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让我更有力量”

“中国法治有三大进步：一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形成全民守法、全民懂法、有规则意识的法律文化；二是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体会到公平正义；三是涉外法治，目标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对中国的学生、复旦的学生，是更大的舞台，也是更大的责任。”

今天（10月22日）下午，上海仲裁协会会长、上海市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校友俞卫锋重返母校，走上相辉堂讲台，以《法行天下, 律引人生》为题，开讲“强国之路”思政大课。

“我刚才进学校的时候，特地去拍了这张照片——这是复旦的5号宿舍楼，5号楼526室当时是我大三、大四的寝室。”俞卫锋说，“我的‘职业生涯’就开始于复旦大学，开始于5号楼526室。”

1989年，俞卫锋考入复旦大学法律系国际经济法专业。在这座学府，俞卫锋受到“要将法律注入民族的灵魂”的鼓舞，积极进取，学习认真刻苦，成绩优异。他积极参与社团活动与社会实践，不断提升自我。

如何学以致用，将日常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处理案件中？怀着长久的思考，大三那年，俞卫锋与志同道合的同学共同创办了“复旦学生实验律师事务所”，提供义务法律咨询，无偿帮助学校师生处理法律纠纷。这个社团成立与活动的地点——5号楼526室，成为俞卫锋律师梦的萌芽之地。

回看这段经历，俞卫锋笑称自己是“无证执业”，还承担了“律所主任”的责任。处理过一些琐碎的案件后，1994年的春天，俞卫锋迎来较棘手的“讨三角债”案件。为了帮助委托人讨回借出的300元钱，俞卫锋尽心尽力，拿着两张公交月票，跑遍整个上海，“从杨浦区追到黄浦区，从浦西追到了浦东”。在第一次踏上浦东的“烂泥渡”时，俞卫锋见到当事人，他没有胆怯，鼓起勇气进行沟通，“法律让我更有力量”。

“俞同学，钱拿回来了！”历经坎坷，数月之后，俞卫锋接到电话，听到委托人的喜讯。一瞬间，作为律师的自豪感，在他心中油然而生。“如果说专业学习提升了我的认知力、思辨力和书面表达力，那课余的兼职工作为我打开另一扇窗，不仅提升了我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口头表达力，也磨炼了我的判断力、执行力和抗压能力。”

回望过往，俞卫锋用“6322”进行概括：在复旦，他本科读了6年，横跨两个班级；之后，他进入中欧国际商学院、哈佛商学院读书，开阔眼界，探索未知领域，拥有3所母校；先后就职于2个机构，一是浦东律师事务所，二是他27岁那年联合创办的通力律师事务所。

最后一个“2”指的是2015年到2019年俞卫锋担任上海律师协会的会长，从一个律所的管理者成为一个行业的代表；2019年至今，俞卫锋担任上海仲裁协会的会长，宣传推广中国的仲裁，把上海打造成为面向全球的亚太仲裁中心，“一直在路上”。

“总结一下我自己，就是一个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忙忙碌碌、心无旁骛的律师。”俞卫锋言语温和而有力，“我还是一个永远的复旦人。”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律所，我都认真做好本职工作。若干年后回头看，你会发现自己处于时代的大潮之中。”俞卫锋从自己在校期间的法律实践经历和执业历程讲起，以个体的视角引出我国法律体系和法治环境的变迁，律师这一职业的发展变化是其中重要缩影。

从一度几近消失，到1979年12月19日司法部发布《有关律师工作的通知》，标志着律师制度作为中国法律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得以恢复；再到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通过，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制度的形成，这一过程不仅是“律师”作为一个职业的起落沉浮，亦折射出我国民主法治不断发展完善的时代之浪潮。

“律师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律师应当为谁辩护？”谈及这一问题，俞卫锋的回答掷地有声而充满信念：“律师要守护程序的正义。我们是在为制度辩护，一个人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必须经过法律的审判。这是我们以生命在捍卫的权利。”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律师执业时的宣告，也是面向未来的庄严承诺。

以上海“新天地”的旧城改造工程为例，俞卫锋探讨立法与执法层面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他曾经作为贷款方的律师，深度参与到这一工程之中并为之自豪，直到有一天他读到一篇新闻报道，“从宏观层面看，拆迁是必须的、必要的，但在微观层面，这一举动会涉及千家万户。”

通过这个故事，俞卫锋用以小见大的视角引出了我国房屋“动拆迁”制度的变迁。从1991年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到2001年条例提高补偿标、更加保护被拆迁方的利益，再到2011年《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房屋征收”取代“动拆迁”，可以看到我国的立法从原来的强调效率到越来越强调公平的明显转变。“立法就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进行权衡。我们的立法从效率端不断走向公平端。”

“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方向，在司法层面就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其中就涉及到法律文化的问题。”俞卫锋指出，我国法律法规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立法的质量与法律法规之间的协同性、一致性也在增强，即法律在对于社会的指导方面有一致的价值观和明确的方向，弘扬着相同的法律文化。

谈及法律文化的重要性，俞卫锋回忆起自己曾在复旦2023届毕业典礼上被问到的问题：在这几十年的工作中最大的成就是什么？他当时回答：“让更多的人相信规则的力量。”而让规则的意识注入到中华民族的灵魂之中，便是法律文化的意义。

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完善不仅体现在国内法，还关乎我国如何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将中国的经验和利益展现在国际的规则之中——俞卫锋作为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第二工作组的观察员参与全球民商事案件解决规则的制定，对此深有感触。“随着我国对外投资的增加，无论是从立法、司法还是执法的角度，都应当去考虑如何有效地保护我国企业、公民与政府的利益。”

授课的最后，俞卫锋回到了那个最初的“热身游戏”——屏幕上有九个点，如何用一条不重复的线把它们连起来？他给出了一个“另辟蹊径”的答案。“从法律规范的角度，大家当然要守法，但从学习的角度，我希望大家能跳出条件的限制，不要被条条框框所束缚。”

“Think out of the box。”俞卫锋给出对复旦学生的寄语，“大学生活刚刚开始，大家要更加努力地学习，用开放的思维去拥抱新时代。”

同学们纷纷向俞卫锋提问。结合专业，2024级法学本科班张佳怡同学提问：“请问您认为从一个法律实务工作者的角度，在中国的法律教育和实际法律工作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差距？我们又应该如何弥补这一差距，在实践和未来层面实现报国成才的理想？”

俞卫锋坦言，法律是一门理论科学，同时也是人类实践智慧的结晶。对在校学生而言，一方面要学理论，把理论学通透，弄懂背后的逻辑；另一方面要重视实践，除了课堂之外，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包括学校的社团以及学校之外。“这能够让你开阔眼界，帮助你找到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方向去努力。通常说的‘眼界决定发展’，所以你的眼界一定要开阔。”

“如何在目前的国际体系中，更有效地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维，来提升中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2024级社会科学试验班1班孙浩轩同学提问。

“如何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或者说如何在国际的舞台上来发出中国的声音，提升中国的影响，这是一门技术，同时也是一门艺术。”俞卫锋建议，要通过学习，深入了解既有制度背后的逻辑，求同存异，在国际交流中寻找共识，并且通过宣传，展现中国在纠纷解决、商事仲裁调解等方面的特色，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