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的姐妹们之小妹陈己同

    全文共8126字，阅读大约需要18分钟

陈家的女儿中有被称为“中国第一位女教授”的陈衡哲；有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才女陈衡粹；有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西画系，后来成为人民美术出版社美术编辑的陈鹂；有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后来成为南开数学系资深教授的陈己同。

在今年8月30日的推送中，我们已经讲述了陈家长女陈鸿、三女陈凤、四女陈衡粹、五女陈鹂的故事。（排版时，在此处附上8月30日推文链接）本次推送则将重点讲述陈家小妹——老六陈己同的故事。

陈己同性格豪爽，一生乐观。

年轻时，她一个人完成了自己的订婚典礼；晚年时，她以“青年”自居，照顾失明、失聪的丈夫和体弱多病、脾气古怪的姑姐；九十六岁时，她调侃自己：“要不是自己这么保护自己的身体，我还活不了这么长呢，我就是太爱自己了……”

她曾寄望南开大学“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一如她自己的人生。

本文发表于《名人传记》2024年第10期

作者/龙飞

1929年，陈己同（前排右一）与同学在南开

1930年夏，吴大任、陈省身大学毕业。毕业生中被列为最优等的有三人，分别是吴大任、陈省身和化学系的张志基。巧的是张志基家和陈己同家是姻亲，张志基曾与陈己同全家同住一宅三年时间，陈己同投考南开大学正是受到他的影响。为了对三人表示祝贺，陈己同送给他们每人一把折扇，折扇一面是她母亲的画，另一面是她父亲的诗。

也是这一年，清华大学开始招收研究生，吴大任、陈省身前去报考，双双被录取。第二年，德国一位数学大师到北京大学讲学，共分六讲。吴大任、陈省身每次都进城听讲。当时，陈己同因神经衰弱常常失眠，只得休学，正在北平的家中疗养。吴大任和陈省身便邀陈己同一起去听讲。陈省身比陈己同小三岁，和陈己同早夭的弟弟同龄。陈己同便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弟弟。每逢周末，陈己同、陈省身、吴大任三人就凑到一块玩。

陈省身的睡眠质量极好，他说自己不仅入睡快，而且从不做梦。他教给陈己同一个帮助快速入睡的方法：睡觉时闭上双眼，却要用意念将闭着的眼睛盯向鼻子。陈己同按他说的办法试过，有时奏效，但坚持下去实在太难了。

休学一年后，陈己同回到学校，与她同班的都是一些陌生的同学。阮冠世已随吴大猷赴美留学，叶恭绍已转学学医。她正感到寂寞，此时吴大任突然从清华回到南开，这让她十分高兴。

原来，吴大任不认同清华导师提出的研究课题，研究积极性受到挫伤。南开数学系创始人姜立夫教授了解到这一情况，便问他愿不愿回母校发展，吴大任当即表示同意，马上中断在清华的学业回南开当助教。由此，他和陈己同从同学关系变为师生关系，陈己同经常像开玩笑似的，左一个“先生”右一个“先生”地称呼他，两人之间的感情也变得更加亲密了。陈己同帮吴大任誊写他正在翻译的《代数论》书稿，吴大任为她辅导“函数论”。闲暇时间，两人还会一起赏析优美的古典诗词。

1933年，吴大任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生，9月起程。暑假期间，陈己同没回北平，紧张地帮吴大任打点行装，并亲自送他到上海。他们做好了分别三年的准备。

关于吴大任与陈己同之间的恋情，吴大任在南开商学院读书的哥哥吴大业知道得最清楚，他一百个赞成。一次给父亲写信时，吴大业顺便说了这件事。父亲读了信非常高兴，可是吴大任已经前往英国留学，要三年后才能回来，老人家心里着急，希望儿子的婚姻大事能早点定下来，便写信委托自己在天津的二妹，即吴大任的二姑妈，帮助主持一个订婚仪式。

吴大业买来一对订婚戒指，其他的一切则由二姑妈操办。二姑妈将陈己同在北平的父母请到天津来，两家人聚在一个大饭店里，吃了顿饭。陈己同父母对未来女婿早就很熟悉了。吴大任在清华读书时曾多次去他们家，他们早就看中了这个又聪明又规矩的年轻人。陈韬一共六个女婿，他对每个女婿都有一番比喻，他把这个最小的女婿比作“一块玉”，“一块真玉”。

