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孩新作｜谁天生愿意挨打
文摘
文化
2024-05-28 09:42
上海
这个标题是我从余华的某期视频上偷来的。余华说，小的时候他挨过父亲的打，挨打的原因是他和别人家的孩子不一样。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从小挨父母打的经历。我也相信，所有挨打的人，没有一个天生就愿意挨打的。道理很简单，挨打是被动的被暴力，不仅皮肉受疼，心理还要受到伤害。儿时，每当听说某个孩子的后爹或后妈打了孩子，我就无比增加对打人者的憎恨。我所以写这个话题，就是联想到我们当下的文艺批评。文艺批评、文艺评论、文艺理论、文艺欣赏都是文艺创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一部作品创作完成了，只放在抽屉里，没事拿出来自我阅读，肯定不会招惹什么是非。但问题是，你创作的作品不示人，引不起别人的关注与共鸣，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不论古人还是今人，不论人们采取什么传播手段，总是要千方百计把作品呈现给读者的。书法、绘画、影视、戏剧、音乐、舞蹈、建筑等都概莫如此。尤其在艺术市场化的今天，人们更加注重艺术的传播与推广，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使得作家、艺术家纷纷走上媒体平台，大有小贩串街走巷、张飞赤膊上阵之势。既然作品要发表出版展示，就要接受受众的评判。这很像大姑娘过门，不可能回避亲戚街坊的品头论足。在民间，总有一些好事者，专爱打听事，什么张家长李家短，到处传老婆舌头。还有一些人，总爱把自己放在道德的制高点，对别人进行道德是非评判，包括对单位、社区、国家、世界，以及老子孔子庄子希特勒萨达姆老布什小布什俄乌巴以，还有世界杯欧洲杯亚洲杯国足国乒国篮等等。以前，我觉得这些人很世俗很招人讨厌，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这些人这些事看惯了，便觉得不足为奇，相反，倒觉得世界就应该这样。你想啊，假如人们都正襟危坐，道貌岸然，假正经装正统装斯文装玩深沉，你觉得那还是人过的日子吗?九十年代初，我刚到京城工作，每天上下班必经过前门大街。那时，前门的景象十分热闹，到处都是商场，到处都是摊位，到处都是饭馆，渴了花2分钱就可以喝一杯大碗茶。后来，前门进行改造，一切都焕然一新了，好看归好看，却没了人气。文坛也是如此。现在的报刊不少，装帧设计、印刷纸张都十分考究，而且页码越来越厚，过去的大刊只有五六本，说大也就200页上下，更多的则是64页的16开本，看着非常舒服。现在，至少五六十本都是大刊，印数却少得可怜，除了几本名刊外，大多数刊物只靠赠送，如果财政不支持，连赠送都是问题。据邮政报刊局的知情者讲，很多文学刊物邮局订数都不到100本，有的甚至只有几本。听到这个消息，我开始感到十分吃惊，要知道，在八十年代，随便一本刊物，发行量都在一二十万，更多的都在三五十万以上，有的甚至达到百万。在那个年代，文坛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轰动效应，几乎每年每个月都有重要的作品问世，主要是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和诗歌，那个时期的散文几乎被人忽略不计。我那时还是个郊区文学青年，对真正的文坛未曾知其然，更无法知其所以然。对于文艺批评、文艺评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偶尔从报纸电台上得知某某作品出事了，某某作家被批评了，至于为什么出事，遭到怎样的批评，真就是一头雾水。我最早开始写文学评论，是从写读后感开始。写的第一篇文学评论，是为女作家胡健的长篇小说《恋神》。之后，是为诗人王恩宇的诗集《月光吻着窗纱》。1994年初，当时正担任解放军总后政治部文学创作室主任的王宗仁老师对我说，你的很多文学思想很适合写评论，你不妨把我们1993年6期的《后勤文艺》写个综合评论。我听后觉得有些吃惊，这可是篇大文章，以前我从来没敢往这方面想。