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孩新作
发表于2024年第10期《广州文艺》
桔的背影逐渐的小去，小去，最后消逝在一个黑黑的点上。我心里很是怅然，仿佛受到极大的委屈或者说是极大的打击。我不能接受她骑车从我身旁过去对我的静默，静默得很陌生很熟视无睹。这毕竟是我曾经熟悉的再也不能熟悉的桔呀!
我对桔的记忆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的。那是1978年9月的事了。三年前，唐山大地震把我们小学校的校舍给震塌了。那天多亏是凌晨三点多钟，如果是白天，后果不堪设想。我们的校舍在村西，是由过去的关帝庙改建的。那庙很大，是个大四合院，庙前有一棵巨大的槐树，由于树龄太长了，树干已经镂空，里边可以坐上两三个学生。我没有坐过，据说那树洞里有蛇，而且还不止一条。我们在这里读书的三年，没有住进庙里的殿房，住的是大庙东侧的一间平房里。平房还好，墙里墙外都是红砖，房顶是水泥瓦，下雨的时候没漏过雨。但地震发生了，再好的房子也不能作为教室了。我们只能在村民的土坯罗里上课。
在土坯罗里上课，这是前所未有的，同学们很好奇。老师年近三十岁，跟我们住一个村，人老实，但脾气很轴，村里人给他们一家人起个外号叫“死脑筋”。老师的父亲，也就是“老死脑筋”，读过几年私塾，在村里算是很有学问的人。老先生擅写毛笔字，我至今想不起来他写的是颜柳欧赵哪个体。村里谁家有了红白喜事，少不得请老先生给帮忙记账，更多的是春节写春联，那可要轮流排队哩!好在那个年月，还不讲究要个润资啥的，村上人家里也确实没钱。我父亲说，请老先生写字，您得客气，得多求上几遍，还得耐住性子多等，通常别人两分钟能写的字，他要五六分钟，有时写过自己觉得不满意，他还要涂掉重写。我说，老先生就不能对付一下，反正一般人也看不出，我父亲说，那可使不得，真那样他就不叫“死脑筋”了。
开学的时候，天气还比较热，很快就到十月了。十月的乡村，一切都是金黄饱满的，果子熟了，稻谷熟了，红薯已经长得再也不能再长了。可即使这样，大多数人家还是过着吃不饱的日子。很多同学，早晨通常是带着一个玉米面饼子一块老咸菜就来上学了，也有的同学向来是不吃早饭的。由于在土坯罗里上课，天气又凉，我们上课时间只在上午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4点。一天，上午放学，我们都陆续回家，只有班上的三名女同学悄悄留下，其中还有女班长。她们好像商量要干什么。我那时是学习委员，除了画画唱歌勉强，其他都是满分。对于班上的事，只限于喊个队列收个作业带头做值日，也没什么好关心的。至于同学之间谁跟谁好，仨一群俩一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我没有想到，下午刚上课不久，老师就突然脸色一变，说有个重要的事要跟大家通报。说接到有关同学举报，有人发现上午放学后，班长带着两个女同学到邻村的红薯地里偷红薯吃，东西虽然不多，但仍属于破坏学校纪律，性质是挖社会主义墙角，应该在班里进行批评教育。说到这里，老师环顾了一下我们三十个学生，说宣布两个决定:一是免去班长的职务，由我担任；二是第二节课由我组织同学对三个女同学的错误行为进行批判。那一刻，整个土坯罗里异常严肃，这使我联想到村里的各种批判大会。可以想见，那一刻我和女班长成了两个焦点人物，昔日的伙伴在此刻即将变成对立的两面，这也是我最早受到的哲学教育。
批斗会说是一节课，实际上就是我带着同学们喊些诸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坚决反对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口号，喊来喊去就那么几句，不到五分钟，然后大家就互相玩起了游戏。等差不多快到四点了，随着我的一句下课，同学们便轰的一声像麻雀一般四下而去。我没好意思跟女班长打招呼，只能看着她和那两个女孩子默默远去的背影消逝在夕阳的尽头。那天的秋风有些冷，我担心女班长从此会恨上我，尽管那不是我能决定的事情。老师始终没有告诉我是谁告的密，但愿不是我们班里的同学。几十年来我一直这么想。