对于这场没有男主角的订婚仪式，陈己同、吴大任的同学们都感到挺新鲜的，打趣说：“吴大业是未婚夫的代表！”仪式举行后，陈己同立即用英文给吴大任发去一封电报：“我们已订婚。”

1950年，陈己同、吴大任在南开大学

吴大任到伦敦刚半年多，就给陈己同来信，邀她毕业后也到英国读书，陈己同欣然同意。1934年1月陈己同大学毕业，立即乘船抵达伦敦。吴大任已经为她在自己租住的旅馆内另租了一间房。

陈己同也在伦敦大学注册为研究生，但由于学习时间不够，陈己同无法拿到一个学位，只选修了几门课。吴大任原先怕影响陈己同的学业，并没打算马上结婚，可是后来为了节省开支，他们还是在英国登记结婚了。两人从各自租住的旅馆单间搬入家庭公寓，这样，吴大任一个人的公费补助就足够两个人的生活，还可以交纳陈己同的学费。

他们婚后生活得很幸福，但吴大任对伦敦大学的师资力量非常失望。中英庚款董事会规定：公费三年，到第三年时可转赴其他国家。当时陈省身就读于德国汉堡大学，吴大任写信向他谈了伦敦大学的情况。陈省身马上回信说，汉堡大学数学系蜚声世界，师资阵容十分强大，希望他来汉堡。

吴大任顺利通过答辩，获硕士学位后，立即偕陈己同来到汉堡大学。本来吴大任可以申请博士学位，但若读博士，就必须修一年半的副课课程。陈省身、陈己同都劝他申请学位，他却坚决不同意，说：“这样做论文的时间就少啦，我只要学会做研究，有没有学位没关系！”

20世纪30年代，陈己同（中）与吴大任（左二）、陈省身（右二）等人在德国汉堡

吴大任的口气非常坚定。就这样，他和陈己同以访问学者身份在汉堡大学听课。连导师都为他深感惋惜。其实有导师帮忙，一切还是可以补救的。只是吴大任性格过分认真，对学位太淡泊，又急于按时回国，用陈省身的话来说，他把“博士”藏在囊中了。

1937年初夏，吴大任接到武汉大学的聘书。不久后，他和陈己同起程回国。两人利用在意大利等船的那一个月，开始了第一次合作——用白话文翻译德国数学家克诺普的《函数论》。此前，我国所有数学译作使用的都是文言文，他们要首次创造一些白话文的专用名词，这种尝试使两人感到兴趣盎然。后来，《函数论》中译本出版，成为我国第一部白话文数学译著。

直到上船后，他们才从广播中得知，祖国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平津沦陷……两人回国的欢快心情一下子被全部击碎！他们惦念着祖国人民，牵挂着家乡亲人，在船上度过了沉重而又焦虑的漫长旅程。

陈己同随吴大任从香港回广东肇庆省亲。按照家里的规矩，吴大任初次偕妻子回来，理应拜告祖先，而父亲却说：“改跪拜为鞠躬礼吧！”同父母弟妹们团聚数日后，吴大任夫妇便到武汉大学报到。吴大任任数学系教授。陈己同被安排到学校附设的机械专修科学校当教师。

几年时间匆匆过去。1946年夏，全国大学纷纷复校，吴大任收到了南开大学的聘书，一家四口回到了天津。由于吴大任是难得的人才，所以学校特许他们夫妻俩可以同时在校任教（当时一般是不许的）。吴大任任数学系教授，陈己同被聘为数学系副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吴大任担任南开大学教务长。他全身心投入工作。教务长不能脱离教学实践，他坚持上课，并到理科各系听课，还要随时接待来访者。无论工作多忙，无论什么时候，哪怕正在家中吃饭，他都坚持来人必接待，有电话必接，能当场解决的就马上解决——有些事甚至是端着饭碗解决的。人们都说：“吴大任好找！”陈己同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我们家是‘门虽设而常开’！”1952年，陈己同也被评为数学系教授。