王老师说，你不用多想，也不管字数多少，只要把你想表达的说出来即可。有了王老师的信任与鼓励，我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在一个月后把文章完成。也因为这篇文章，使我真正融入到总后文学创作队伍里。至今，很多朋友都认为我是军旅出身。搞文艺批评和搞文学评论不同，批评更多的带有对立性或者否定性。我写文艺批评文章，与我的工作环境有关，我和朋友们在一起常自诩我是“国家队”，即我工作的几个单位都是“中国”字头，它们分别隶属中国文联、文化部和中国作协。人在大单位供职，便以为站位就高，水平就高，就可以对行业专业上的事指手画脚。我知道这是一种盲目自信，在对事物的认识上，当大官的戴博士帽的不一定比一个老农更聪明。最初，我写文艺时评，写文学批评，很多前辈作家艺术家看不惯，说你这个孩子写文章口气挺大的。言外之意，你才三十多岁，能有多少经历，看过多少书，就敢对文学艺术现象说三道四。有一次，某位艺术家请我看她的演出，看完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并没有像常人所写的那种为该艺术家及那部剧高度赞扬，而是选了一个小角度联想到一些文艺现象进行了批评，结果使得那位艺术家大为光火。她说，我请你来看戏，是让你以我为中心写文章的，你可倒好，利用我这部戏宣扬了你的观点。我说，我手写我心，这难道有什么不对的吗?我的话，把艺术家气得直接摔了电话。好在，那位艺术家几个月后又看到了我其它几篇文章，对我有了一定的了解，便主动打电话与我和解。当然，后面的日子，我们为文字、观点也经常争执，但个人感情却越来越好。如今，那位艺术家已去世几年了，我十分怀念她。相对于文艺批评，我更倾向于文艺争鸣。批评，多见于一边倒，即某人对某个作家、艺术家的作品进行品评，发表尖刻或否定性声音。而争鸣则是对于某个作家、艺术家的作品进行多人不同观点的表述，甚至是双方观点的直接论争。我很喜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喜欢一言堂，也不喜欢街上牛二恶意伤人。2000年前后，我受出版社之邀，编过几年“争鸣小说年选”，那时，虽然《作品与争鸣》杂志还在办着，我也参与其中部分组稿工作，其实就是看到一篇有意思的小说，找两个人扮演正反双方发表不同评论，以此冒充争鸣。虽然这种形式有点故弄玄虚，但总比其他报刊上一律的胡乱吹捧要好些。事实上，近三十年，人们已经基本看不到对中短篇小说的争鸣了。莫言、贾平凹、阎连科等几个大牌作家倒是有争议，争议的没有一篇是中短篇。既然人们不再争鸣争议，我的“争鸣年选”也就无法继续装神弄鬼了。想来，人们为什么不愿争鸣争议了呢?原因至少有五六条，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文学已经变成了圈子里的文学。不论是创作者还是批评者，大家的圈子越来越窄，如果你今天批评了某人，那明天你还见面不见面，更何况有相当多的写作者本身就在体制内的官位上或报刊出版单位握有这样那样的权力，你能得罪得起吗?况且，没有哪个人天生就软弱可欺，天生就愿意挨打，若像阿Q那样，老子打了儿子，儿子则敢怒不敢言。倘打人者是隔壁老王家的二小子打了你，你能不还手吗?诚然，街头混混打架和文艺批评终究不是一回事，文艺批评者似乎有着先天的豁免权。可事实是，挨打的终究是不舒服的，打人者也未必能爽到哪里去。既然如此，咱们就都息事宁人吧。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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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孩，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鲜明符号。他是散文的创作者、编辑者、研究者，也是散文活动的组织者、推介者、信息发布者，从这里你可以看到中国散文的发展态势，你也可以了解到红孩对于散文的最新发声。红孩说：散文是说我的世界，小说是我说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