知肚明,但当时的固执至今回想仍难以理喻。

走过了多半生,才明白,精心策划,拼命折腾,都抵不过一场命运的安排。

40多年后的今天再回首那个生命节点,命运这个推手竟如此强劲:我清楚记得,那次升高二考试成绩前所未有:化学70多分,物理60多分,孔老师无语,让我升到了理科班。当然,也正因为我的物理化学成绩,分快慢班时,我没能进入快班。

高考后的一个月,要出成绩了。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忘记是通过什么途径了,我们被通知返校去看成绩,而这时同学们之间有的可能已经知道了成绩,风传我考上了,但分数依然不知。所以返校那天我迫不及待地骑着自家那辆笨重的自行车,直奔淮镇中学。

这一年,本科分数线是390分,大专分数线是380分,我的总分是379.3,0.7分之差与大专失之交臂。但农家子弟能考入中专,只能聊作安慰了。

返程时,老天爷给我一个下马威:去时天气晴朗,阳光灿烂,返回时刚离开307国道,快到后屯的时候,大雨如注,路上立即泥泞不堪,不得不推着自行车艰难地走到了后屯,躲进一间废弃的草屋里,直到大雨停下才推车上路。泥泞依旧,不能骑车,只能推车行走,还要不时用树枝刮掉车轮上的厚厚的泥巴。记得有一刻,太阳出来,但隐在西侧天际,一片乌云后面,射出诡异的光晕,那一刻,想到将要开始的人生路,内心有期待,也有嘈杂,这样的“起跑”,让我惶恐不安。

当我把成绩告诉家人,一派欢天喜地中如若游丝的遗憾:0.7分……不过,毕竟十年寒窗,搭上了高考的快车,跳出农门,那点遗憾很快就被忽略了。

那之后不久,就是填报志愿。而这次是更大的考验——要到县一中去。

这次的细节已经模糊,应该正好村里的一辆拖拉机要到县城。而我是村里唯一高考上线的考生,应该是搭了这个便车,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县城。

我们先是集中在县中的一间大教室里,后来我又遇到一位初中毕业后读普通高中因落榜而在县中复读的同村同学,她带我去了她的宿舍,看到窗户下面的一排铸铁,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专属于城市的东西——暖气片,却出奇的淡定,可能觉得自己很快就会有太多新奇的发现吧。班主任孔老师和本村一位在县中教书的堂叔看到我的成绩时,毫不犹豫地为我报了河北纺织工业学校,他俩异口同声:女孩子嘛,学纺织再好不过。

河北纺织工业学校在石家庄。

该提到石家庄了。一个辛酸的往事——初中有一次考政治,一道选择题:河北省省会是——保定、天津、沧州、石家庄?全班同学瞬间懵住,那时,全班没有一个人出过省,去过沧州的大概率也是零,屈指可数的去过县城(城里),更大的概率是连“省会”这个名字都没听过,填写这道题时,教室一阵骚动,监考老师也无法制止,最后突然有个男生大声说出答案:石家庄!同学们顾不得、也没资格辨别真伪,纷纷填写。而那个男生,父亲在外地工作。

现在的后生们,无论在多么偏僻的乡野,一部手机与全球相联,请理解彼时的我们,那时距离手机、网络的出现还有二三十年,平时哪有报纸的影子!村里的广播时断时续,大多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别怪我们——不知石家庄为何物。真的,那一刻的石家庄,在我心里,就是天边。

考入石家庄,将到省会读书,暂时掩住了与大专失之交臂的失落。至今我能记住1981年的9月22日——我报到的日子。不知是否苍天故意考验我,特意在我人生路的起点,设置一个难言的难题——从20号开始大雨滂沱,家人一下子犯难:如何入学?

送我报到的重担无疑落在我哥身上。那一年,我17岁,听大人们反复计算如何送我到石家庄,我大致能听懂的路线:坐汽车到沧州,再从沧州坐火车到石家庄。忘记那时是否已经开通了沧州到石家庄的长途汽车,或许我哥知道,但他们为何没选择直接坐汽车我就不得而知了。

连续的大雨,泥土路全面瘫痪,韩村到沧州,现在一路高速二三十分钟的路程,可是40年前,就是一道用过物理化学的难题,偏偏又赶上大雨,记得我哥和叔叔家的堂哥反复商量,他们认为韩村距离北面河间县的沙河桥镇更近些,最后确定套一个驴车(也许是牛,但肯定不是马,不记得我家当时是否有这三种牲畜,不是堂哥家的,就是我哥从外面借来的),在木板车上搭上弧形的棚子,覆上塑料布,车里铺上一条破棉褥子,就在风雨中出发了。

参加工作后,我经常想起人生之初这两场豪雨,不知命运给出的,是怎样的谶意。

从韩村到沙河桥,记忆完全模糊,有一点是肯定的:堂哥从沙河桥赶车回家,我哥和我乘坐长途汽车到沧州。其实我哥那时也基本没出过远门,但他却知道一路换乘,我记忆中非常清楚的一幕,在沧州火车站排队买火车票,不时有乞讨的人过来伸手要钱,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乞丐,也是从那时开始到石家庄升学后的多年间,身边人一听说我是献县人,先是投来异样的、意味深长的目光,随后千篇一律的脱口而出:献县多是要饭的……

上世纪60年代前出生的献县人,这样的窘境,大概率是不陌生的。

想想真的难为那时候的我哥,他大我十岁,纯正的农民,居然带我坐上火车,绿皮火车如此新鲜,却拥挤不堪。想想那时可能刚刚改革开放,经济将要复苏,外出的人们渐渐多起来,才带来交通的重负。让我意外的是,我乘坐的这辆火车居然还要在德州转车,我木头人一样跟着我哥转上了另一辆火车,好像改换了方向,这次没换车就到了石家庄。