1961年，吴大任被任命为副校长，当时的校长是杨石先。“文革”中，吴大任受到了冲击，陈己同也没能摆脱牵连，不过与她的几个姐姐相比，她还是幸运得多。1979年，南开大学在教师住宅区北村盖了六幢高知楼，以解决老教授和“文革”后新晋升的正副教授的住房困难问题。学校分给吴大任一套一百平方米四室一厅的居室。他们的次子吴喜之也是南开数学系教师，一家五口三代，四居室仍有诸多不便，三年后，学校再次给他们家调房，他们搬到了东村44号居住。

1982年，陈己同、吴大任全家福

与东村44号毗邻的43号，正是校长杨石先的住宅。杨校长闲暇时喜欢栽花植树，他家前院因此落成了一个花团锦簇的“月季园”。望着美不胜收的“杨家花园”，吴大任、陈己同艳羡不已。吴大任兴致很高，亲自设计搭造了一座穹形花棚，营造出一个美丽的小花园。陈己同不无得意地说：“天津风景最好的是南开园，南开园里景色最好的地方要数‘杨家花园’和‘吴家花园’！”

吴大任退休后开始了向往多年的新的学术生涯——翻译数学著作。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完成四部经典数学著作的翻译工作。然而，和陈省身、吴大猷相比，他显得有些默默无闻，经常有人这样对外介绍吴大任——“陈省身的同学，吴大猷的堂弟”。这种称谓往往让陈己同感到不快，而吴大任却总是报以宽厚的微笑。

衰老过早袭来，吴大任双耳失聪且日益严重。退休后的陈己同除了照料他的生活、工作外，也开始从事一项向往多年的活动——唱昆曲。成长在书香世家，她从小同五姐一块儿学昆曲。自从搬到东村，房子宽敞了，她便同校内外十几名昆曲爱好者组成一个“甲子曲社”，每月在她家活动两次。每当“甲子曲社”活动时，吴家窗子就传出悠扬的箫笛声和婉转的唱腔……“甲子曲社”的活动丝毫没有影响吴大任在书房的工作，因为他的双耳已经完全听不见了。

侍弄花草，演唱昆曲，照顾丈夫的生活——这是陈己同最惬意的一段时光。

更让陈己同高兴的是，她曾邀请诗词大家叶嘉莹来“甲子曲社”参加活动。叶嘉莹果然来了，这对“甲子曲社”的主人来说是多大的光荣啊！

20世纪90年代初，吴大任接到国内某出版社的邀约，请他和陈己同合译一部德国数学大师的著作。他俩十分清楚这部著作翻译起来有很大的难度，但在出版社的再三请求下，同时为了填补国内这一空白，吴、陈还是答应了。

试译一章后，他们发现这部著作可真称得上是“天书”。书中的非数学语言，如哲学、天文学、心理学、生理学、地理学的内容，比比皆是。物理等领域的内容甚至多于数学推理。为此，他们不但要查阅多种工具书，还需请教有关方面的专家。另外，这本书的注释极多，注释部分字体又特别小，读起来非常吃力，需要使用放大镜。

翻译这部书，让两位八旬老人感到疲惫不堪，他们只好放慢进度。可是出版社催得很紧，迫使他们又尽可能地加快进度。夫妇二人认为，既然已经答应了出版社，就要信守诺言。他们就这样硬是坚持了下来。

当翻译工作接近尾声时，吴大任突然感觉视力急剧下降，视野大大缩小，陈己同连忙陪他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不容乐观，他患的是青光眼，并且已经到了晚期，虽然做了激光手术，但也无济于事。此后的翻译工作只得由陈己同一人来承担，最后的校对则是吴大任的一个老学生帮助完成的。

吴大任一向以工作为生命，眼睛忽然患病，让他不能读书、写字，一下子丧失了工作能力，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痛苦。吴大任性格内向，失明后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把巨大的痛苦深深埋入心底。面对突然降临的变故，陈己同内心的苦楚也难以言表。可是她不能轻易流露出来，反而要以豁达、乐观的情绪来感染他、鼓舞他，让他尽可能生活得愉快一些。每天，她都陪着吴大任在校园内散步。散步地点选的是离家不远、通向马蹄湖中心岛的那条小道。这里没有车辆穿行，安全幽静，还有两排石凳，累了可以休息。为了增添一些乐趣，陈己同提出边散步边比赛背古诗。比赛中，吴大任的惊人记忆力不减当年，陈己同倒往往是输家。

