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孩新作
写在前面:1983年夏季，16岁的我中考失败，便开始尝试文学创作，想以此改变人生命运。1984年，我参加了南通市文联创办的文学刊物《三角洲》的文学函授，即每月收寄刊物，同时还可以给刊物写稿。那一年我没在《三角洲》发表作品，但她给了我少年时代的温暖记忆。那一年，我在《北京农场通讯》发表了处女作小说《回乡》，虽然只有2000字，但我却永远记住了它。今年是我从事文学创作40年，很高兴在2024年4月下旬刊《三角洲》发表我的散文《故乡没有信来》，一切算是因果有缘吧。
书信在互联网来临之前，是人们交往的基本方式。当然，互联网通过电脑、手机发信，也要写信的，不过取代了人工跑路而已。我从小对写信就很好奇，每当看到穿墨绿色制服的邮递员，骑着公家标配的印有中国邮政字样的自行车，自行车的前后架侧挂着专装报刊和信件的布袋子，就充满好奇。那种好奇，是老想知道那信里边究竟写了些什么?因此，我常在中午的村口，等待邮递员由远处而来，再看着他从眼前驶过，径自奔向村部。然后，在几分钟后，又看着那邮递员神气地从我眼前驶过，去奔向另一个村庄。再然后，就听村上的大喇叭开始广播，某某某，某某某，请速到办公室来，有你家的信。
我盼望着大喇叭某一天也能喊上我父亲的名字。那一刻，我会第一时间跑到村部，取回写有我父亲名字的信。可是，那样的事情几乎没有发生过。在七十年代，我家与外界的联系只有在京城里工作的爷爷。童年记忆里，爷爷很少回到乡下的家。在我朦胧的记忆中，奶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本来爷爷在城里的医院做厨师，平常假日很少，交通也不便，现在他的媳妇不在了，他的儿女也都结婚了，他回来就没有更多的念想。后来，爷爷在城里和一个老护士结婚，他们住在白塔寺大茶叶胡同一个大杂院里。那里，就是我可以在乡村伙伴间炫耀的我爷爷在城里的家。
爷爷早期不习惯给家里来信。我父亲更不习惯给他的父亲写信。爷爷跟家里联系的方式，常常通过一个在城里做事的村里本家大爷给捎话。我爷爷很小的时候，就在城里的钟表店工作，我父亲说那店是我曾祖父开的，买卖不大，但足可以供一家人吃穿。村上许多人进了城，大都在我们家的钟表店里歇脚，喝茶吃饭自然不在话下，也有的还要留下住上一两天。我们家人老实憨厚，宁可自己少吃少用，也不能怠慢了村里人。多少年之后，当我二三十岁时偶尔和村里上岁数的人聊天，他们还念念不忘我的曾祖父和我爷爷当年如何对他们好。
曾看过余秋雨先生的文章《信客》。注意，在这里我用的是文章，而不确定是散文还是小说。以我的写作判断，他这文章是散文化的小说，或是小说化的散文。余先生讲的信客，是在人民邮电之前往来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信使。信客，顾名思义，就是受他人之托，给对方亲戚朋友捎口信、传信件和代送简单物品的脚力劳动者。可以想象，能当个信客，并非易事，首先要身体好，脚力快，还能负重。再者，脑子要活泛，城乡间的交通必须熟，懂得超近绕远，天气变化。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那就是要诚实守信，嘴巴要严。这样的人，很容易让人想到影视剧中的地下交通员。
读余秋雨的《信客》，就寻思，放过去我能不能干那活儿。特别看到，那个老信客受人之托，从上海往乡村带一捆红色的绸缎，为了捆得扎实，他从捆好的绸缎里取出一块做捆绑用，结果那主雇托了另外一个人给家里提前送来一封信，告知他已委托信客给家里送来一捆绸缎，并叮嘱一定要看那绸缎的两端被人动过手脚没有。结果，显然是出乎老信客意料的。但在那封信件面前，顿觉颜面扫尽，只得含恨用钝器砸伤自己的手指，发誓从此再也不做信客。老信客更为决绝的是，他甘愿选择到山上去当一个终身守坟人。看到这里，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
这让我想到，在七八十年代，我逐渐知道我爷爷也曾隔三五个月给他的儿子我的父亲写信的。爷爷的信不是通过邮局邮寄，而是通过前面提到的那个也在城里做事的本家大爷。大爷的工作是我爷爷给找的，他回家的次数多，想必能有个正常的休息日。我爷爷回来少，除了工作忙，道路远，更主要的原因是他迷恋京剧。只要有时间，他就到剧场看戏，后来还参加了一个职工业余京剧团的演出。人不爱戏，是体会不到戏痴戏迷的那股邪性劲儿的。爷爷最初的信里，只写几行字，内容无非问候几句告知平安，极为重要的是在信里夹上10块或20块钱。有了这点钱，我们家的日常开支就有了保障。除了给钱，爷爷有时也让本家大爷给捎上二斤肥肉，肥肉炼油炒菜，油渣儿烙葱花饼或包饺子，这在当时的乡下就是上好的吃食了。
