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件花盆托整体呈六瓣葵花式。敞口，折沿，口沿起边，浅腹，平底，底下承以三个云头形足。外施海棠红、玫瑰紫色釉，里施天蓝、玫瑰紫色釉，口沿及足边钧qqu釉呈酱色。此件花盆托的釉层比其它的钧窑花器产品稍薄，底部刻有数目字“二”，表明这件器物为同套器物中较大者。
此器利用器形和釉色的变化，使得原本单一的造型显得多姿多彩，体现了钧窑制瓷工艺的高超水平。此件葵瓣式花盆托应与刻有相同数目字的葵瓣式花盆配套使用。
此花盆托的乳浊釉卓尔不凡，成为钧窑名瓷的上乘之作。钧瓷的石灰碱釉是成份最为复杂的中国釉料之一，过去三十年来，这方面的研究著述甚多。1、中国陶瓷釉料的成份大多近似胎土，钧釉虽不例外，但却掺合了草木灰和石灰。钧釉属于青釉一类，其釉色泛蓝，与焙烧时釉中有少量铁发生还原现象有关。这种说法亦适用于所有青瓷，但就钧釉而言，其内部结构对釉料的呈色和质感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较诸华北青瓷的釉料成份，钧釉含硅量略高，但含矾量较低。
钧釉的乳浊状和蓝色因液液分离（即在高硅釉基质中形成高石灰玻璃微粒）这种釉内现象而益发光亮明艳。为方便读者理解，美国科学界Kingery和Vandiver曾将之妙喻为一种近似油醋混合体的乳浊状沙拉酱。钧釉必须置放于高温环境一段颇长的时间，再让之慢慢冷却，才能达致乳浊效果。加温速度过快，乳化效果便会减退，釉料转呈透明；冷却速速度过快，釉料亦会因乳化不足而呈透明状。但釉料若冷却过久，将出现过多的硅结晶体，进而形成近似失透的效果。然而，这些白色圆形结晶体有时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其聚集处尤如凝脂，使釉料质感更为突出，其外观近似窑烧时在釉料中攒聚的气泡所产生的视觉效果。凡此种种皆影响了光线穿透釉料的方式，造就了钧瓷特有的色彩和质感。
河南省清凉寺的北宋汝窑遗址曾出土钧釉系石胎瓷器，但钧瓷的发祥地应位于河南省禹县钧台，该处曾于1964年及1974年进行发掘工作，2 具体位置是在禹州城北城门内。由唐代至明代，禹县地区的制磁业一直兴旺，当地发现逾百多个窑址，便是最有力的证据。然而，河南其他地区及河北、山西等省的瓷窑亦有烧钧窑系瓷。这些地方的窑址、墓址或窖藏文物中，有许多碗、盘、盏托、瓶及执壶等日用钧瓷，年代涵盖宋、金及元代。当中包括单色蓝釉及铜料窑变釉器物。这些日用瓷器的断代问题较为简单。
相对于日用瓷，另有一组与园艺相关的“钧瓷”，本藏品即属此类。这类器物模制而成，造型规整，窑烧前在器底戳印或铭刻以数字，由一至十不等。这类瓷器的断代颇多争议，因为有中国学者倾向于将之定为宋代，也有学者认为其烧造年代较晚。中国就此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和科学研究，并在2005年及2006年的学术会议中提交了研究成果，会上大多数学者得出一个结论，即此类编号钧窑精瓷应出自元末明初（公元十四世纪后叶至十五世纪初）。可圈可点的是，中国明代以前的文献中从未提及钧瓷，但在明代后叶的著作中却频频出现。值得注意的是，若将之与其他瓷窑的制品，包括景德镇明代官窑出土的文物作一比较，便可发现，这类器物很可能是明初宫廷用器，这亦解释了为何有相当一部分的传世钧瓷出自宫廷旧藏。
如前所述，这类精制钧窑器，如本藏品的底部，窑烧前多戳印或铭刻二数字，由一至十不等。根据传世器物看来，这些数字应与器物大小有关。“十”代表最小，“一”为最大。《南窑笔记》等清代文献指这些数字是“配合一付之记号也”，这一定义虽过于狭窄，但配对花盆与盆托上的数字确实相同。
有学者认为，编号系统可加快订制流程，发生盆托破损等类似情况时，可便于重置配对的盆托。也有学者认为，该等器物应属宫廷庭园用器，其编号是为了方便贮存。虽然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该等数字确与大小有关，且大部分传世编号钧瓷俱为宫廷旧藏。
台北故宫博物院亦珍藏多件钧窑花器，器底俱有刻款，以标示它们在清宫内的摆放地点。其中一例为花盆托，呈葵花式，与本藏品相同。
喝一壶清茶，写几行小篆，看一剪流云，赏一回古瓷。带着世俗的温度，品味岁月的痕迹。本期古瓷图文由京兆堂艺术旗下的“旦月阁”提供。汉有“旦月”品评人物，今有“旦月”品评古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