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李敏的舅舅、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南下福建担任副省长，投身福建前线城建和工业发展，10年间殚精竭虑，卓有建树，在当地风评极好。然而，特殊时代的来临，打破了原有的欣欣向荣的景象，也打破了贺敏学工作和生活上的平静。
贺敏学不愿如那些造反派的愿去揭发领导、同事的“罪行”，甚至为了保护其他领导同志，主动增加了到省委值班的次数和时间，努力和造反派周旋。
许多人劝他出去“躲一躲”，他执意不肯。1967年2月，他在家中被造反派持械强行带走，关押了起来。
远在北京的李敏辗转得知了舅舅被关的消息，想要求助父亲毛泽东。但毛主席出于一些原因，没有亲自出面力保贺敏学，只说他是一个好同志。
贺敏学和贺子珍是一对感情深厚的兄妹，且有一样的革命理想追求。两人都是在20世纪20年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井冈山上为毛主席和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地方武装建立信任和合作提供了帮助。
只是，贺敏学没有想到的是，袁文才和王佐因为心中存有顾虑，担心毛主席离开井冈山后会对他们造成不利的影响，起了撮合毛主席和贺子珍的想法。
“毛委员才高八斗，志存高远，但事业上想来难一帆风顺，做他的妻子并不容易，你要想清楚。”
这是当时贺敏学劝说贺子珍的话。贺敏学很清楚自己的妹妹，他知道她性情刚烈，不管是在革命工作上还是家庭关系中都绝不肯处于被动的地位，而毛主席注定会往上走，肩上负担的担子越重，可能会疏忽家庭，疏忽妻子。这样的两个人凑到一起，势必会彼此伤害。
贺子珍没有将兄长的劝告听进去。贺敏学的担心后来成了真。在一同走过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十年之后，1937年，贺子珍和毛主席爆发了强烈争吵，因种种误会选择了分手。
贺子珍出走延安后辗转去了苏联学习、治病。贺敏学不乏担心，却因相离甚远而鞭长莫及。
后来，新中国成立，在苏联受到迫害、吃了不少苦头的贺子珍经过我党同志的解救，得以带着女儿李敏踏上回国的路途。在国内重逢后，贺敏学作为兄长和舅舅，也将她们接到了自己身边细心照料。
这也是李敏对舅舅贺敏学十分亲近的重要原因。
而毛主席方面，虽然和贺子珍因误会分开，却没有因此而有意疏远贺敏学。相反，因为贺敏学对革命有功，新中国建立后投身城建工作也屡有佳绩，毛主席对贺敏学很是赞赏，并且乐见李敏同贺敏学亲近。
比如，李敏在中南海居住的日子，每逢贺敏学因公务上京，毛主席都会特地知会李敏，让她到贺敏学下榻的宾馆去和舅舅说话，再将他请来中南海一起吃饭。
依着这样的关系，1967年，李敏得知贺敏学受到迫害，第一时间就想到要求助父亲，让他出面将贺敏学解救出来，却不料毛主席没有太多的反应，只说贺敏学是一个好同志。
毛主席没有应李敏的请求，亲自出面保贺敏学，有太多难以言说的原因。但他说贺敏学是一个好同志，其实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表明了对贺敏学的维护。
有他的这一句话，慢一步收到贺敏学被关押、被迫害的消息的周总理就更有了应对的法子。
周总理先是直接将电话打到了福建军区，传达了中央关于“迅速放贺敏学出来”的意见，再联系了贺敏学的妻子李立英，让她记录下自己的指示，直接去西湖疗养院找军管会要求他们放人。
周总理联系李立英，一是想让她安心，不必再为解救贺敏学而多方求援，二是担心福建军区收到指示迟迟没有行动，或者是传达给军管会的时候出了差错，干脆让李立英去催一催军管会，让他们早点放人。
果然，李立英找上军管会后，军管会的负责人同意向军区汇报，然后放人。贺敏学也就在被关押了83天后终于恢复了自由。
参考文献：《福建党史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