晚年陈己同

后来，学校给吴大任在本校工作的次子吴喜之分了一套住房，喜之一家三口搬走了。接着，吴大任的三姐从广州迁来，住在他们家。这位三姐一直独身，退休前是广州一所小学的校长。她体弱多病，脾气古怪。三姐年逾九旬，吴大任长陈己同一岁，所以陈己同说：“我是家中‘老中青’里的‘青’！”

尽管陈己同说得很轻松，但吴大任失聪失明需她照料，三姐和保姆发生矛盾需要她来调停，这些琐事、杂事，让她操碎了心。

1994年初冬，陈己同突然患了脑血栓。她瘫痪了，被送进医院。一想到家里那两个非常需要自己照料的老人，她就心急如焚。此时儿子喜之在国外，儿媳每天到医院照顾她。吴大任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吴大刚定居在北京。他得知嫂子患病后，便来津看望兄嫂，并将三姐接到了北京。吴大任一个人在家很焦虑，也很孤单。

所幸陈己同的病情经过治疗有所好转。一天，她问主治医生朱大夫：“栓塞的血管自己会通开吗？”

“不会的，但会在旁边长出小血管，代替病管。”朱大夫说。

“要多长时间才能长出来呢？”陈己同急切地问。

“一年左右吧。”朱大夫回答。

朱大夫的话大大鼓舞了陈己同，那就是说偏瘫病人还有康复的希望！她下定决心，一定要在一年之内锻炼自己的肢体，否则待新血管长成时，肢体的功能已退化了。从此，她咬紧牙关争取多活动，医生们都称赞她这种精神。后来，陈己同出院回到家中，吴大任知道妻子已闯过了鬼门关，非常欣喜。他十分了解妻子的坚强，相信她一定会重新站起来。

陈己同把练习翻身作为第一课，接着是让人扶着坐起来，再下床站一会儿——哪怕站一分钟也是胜利，当然这会让她累得大汗淋漓。陈己同就这样一点一点地锻炼，吃了不少苦头。再后来，她又有了一大进步，每天能让人搀扶着拄拐到外面散步了。

一位同事给陈己同送来一个金属助步器。她试用了一下，觉得既轻巧，又安全，十分满意。从此，她外出就不再需要人搀扶了。她每天用助步器散步两次，每次半小时，做到了风雨无阻。人们夸她有毅力，她却笑着说：“我现在是‘端着架子’走路！”

从发病到能在户外独立散步，陈己同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根据她的年龄和病情，医生们都说她是病人中恢复得最快的，可以说是打破了纪录。

几年坚持下来，陈己同身体状况良好，极少生病，偶尔患一次感冒，也能很快自愈。她坚强的生活态度，深深影响了吴大任。面对变幻莫测的人生，吴大任也变得豁达了许多。

1996年12月，吴大任因感冒而出现发烧症状，两三天也不见好，就到医院看病。医生把他留下住院，输液，第三天感冒症状明显好转。医院为他检查身体时做了B超，发现肝部有肿块。进一步检查后，确诊为肝癌。于是，吴大任继续住院，除了春节请假回家四天半以外，他再也没能回家。1997年3月19日，吴大任溘然长逝，享年八十九岁。

丈夫故去后，陈己同觉得自己的生命仿佛失去了一半。她再次接受命运的挑战，终于从撕心裂肺的痛苦中挣脱出来。受杨石先校长对身后事的处理方式——将骨灰撒入马蹄湖启发，陈己同向校领导提出请求：为吴大任买一棵树，将树种在马蹄湖中心岛周总理纪念碑附近，把吴大任的骨灰埋入树下。校方支持了她的想法。转年的清明节，陈己同率领儿子、儿媳和孙辈，将吴大任的骨灰埋入马蹄湖中心岛周总理纪念碑右侧的一棵松树下。

吴大任去世后，陈己同带着一个保姆住着五间房子，她感到很过意不去，曾主动向学校房管部门提出上交两间住房。然而这次校方并没有接受，因为还未曾有过这样的先例。

随后，由于吴大任病重、去世而暂时停止活动的“甲子曲社”恢复了活动，陈己同又开始唱昆曲了。

1999年初，陈己同收到已定居台湾的吴大猷的来信，信中写道：“南开如能给我一个名誉教授，可不给薪金，但给我一个住处。若医药费易于解决，我可考虑在母校终老。”