然而，有一天我没想到的事发生了。那天傍晚，冷风嗖嗖，刚进家门，就听得父母又在争吵。以前，他们也经常争吵，原因很多，多是父亲当村干部不顾家。母亲一个人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做饭、刷碗、收拾卫生，都完事，还得喂猪。而父亲这时要么在开会，要么在村里几个要好的人家吃饭。时间长了，母亲当然难以忍受，终于在忍耐中爆发。为此，我曾多次想到离家出走，可走，又没什么好去处。有几次，我偷偷跑到场院的稻草垛里呆着，那里很隐秘也很暖和。可是，一次两次行，多了也会被别人发现，尤其是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孩子。岁数大的也有，那都是男女在幽会，也是我们所不希望看到的。
进得家来，就听我母亲嘴里在不停的骂给家里捎信的本家大爷。母亲说，我爷爷给的钱，常被大爷拖欠，有时甚至把给我们的肥肉留在他们家里。我母亲让我父亲给我爷爷写信，告诉他不要再让那个大爷给家里捎信带东西了。如果要给，就直接通过邮局寄，实在不行，就让我父亲隔上两三个月进城到家里取。我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觉得那样会影响到我爷爷和本家大爷的关系，也会影响我家和大爷一家的关系，毕竟在一个村子相处，低头不见抬头见，面子上太难看。另外，让我父亲到城里专门去一趟找他父亲要钱要肥肉，他这个做儿子的实在做不出来，何况我爷爷娶的那个老护士她带过来的还有两个女儿，这事如果让老护士知道，他们家里也会闹成一锅粥。我父亲是个老实人，或者说是个窝囊人，我母亲不管这些，她冲我父亲没完没了的发火。我们几个子女在一旁听着哭着劝着，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最后，我母亲告诉我父亲，这事你如果不跟老爷子说清楚，那她就要亲自上场了。我并不知道我母亲会以怎样的方式上场。她只上过小学二年级，最多能认识二三百字。但我母亲的脾气很大，她不能被人算计，更不能受人欺负。
从那以后，我爷爷就不再让本家大爷往家里捎信带物了。至于是我父亲到城里找了我爷爷，还是我母亲找人给我爷爷写了信，至今无法考证。我看到我爷爷给我父亲写来的信，字数比原来多了许多，除了父子之间的简单交流，再无其它。信的最后，爷爷总是赘上一句“代问秀芳好”。我母亲在单位食堂工作，做的是家常饭。每当爷爷从城里回来，我母亲都要站在爷爷一旁，欣赏他老人家出奇的厨艺。据我姑姑说，陈毅元帅当年住在我爷爷工作的医院，他专门称赞我爷爷做的饭菜好。
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爷爷的病情加重，他再也没有给家里写过信。我们也很少到城里去看他。那个时候，满世界的人都在忙啊，忙着挣钱，忙着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自考、高考、成考、夜大、电大。记得在1986年年底，我和父亲到爷爷家去看他，父亲告诉爷爷，我从农场畜牧场调到乡政府机关担任团委书记，算是公家人了。爷爷听后，激动的说，好啊，好啊，咱家终于有人在“衙门口”上班了。1992年底，我从郊区农场调到城里的一家新创刊的报社工作，拿到记者证后第二天我就到爷爷家告诉他，您的孙子到了更大的“衙门口”当了记者。爷爷听后，嘴巴哆嗦半天没说出一句话，他的双眼噙满了泪水。转过年来4月，爷爷去世了。处理完爷爷的后事，父亲感慨地对我说，以前到城里看爷爷的次数太少了，连封信都没有写。我说这不怪您，您在村里当干部几十年，事情太多，也很少有写信的习惯。但凡人都有惰性，总觉得留给明天的日子多着呢!父亲说，你可以想得到，爷爷活着时多么渴望家里的消息啊!
父亲的话让我想到明代沈复的散文《浮生六记》。沈复是个苏州文人，家中早期条件尚好，娶了个贤惠的妻子陈芸。他们夫妻恩爱，琴棋书画，生活日常，过得有声有色。不料因为芸结交船娘，并主动提议让其为沈复小妾，这让沈母大为恼怒，恨不得将其二人逐出家门。沈复的父亲长期在异地担任下层官吏，由于生活的拮据，沈复遂到父亲那儿谋生。沈父某日心生私念，想找个女仆照顾起居，其实就是想纳个小妾。沈复当然不会反对，他便给陈芸写信希望她在家乡给物色一个。陈云前者因为给夫君纳妾，再加给远在异地的父子写信交流两地的信息，弄出种种是非，反而导致公婆的不满。这次为公爹纳妾，自然是讨得老人欢喜。怎奈，东窗事发，引得婆婆愠怒，陈芸只好写信，假以借口，让公爹放弃小妾。有道是劝赌不劝嫖，既然事已至此，陈芸就该死站一头，可她却来回摇摆，最终只能两头得罪，被逐出家门也是命中使然。两口子在外漂泊数载，陈芸终因病疾而亡。穷困潦倒的沈复，此时最期盼的就是能得到父母的原谅，给他送来回家的一封信，可他望眼欲穿，就是不来。某一天，当那期待已久的家书真的来了，想不到竟是父亲病逝的消息。这让沈复将陷入怎样的人生尴尬!
2009年12月14日，我亲爱的父亲辞世。当晚，我写了一封给父亲的信:父爱有余香。这是我平生写给父亲的第一封信，也应该是最后一封。我把它放进父亲的墓地里，算是我与他永远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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