转过年来，新的校舍建好了。学校地址变了，在农场果园的东侧，但学校的名称依然叫于家围小学。原来，我们一个年级一个班，新的学校大了，把附近两个村的小学也合并过来。这样，我们三年级便有了两个班，我们自然是一班。和过去不同的是，我们班新增加了8名新同学，其中5个农场果园的工人子弟，一个蹲班生，还有两个从其他村插班过来的。农场果园职工家属院紧邻我们小学，虽然只有三排住着30户人家，可在我们心里对他们感觉很神秘。那时，我们还不懂什么叫工农差别。因为班上的同学都是农业户口。但等到收学费的时候，老师这次特别强调了农业户口3元，城镇户口(俗称居民户口)5元。老师说完，我们大家都一愣，然后左瞧右看，不知道是啥意思。见状，老师具体解释说，父母都是工人，就是居民户后，父母是种地的，就是农民户口。当然，也有的家庭父母有一方是当工人一方是当农民的，那就要看户口本上怎样写。这个你们不用管，在开学注册时老师已经看过了。
说来说去，老师所说的居民户口的同学，其实就是专指农场果园家属院的几个同学。果园的职工有百八十人，一部分是五六十年代就近从村里招工的，还有一小部分是从城里来的插场知青。果园的职工我认识七八个，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黄秋菊的女知青，她不仅长得漂亮，人还很善良，在我冬天到果园捡树枝时她如同亲姐姐一样帮助过我。几年后，我母亲也成了果园工人，只是后来入职的工人根本不可能再分到集体宿舍，也就是家属院那样的房子了。
家属院的同学有两个跟我们村里的同学有亲属关系，他们的经济条件略比村里的同学好些，但也没有什么优越感。本来人就少，又是中途插班，哪来的优越感呢?我和家属院的同学关系都很好。也常到她们家里玩。我喜欢她们家里的环境，卫生且温馨，特别是三个女同学，有着特殊的雪花膏或香皂味儿。在那个年代，农村家庭大多是用不起香皂牙膏的，至多是普通肥皂，当地人习惯叫做胰子。
三个家属院女同学中桔是特殊的一个。她个子很高，甚至超过高个子男生，圆脸，浓眉大眼，梳着两条粗黑的辫子，上身穿着粉底映衬红色小梅花的上衣，咋看都漂亮，主要总能让我想到那个叫黄秋菊的女知青。桔学习成绩不是拔尖的，但喜欢语文，特别爱和我探讨作文。有一天，放学后她约我到她家玩儿。那是下午四点多钟吧，大人还没有下班。她妹妹和弟弟在床上玩，桔让我在饭桌前坐下，顺便从旁边的柜子里拿出一本包着书皮的书，他问我:“你听说过高尔基吗?”我说：“不知道。”她又问我：“那你就更不知道伏尼契了。”我说:“是呀，你说的好像都是外国的人名。”桔说着，将手中的书递到我的手上，说：“咱俩一起看《牛虻》吧。”
这是我第一次和一个女孩一起看书，看第一部长篇小说，且是外国题材的，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在那一刻，我都忘记了我是班长，班长在无知面前真的算不得什么。桔给我大声读着，读着读着她也常常停顿下来，然后我们就一起查新华字典，看那让她停顿下来的陌生字到底念什么。还好，我查字的水平要比桔强一些，这使我又想到了自己是班长。大约读了半个小时，具体是哪一段，不要说今天想不起来，就是在当时离开桔家后我也想不起来。在桔家玩了一个多小时，我就回家了。以后，我又陆续去过几次桔家。我发现，在我内心深处开始有了对桔某种莫名的喜欢。
我到桔家玩的消息不知道怎么让同学知道的。他们都背后悄悄议论我们俩，仿佛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一个跟我非常要好的同学偷偷告诉我，听说桔的爸爸去年被公安局抓走了，判了好几年呢!我说，这事从来没人跟我说，桔她爸犯了什么错误呢?同学说，说不好，肯定不是什么好事。现在好多人都不愿和桔玩，就你还和她好。听了同学的话，我顿感头瞬间大了，想了想，自从和桔接触，包括到她家，她确实从来没有提过她爸。她妈我倒是见过一面，只是远远的看她骑着自行车从果园回家。我没有告诉我的那个同学，到桔家玩，我和桔一起看了《牛虻》。
班上同学的议论，桔肯定也知道了。她和我在课间说话明显减少，她也不再邀请我到她家玩了。我内心感到很失落。上体育课时，我站在前面喊队列，每次和桔的目光对视，我都瞬间移开。一次，在和同学一起玩跳大绳时，由于前面同学被绳子打住了，致使后面的同学一阵拥挤，我正好撞到了桔的腰上，她哎呀一声，疼的跳到了一边，随之蹲下身去。我觉得这可要出大事了，同学们指不定又会说出什么怪话。我走到桔的面前，一个劲儿的道歉。这时，几个女同学也自动围拢过来，一惊一乍的问要紧不要紧，起哄般说不行就去农场医院。那一刻，我感到十分的紧张。过了两三分钟，桔逐渐恢复了常态，她站起身子说，没事的，是我有点岔气，你们接着玩吧。