读到这里陈己同非常高兴。她知道阮冠世已于1980年因肺病在美国去世，吴大猷在台湾生活得很孤单。陈己同从信中得知，吴大猷已把将要回母校的想法分别告诉了在广东和香港的堂妹们，盼她们明春到津一聚。同时请陈己同当吴氏家族大团聚的东道主。陈己同十分兴奋，积极为即将到来的家族聚会做好东道主的准备。亲人们也都翘首期待着团聚的日子。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吴大猷终老大陆的心愿没能实现。他原定1999年4月起程，可是3月13日，他因感冒和支气管炎住进台大医院。这位年逾九旬的老人患有多种慢性疾病，进了医院就再也没有出来。

2000年3月4日下午，九十三岁的吴大猷与世长辞。陈己同是在当天晚上从长途电话中得到噩耗的。哀恸之下，她拟了一份唁电，读来令人心酸：“我哭大猷，七十二年前的同学、老师，又是亡夫的堂兄，好友的伴侣，物理界的大师，南开的骄傲，祖国的宝贵人才。噩耗传来，伤恸不已。”

陈省身晚年回南开定居，他的夫人郑士宁已于2000年初因心脏病猝然故去。有时，陈己同会同“省身弟”打电话约好时间，陈省身就派车来接“老姐姐”。在陈省身的住处“宁园”，二人相谈甚欢。谈晚了，陈己同就留下吃饭，然后陈省身再派车把她送回东村。

晚年陈己同与陈省身

陈己同伤感地说：“如果吴大猷不是因为生病，就会在去年春天回南开定居了。那么我，还有陈省身，三个老同学还可以常常走动走动，该多么好啊！……现在我们那一拨，就剩下我和陈省身了。”

可是陈己同万万没有料到，一向谈笑风生的陈省身也在2004年12月3日突然离世。这让陈己同非常伤心。

九十岁高龄以后，陈己同开始写作，于是一篇篇生动活泼、文笔优美的文章见诸报端。她的作品字里行间充满情趣，充满朝气，一点儿不像出自一位九旬老者的笔下，真是文如其人！高兴的时候，陈己同会唱起从吴大任那里学来的广东儿歌，唱着歌的她活脱一个广东人。

陈己同编过一个谜语，谜面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谜底是“拖鞋”。2005年教师节前夕，时任南开大学党委书记的薛进文特地前来看望陈己同。当听到这个谜语时，薛书记说：“您把这个谜语送给学校吧！南开大学‘只能前进，不能后退’！”陈己同听后十分高兴。

时任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看望陈己同

薛书记尊敬地称陈己同为“全校最老的老先生之一，南开大学的骄傲”。陈己同却摇头说：“这个说不上。只是还活着就是了，现在什么事都不能做了。……教师节来了，可是我已经不能干活了！”薛书记安慰她说：“您不用做事情，您就健康地生活，给年轻人讲讲过去，讲讲您求学、做学问、教书的经历，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教育。您是看着南开大学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这部历史您最清楚。”

薛书记的话引起陈己同的怀旧思绪，她从1928年入学讲起，讲着讲着，她又说起笑话来：“数学学院现在在哪儿，我都不知道了。数学我也全忘了，连一加一等于几，我都不会算，所以不敢去数学学院了！”她的话引起大家一阵笑声。

当薛书记嘱咐她保重身体，并祝她健康长寿时，陈己同再一次开玩笑：“要不是自己这么保护自己的身体，我还活不了这么长呢，就是太爱自己了。……工作没做好，太爱自己了。”

临别时，薛书记同她订下约定：“在您一百岁生日的时候，我们要为您举行全校的庆祝活动。”

陈己同一时没听清：“什么？……一百岁？”她想了想，摇摇头：“等我一百岁？……今年我九十几啊？……1909年生人……离一百岁还有好几年呢，我活不到那个时候了！……”

这话竟不幸被她言中。2007年4月28日，九十八岁的陈己同早晨起床后，感到有些不舒服，就说再睡一会儿，这一睡就再没醒来——这种离去方式是她生前最向往的。因此，人们都说她是个有福之人。在六姐妹中，她也是活得最圆满的一个。

遵照陈己同遗嘱，她的骨灰也被埋入马蹄湖中心岛周总理纪念碑右侧的那棵松树下。她和吴大任从此再也不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