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先楚的出生地——湖北红安是有名的革命老区，著名的农民起义黄麻起义就是在这里打响了第一枪。
这里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有名的将军县，除他以外，还走出了董必武、李先念等多位开国功勋。就连红四方面军、红25军和红28军也是在这里组建，可以想见，韩先楚和他的战友们曾在这一带周边留下了许多并肩作战的回忆。
晚年的韩先楚曾和身边的秘书提起红安，称红安过去叫黄安，红安的“红”字是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的。
大革命时期，红安是“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等到解放后再进行人口统计，统计出来的数字却只有33万余人，减去期间出生的幸存新生儿的数量，在战争中牺牲、遇难的人数超过了14万。
韩先楚也一直记得红安人民把最后一碗米、最后一尺布、最后一双鞋奉献给革命的情谊，晚年一直致力于推动家乡发展。
这也使得1986年韩先楚临终叮嘱家人别把自己放进八宝山，称八宝山公墓里有他不想见的人时，很多人都认为这只是他找的一个借口，实际上，他是希望回到曾经生活过、战斗过的故乡，让自己的灵魂和家乡的父老乡亲、和过去牺牲在那里的战友永远相伴。
1949年，四野大军南下，途经红安时，时任十二兵团副司令的韩先楚尤为激动，因为此时他已经阔别家乡有15年之久，难得地有了一次探亲的机会。
在辞别大部队后，韩先楚兴奋地一路来到了吴家嘴村，一进村就朝着人群中大喊，要找他儿时的玩伴吴海洲，还当年的旧债——他当红军的时候向吴海洲借的四斗谷子。
吴海洲自然没收，还说要把有“韩司令”的签名的那张欠条留下来当作“想头”。韩先楚于是给吴海洲的三个孩子送了三支钢笔，也说这是见面礼不能推辞。
因为需要迅速归队，韩先楚只来得及和乡亲们见上一面，说不得许多就得离开。但他的心里还是记挂着家乡的发展的，建国后还数次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回红安挨家挨户地看望乡亲。
1975年时，韩先楚返回红安了解父老乡亲的生活情况，得知当时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分配得多，且多数出勤不出力，分值来得很低，让老百姓日子过得更加艰难，韩先楚还找来县委领导，叮嘱他要好好精简干部队伍，做好监督工作，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和怨气。
韩先楚再一次回到延安时已经是1981年的冬天。
当时鄂东北部山区下起了大雪，县委领导和公社领导以“雪天路滑”为由两次劝阻，他最终留在了公社办公室，在那里接待了他过去的两个儿时玩伴吴海洲和闵永进，也是想让他们说说乡里的情况。
两人和韩先楚说话却好似带刺，听出话音不对，韩先楚执意要立刻出发回村子。也是在回到吴家嘴村后，韩先楚看到了一众父老乡亲多是衣裳破旧、骨瘦如柴，这才意识到红安人民的生活远比想象中来得困苦。
又听另一个幼时的玩伴陈尊有说：“你这大官咋当的，当30多年了还让我们这样穷？”韩先楚生出了深深的愧疚感，意识到自己多年来忙于工作，忽略了太多的事情。
不顾秘书的劝阻，韩先楚自掏腰包给父老乡亲们送了5万件旧军大衣。
1986年病重之时，韩先楚还计划着植树造林的季节到了，让妻子和秘书弄些雪松、桂花之类的风景树送到红安，叫县委同志种在城关的街道上，美化街上的环境。他让妻子代自己向家乡父老乡亲问好，说他想念他们，还告诉妻子，等他去世了，就让他回红安去，永远和他们相伴。
似乎是担心家人、中央不让他回红安，担心他们把自己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韩先楚临终前还说八宝山有自己不想见的人，却说不出一个具体的名字。
最终，中央还是满足了他的遗愿，在1987年5月，韩先楚将军逝世的半年多后，将他的骨灰护送回了红安，葬在了红安东郊的黄麻起义和鄂豫皖烈士陵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