而后的回家路,就是寒暑假。我在纺校的同班有个肃宁县女同学,第一个寒假就选择从位于现在石家庄南三条位置的长途汽车站乘坐回献县的汽车。而那个肃宁同学我们几乎同路,于是她建议我跟她一起乘坐到河间的车,同时路过肃宁她的家,也到沙河桥,我提前写信给家里,让家人到沙河桥接我。

这样走了一次,我哥告诉我还是坐到淮镇方便,后面的暑假我曾经选择过淮镇,也曾坐火车到沧州再换汽车到淮镇。中专两年,回家的路就在这样的转换周折中,道阻且长。乘坐长途汽车经过了衡水,就到了献县地界,每次经过那个高高的大堤——四十八村泄洪区,心情无比沉重。我的家虽不在这一带,但小学课本里有一篇《四十八村换新颜》的课文,课文中有献县二字,因当时的年龄,没留下任何印象。这个村名的发酵,还是在我离开献县到省会求学,“献县都是要饭的”听多了,忽然想起小学这篇课文。后来的这些年,特别是1998年、2012年和2022年的重启献县泄洪区,我更明白和理解了我那灾难深重的家乡父老为省会石家庄、为京津所做的巨大牺牲。时隔多年,当“乞丐”二字渐渐与献县这个地名脱钩,将要隐入光阴深处的时候,突然的洪水又把这个地名推到世人面前,竟是以这样悲壮和惨烈。特别是在最近的2022年,已经有了微信群,几个群里有人知道我是献县人,纷纷问候,我告诉大家我的家并不在滞洪区,仍然得到潮水般的同情和敬意。年近花甲的我,身在省会眺望献县,却五味杂陈。

记得有一次寒假,我在淮镇下车后,久等不见哥姐来接我,无奈只好自己步行回家,一边留意路上的人,期待迎面碰上哥姐。结果刚刚走下307国道,后面有人骑车过来,超过我后扭头喊我的名字,原来是另一个在沧州工作的堂哥正好回家,他平时在淮镇亲戚那里放着一辆自行车,供回家时使用。立即骑车带上我回了家。回到家才知我哥临时有事不能接我;还有一次,那是我参加工作后春节放假回家,说好的时间在淮镇接我,结果由于家里我的侄女出生,二姐也已出嫁,我哥让那个在沧州工作的堂哥家的儿子骑车接我回家。

是的,我从纺校毕业后分配到了石家庄国棉四厂,没有了寒暑假,但每到春节又要重复回家的路。这时的307国道显得越发重要,而可选择的长途汽车似乎也多了一些。每次坐车都是人满为患,能买到座位已属不易,尽管如此,从淮镇到韩村的九公里,依然要反复核算。整个80年代,这样的路,不堪回首。

大约90年代的某一天,平凡生活中突然空降一个名词:高速公路。初听时,不知公路成为“高速”会是什么样子,直到有一次乘坐长途汽车回家,才看到真实模样。

当回家的路进入高速时代,先是在献县大陈庄下高速,从淮镇到韩村的九公里也有了硬化的希望,大约是在90年代末期,那条路铺上了沥青。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租三轮车或者出租汽车出现在淮镇到韩村的路口,回家的路逐渐畅通,回家的用时,大大缩短。近20年,随着高速公路建设的突飞猛进,石黄高速在淮镇设立了出口,再后来,韩村也有了高速出口,这时,一个标志性事件:私家车进入百姓家。回家的路,再无须核算。

只是这时,父母早已故去,兄姐也四散而居走上属于各自的人生路。对于我,献县,韩村,真正成为——老家。当自己在人生路上奔波辗转偶尔茫然无助、惶然不安之时,当我需要“停停脚步,等等灵魂”的时候,献县,才及时出现在心灵的幕布上。


题外——
近年的写作,让我或远或近地获知一些献县作家的名字:李西岳,彭玲,宋灵慧,张华,巩新华,王小丫……他们作品中多姿多彩的献县风物时常撩拨我这颗老旧的心脏,惭愧的是,由于自身写作的“票友”属性,年近天命才用心写作,笔下极少出现献县相关。

当初入学到河北纺织工业学校,又分配到纺织厂,才深切感怀孔繁政老师极力让我学文科的良苦用心——领到纺校的教材方知,纺织属于工科,那些学科内容以及分配后的工作性质带来的痛苦无以复加,至此,我是如此强烈地怀念文科,悔恨自己当初的愚蠢无知,一种强烈的学习中文系的渴望油然而生,也做过许多努力,不过,此时人生已不可逆转,一次次铩羽而归,面对的,只有终生遗憾。

工作六年后,由于我平时的随笔涂鸦,在报刊发表了一些铅字文章,在一次党政机关公开招聘时,我拿上作品剪报参加了笔试和面试,而后就调入了当时的桥东区委党校。从心理上,与“文”近了一些,而受制于诸多因素,真正的写作,始于十年前。

这些年来,身边不少初、高中同学,各行各业,我曾亲眼看到,或间接听说,他们都以各自的技能或职业优势为家乡做过各种各样的贡献。而我一介女流,身无长物,写作也晚,面对家乡,唯剩惭愧。

榜样的力量如此珍贵,西岳大哥、彭玲等家乡作家,以他们的作品和对家乡的热忱走在我的面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刘世芬,笔名水云媒,1964年生于献县韩村,现居石家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石家庄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散文随笔集《看不够的<红楼梦>,品不完的众人生》《毛姆VS康德:两杯烈酒》《无关颜值》等多部,作品被转载、入选全国各类文学选本、年选、排行榜,并被应用于各地中高考阅读理解及公务员模拟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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