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派二胡的定位
“秦派二胡”为当代中国众多民族器乐艺术流派之一，是自刘天华先生在 20 世纪初叶开创的专业二胡艺术形成以来发展最快、成就最高、特色鲜明、影响深远的一个地方派别。在林林总总的二胡派别中①，“秦派”有它特殊的地位。
二、秦派二胡的“立派”条件
1．曲目数量大，初步统计，具有“秦风”“秦韵”的二胡独奏曲、叙事曲、协奏曲不少于 100 首。其中某些曲目产生了全国性影响，如《秦腔主题随想曲》、《迷胡调》（鲁日融）、《蓝花花叙事曲》（关铭）、《陕北抒怀》（陈耀星）等。
2．元素多样而风格相对统一，无论取材于陕北黄土高原的民歌、道情，还是关中平原的秦腔、迷胡、碗碗腔，都一律凸现出浓郁的“秦声”特色，由此，在民族器乐界高高地树立起了一种公认的二胡艺术地方风格。
3．初步形成具有本派特色的一套律制、技法、旋法、音韵等音乐语汇。
4．为了拓展“秦派二胡”艺术的发展空间，在长期创作、演奏实践的基础上已经进行了一定深度的理论思考和探索，从而为本派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三、“秦派二胡”的历史、地理、文化渊源
1．“秦”地历史文化传统极为深厚。“秦”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古代“区域文化”的优秀代表之一。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前 5000—前 3000）、传说中的“黄帝”、三千年前的周、两千多年前的秦及把封建文化推至高峰的“汉唐”文明，构成一个绚烂多姿的历史文化长廊。同时，这里北部有黄土高原，中部有关中平原，南有汉中盆地，三分天下，各有其一；多样的自然景观及相关民俗生活内容，培育了多种文化生态。历史地理的优势，给 20 世纪新音乐创作、表演、教育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启示。正因如此，以这一“地域”文化传统为依托的“秦派”二胡，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的光耀。
2．“秦”地民间音乐品类繁多，风格特色富有个性。纵观三秦大地，广泛传播着难以计数的民间、宗教音乐，其中有陕北、陕南民歌，陕北、陕南、关中秧歌、社火，陕北唢呐、道情、说书，秦腔、迷胡、碗碗腔、汉调二黄、华县皮影、各地佛教、道教音乐等。特别是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唐宋的“西安鼓乐”，其曲目数量之巨、民间传承之悠久、历史文化含量之深邃、体式结构之庞大精妙，皆可以称为汉族传统音乐之翘楚。另则，秦地民间音乐不仅仅是品类多样，更重要的是它们语汇、音律、风格的相对统一（汉中盆地音乐属“江汉文化”板块，需另议），这一重要特征必然为“秦”地音乐的千年传承、发扬光大以至在 20 世纪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下继续创新提供了根本性的基础。
3．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几代“秦派二胡”艺术家为提升、繁荣本地区的民族器乐，表现出一种可贵的奋斗精神和文化自觉性。“天时”（历史积累）、地利（类别多样、特色鲜明）只是前提，文化的传承、创新，最重要的还需要“人”的拼搏和自觉。这一点，在“秦派二胡”的成长中尤为明显。我们注意到了，具有秦地音乐风格的早期名作，不是出于二胡，而是更富有秦地“草根”特色的“板胡”曲《秦腔牌子曲》（郭富团，1952）、《绣荷包》（张长城，1952）、《红军哥哥回来了》（张长城，1958）等，可以说，这是“秦风”独奏曲第一次在现代民族器乐艺术舞台上亮相，而且，让当时的民乐界耳目一新，为之一震。正是受到这一创作动向的影响或感染，板胡之后，紧接着就有了鲁日融老师的《秦腔主题随想曲》和《迷胡调》两首秦派二胡名作的问世。它们的产生，不仅仅是为二胡艺术领域增加了两首新作而已，而是标志着一个重要的地方派别的正式诞生。从那时到现在，整整半个世纪，这个二胡地方派别以它强盛的生命力，持续地掀起了一股二胡艺术的 “西北风”。无论是创作、演奏还是学术研究，新作不断、成果累累、顺时而进，获得了广泛的承认和赞誉。
于此，天、地、人三要素，为“秦派二胡”的形成、壮大、兴旺，各自发挥了内聚的潜力，最终酿成了今日令人“刮目”而视的阵势。令本派自豪，也让二胡界欣慰。微信搜索中国二胡艺术网关注每天分享专业二胡知识
四、秦派二胡与中国 20 世纪二胡艺术
秦派二胡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进入二胡界视野，这个时期正好也是二胡语汇技法向多元探索与扩展的时期，从比较有代表性的曲目看，计有江南风格 （《二泉映月》《寒春风曲》②《山村变了样》）、东北风格（《江河水》《新东北风》）、蒙古族草原风格（《在草原上》《赛马》）、中州风格（《豫北叙事曲》《河南小曲》）、江淮风格(《赶集》)、西藏高原风格（《金珠玛米赞》）、湘楚风格（《湘江乐》）、川蜀风格（《大凉山狂想曲》）以及岭南风格等。但很可惜，所有这些具有地域民族风格的创作，常常仅有一两首，似乎是为“试验”而作。个别有深远影响的名作如《豫北叙事曲》《江河水》等，则其创作取向意在作品的语汇、技法上加以突破，而将地方风格置于后位。唯独坚持下来并自立一派的，恐怕仅十之一二而已。
