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育龄女性不孕症患病率每七对夫妇中会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每四对夫妇中有一个，某些地区甚至高达30%，在我国也有7%-10%发病率的报道，不孕症发病率逐年上升[1-3]。
之所以不孕症的发病率逐年升高，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环境因素等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成为母亲的道路上，本该幸福甜蜜喜悦的过程，在被告知不能自然受孕之后，又是怎样的体验？……
虽然夫妻双方都会受到不孕不育的影响， 但在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下， 赋予了女性更多的角色要求和期待， 生育被看成是女性所承担的任务， 孩子被证明是家庭幸福美满的基础， 不孕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更多的作用于育龄期的女性。她们可能会承受着来自社会的“歧视与偏见”、 “对婚姻破裂的担忧”、“大量的负面情绪”[4, 5]、 “较低的性生活质量”等多方面的不良应激源。
如果说经历不孕不育，男女双方都会有压力，那么已经有大量的数据表明，女性比男性承受着更大的社会压力和性压力[6]。
在情绪方面女性体验者更多的焦虑抑郁的情绪，与职业地位中等或较高的女性患者相比，职业地位较低的患者承受着更多的来自不孕的焦虑情绪[7]。
即使是男方因素导致不孕的夫妻中，女性的焦虑程度更高，并且女性的抑郁程度与诊断类型无关[8]。
经历着不孕经历的准妈妈们，在通向母亲的道路上，虽然有一些压力、有一些“荆棘”，但我们看到了准妈妈们身上的勇敢、坚定、伟大和担当，每一位准妈妈都闪闪发光，如何让这段旅程走的更加熠熠生辉？
下面几点建议和办法，可能会起到不错的效果：
例如：从积极的角度思考不孕问题、寻找其他生活目标，似乎是可以降低不孕带来的婚姻和社会压力。
要孩子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人生大事，但确实并不能作为唯一的事情，作为准妈妈，依然可以保持自我的其他角色相对的稳定，比如你依然有你所喜欢做的工作、有喜欢的运动、有你的爱好。
作为生命个体，可能都会有各种各样身体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医学的发展，依然给了我们更多可以解决这些困难的办法。
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有的准妈妈为了避免来自社会的压力，会回避孕妇群体，或者回避讨论跟孩子有关的任何话题，但这种方式似乎反而增加了其内在的压力水平。
研究表明，夫妻中的一方对不孕的诊断的态度和反应受另一半应对方式的影响，同时对于为人父母的重要性持不同看法的夫妻，与观点相近的夫妻相比，他们的关系满意度可能更低[9]。也就意味着夫妻双方态度月越趋于一致，越能促进夫妻的亲密度及其关系的满意度，更能让女性获得情感和心理上的支持。
不孕的发生其实只是生命中的一个片段，或者过程，经过积极的辅助助孕治疗，育龄夫妇还是能够获得不错的助孕结局的。甚至有的夫妇经过相应的调理依然能够自然受孕。
生命中会有各种各样的不为我们所控制的发生，这个时候可能更需要我们有积极面对的态度和保持自我价值感的信心，以及稳定的情绪状态。
参考文献:
[1]. Schwerdtfeger, K.L. and K.M. Shreffler, Trauma of Pregnancy Loss and Infertility for Mothers and Involuntarily Childless Women in the Contemporary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loss & trauma, 2009. 14(3).
[2]. Mascarenhas, M.N., et al., National, regional, and global trends in infertility prevalence since 1990: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277 health surveys. PLoS medicine, 2012. 9(12).
[3]. Nachtigall, R.D., International disparities in access to infertility services. Fertil Steril, 2006. 85(4): p. 871-5.
[4]. 杨丽, 周飞京与董悦芝, 不孕不育患者的心理压力对生育生活质量的影响. 郑州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5. 50(05): 第703-706页.
[5]. Satvinder, P., C.E.C. Sarah and B.A.V.D. Olga, Depression and state anxiety scores during assisted reproductive treatment are associated with outcome: a meta-analysis. Reproductive BioMedicine Online, 2018. 36(6).
[6]. Donarelli, Z., et al., Are attachment dimensions associated with infertility-related stress in couples undergoing their first IVF treatment? A study on the individual and cross-partner effect. Human reproduction (Oxford, England), 2012. 27(11).
[7]. Lykeridou, K., et al., Occupational social class, coping responses and infertility‐related stress of women undergoing infertility treatment.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 2011. 20(13-14).
[8]. B., D.P., R.N. C. and F. T., Anxiety and sexual stress in men and women undergoing infertility treatment. Fertility and Sterility, 2007. 88(S1).
[9]. Slade, P., J. Emery and B.A. Lieberman, A prospective, longitudinal study of emotions and relationships in in-vitro fertilization treatment. Human reproduction (Oxford, England), 1997. 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