我很感谢桔的宽容与大度。她毕竟是读过《牛虻》的女孩。
时间慢慢的过去了。来年春天，我们栽种的柳树已经发芽了。教育局考虑到我们是三校合一，过去的许多桌椅都不能使用了，就给学校配备了二百套新桌椅。为了平衡，学校先组织师生将各班的旧桌椅集中修理一下，然后根据各班实际需要进行添置。我们男生都喜欢干修理桌椅这活儿，觉得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还可以互相帮助，特别是那种锤子锯子混杂的声音，真的犹如一曲交响乐。当然，那时的我们哪里知道交响乐，我们所见到的乐器就是一架脚踏风琴。再有，就是村里知青经常吹的口风琴。
班上被调换到五套新桌椅，前排三套，后排两套。虽然每个人都艳羡那新桌椅，但毕竟只有五套。我是班长，个子中等，新桌椅自然不会分在我的头上。对于其中的四套，分给谁不分给谁，同学都没什么意见。唯有分到桔的那一套，同学们明显暴露出忿忿不平。原因很简单，她是罪犯的女儿。可大家又不直说。一天的下午，几个同学在教室里打闹，闹来闹去，不知是谁，将桔的桌子掀倒。巧合的事，桔这时刚从外面回来，正坐在椅子上，双手还没来得及伸向位斗。这下好了，同学们都把目光投向那个倒在地上的桌子。桌子如果只是倒了，完整无损，任何人扶起来都不是问题。可是，现在问题来了，那张桌子的桌角被撞掉了，足有一个糖三角大小。同学们都懵了，按学校规定，损害公物要照价赔偿的。一个同学煞有介事似的说:听说一张新桌子至少要八块五呢!
上课了，是自习课。我带领同学朗读课文，尽管我尽量把声音放大，可同学们的跟读一点力气也没有，显然，人们的心思都在桔的那张桌子上。我索性说，既然大家都不愿大声读，那家各自默读吧。这时，我看了一眼桔，她将书遮住了脸。不知道她在哭，还是在看书。我估计她此时是没心情看书的。有同学开始嘀咕，如果老师来了，发现桌子角摔坏了，会不会让桔赔偿，天哪，那可是八块五，谁能拿得出呢!也有同学说，一张桌子八块五，坏了一个角赔两块钱就行。还有的同学说，老师要问，大家就死不承认!
我不知道别的班上自习课如何，自我上学那天，不管在那个阶段，凡是自习课，没有一节是安静的。因为桌子事件，今天的自习课成了蚂蜂开会。正当大家为赔偿多少争论得不可开交时，桔突然站起来，大声的喊道:“你们别瞎嚷嚷啦，不就是一个破桌角嘛!刚才打闹的几个男生，有种的你们就站出来，向老师主动承认错误，该赔多少就赔多少!如果你们不敢，大不了我一个人承担!”
桔的大喊霎时让整个教室变得鸦雀无声。那几个打闹的男生彼此互相使眼色，谁也不敢主动站出来。我这时跑到讲台前，大声说同学们要冷静，千万不要把这事闹大了。这张桌子既然已经坏了，咱们就当做值日时不小心给磕坏的，老师知道也不会怎样咱们。这时，有人站出来说，咱们大家起誓:谁要是说出去，谁就是我们的敌人，以后全班同学都不搭理他!我说好，咱们起誓!
这个看起来空前团结，甚至有点壮怀激烈的举动，虽然平息了这个事件，但在以后的日子，我发现桔明显的和同学关系疏远了。我明白，她内心一定觉得我们村里的同学有点欺负她。或许她的内心，已经很看不起那几个打闹的男同学了。至于我在她的内心是什么印象，大概可以用五味杂陈来形容吧。
三年后，我们小学毕业。班上大部分同学都去了农场中学，家属院的几个同学有的和我们一起，也有的到了其它中学。桔则到了城里她姨家附近的一所中学。寒暑假的时候，她常回果园家属院自己的家中。我们即使路上见到，她也只是冲我点一下头，算是打过招呼。至于她家，我再也没去过。后来，听说她父亲回来了，我已不再关心。再后来，她工作了，结婚了，如同我也工作了，结婚了，大家各自知道一点消息，互不打扰。同学聚会，偶尔有人提到桔，我也只是笑笑，眼前浮动的永远是她穿着白底映衬红色小梅花上衣的那个美丽样子。如果还有，就是那本包着书皮的外国小说《牛虻》。我总觉得桔的父亲当初犯了错误，多少与这本小说有些关联。
（2024年2月25日北京西坝河）
(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