其中就有一个“秦派”。所以，“秦派”的自立，在 20 世纪二胡艺术中就有了不同凡响的意义。它证明了在一种现代器乐艺术中，如果目标明确、执着追求，一定会形成相对独立的地方派别。同时，这样的派别，对于这门艺术的兴盛、成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最后，它还能让这门艺术继续保持自身的多样性和创造的生命力。总之，秦派的树立，对 20 世纪二胡艺术未来的启示意义，值得界内同仁三思！
五、秦派二胡与“秦派民乐”
秦派二胡与“秦派民乐”是共生的。它们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共同的传统音乐资源。从秦地的民族管弦乐队创作而言，它的发端比二胡早一些，从其他独奏艺术而言，二胡又比古筝、琵琶、阮、笛子、唢呐、笙等略微早一些。但无论迟早，它们相互间的亲缘关系是十分紧密的，相互间的影响也很广泛。大家几乎都以秦地各种民间音乐素材进行本领域的创作，只是语汇、技法各各有异。相比之下，二胡、古筝、板胡三件乐器的成就更大一些。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倾向是，1990 年代以后，秦派的管弦乐、琵琶等领域的创作语汇技法出现了某些“新思维”，拉大了与传统风格的距离，其他各类乐器则仍固守着传统“秦风”。其中的原因，我以为是专业作曲家介入的成分较大而产生的。二胡领域仅出现了青年演奏家高绍青在域外进行的“陕北民歌”的爵士化试验，力图加大秦派二胡的“张力场”，但未引起国内、省内同行的注意。窃以为，在秦派二胡的逐步前进中，任何一种新的探索都应该给它一定的空间。秦派二胡只有兼收并蓄，才会有更宏阔的前景。
六、余论——秦派二胡前瞻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积累，秦派二胡成绩赫然，获誉很多，并在二胡艺术的地方派别领域中居于重要地位。然而，仅仅满足于此，决不应该是我们的最终目标。相反，我们应该树立更为远大的追求，我们也有条件实现这样的追求。个人认为，要让秦派二胡取得更大的艺术成就，为新世纪二胡艺术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先寻找到存在的问题，再讨论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方是前进的良策。
秦派二胡的问题，主要存在以下几点：
1．在音乐语汇风格的应用上，呈现出较强的“守成性”如果说以往秦派二胡所以有很强的可听性，其风格所以具备那样鲜明的特色，主要还是来自秦地的民间音乐资源本身。这是秦派二胡乃至所有秦派民乐的优势，但太过“自守”，日久天长，优势就会变成我们的劣势，守成性（对于地域特色的依赖）越强，新风格出现的机率就越少。我们应该就此认真反思！长期固守于一种风格特色，一定会造成地域特点的单一化倾向。
2．在民间素材的选择上，呈现出一定的“单一性”
对大多数秦派二胡所用的音乐素材分析之后，人们会发现它们主要来自秦腔、迷胡、碗碗腔和少量陕北民歌。素材的“单一”（相对而言）必然带来整体风格的“单一”（也是相对而言）。实际上，秦地的音乐何止这些，仅一种“西安鼓乐”就是一个积蕴丰厚的音调宝库。但迄今为止，我们很少见到取材于“西安鼓乐”的秦派二胡作品。所以，我们应该把眼界打开，向更大范围的“秦地音乐”索取资源，也应该在更高的层次上提炼出新的音乐思维，让秦派二胡生长的土壤更加辽阔富饶，语汇技法更加多元。
3．在创作队伍的成分上，也显得“单纯”
如果我们统计一下上百首秦派二胡的作者，可能百分之八十以上来自演奏家。这也是所有民族器乐创作的一个普遍现象。无疑，秦派二胡演奏家对于这一派别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因为直到今天，几乎所有优秀的传世秦派二胡作品，也都是由他们谱写的。但同样的，这样一种优势，持续太久，仍然会成为它的劣势。这正如 20 世纪二胡领域的历史进程一样，早期的二胡前辈，均一身三任，既是演奏家，又是作曲家，也是教育家，从而开创了二胡艺术的新天地。然而，到了 1960 年代，如果没有刘文金的《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可能二胡还会步履维艰，继续处在一种创作的“半业余”状态。为了使秦派二胡在基本立足的基础上“再跃一步”，我们必须与作曲家队伍“结盟”，让他们关心这个派别，为这个派别的兴旺发挥自己的才能，让秦派二胡在未来的发展历程中不断有佳作、大作、力作问世，为新世纪二胡艺术的全面繁荣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总之，开阔视野、强化优势、改变观念、立足创新，将是秦派二胡今后最重要的选项！
①目前认定二胡派别的理论依据，取多种因素。如“蒋派”以一位演奏家的演奏风格和技法为宗；江南派、秦派以作品地域风格为宗。还可能有以一位教育家的教学方法及其成名的学生群体为宗者，如正在酝酿的“马（有德）派”或其他教学派别。在二胡艺术发展出现了全面发展的大趋势时期，本人认为只要有依据、有事实，均可以“开宗立派”，它对二胡艺术的不断推进，在总体上肯定是有益无害的。
②阿炳的这两首杰作，“创作”年代应该在 20 世纪前半叶，但由于它被正式记录、特别是广泛流传于 1950 年代以后，所以，我们有理由把它作为 20 世纪后半叶的作品。
来源：人民音乐，20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