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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表于Gale Review Blog
杨立平，Gale学术出版高级经理
三桅帆船“弗洛登”号（Flodden）最初由英国建造，后被卖给澳大利亚，并在墨尔本注册。1883年6月22日，这艘船装载着806吨檀香木从西澳大利亚的弗里曼特尔港出发，前往上海。
不幸的是，在海上航行两个月之后，该船于8月23日搁浅在南汇县（今隶属上海）附近的海滩。事发后第二天，船长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决定带领全体船员弃船，随后当地人将这艘船洗劫一空。
协商损失
劫掠事件发生后，英国驻上海领事馆、英国驻北京公使馆、英国外交部、船长、货物收货人，以及道台和县令在内的中国地方官员作为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了货物损失判定、责任认定，以及船长向中国政府索赔等一系列事宜的协商。
在中国官员的协助下，很大一部分被盗檀香木得以成功追回。1883年9月2日，南汇县令在一封公函中以中国视角对此次事件做了全面、详细的陈述。
Despatch of Nanhui magistrate to Consul Hughes Sep 2, 1883 on Barque Flodden looted. MS FO 671 Foreign Office: Consulate, Shanghai, China: General Correspondence 1845-1955. FO 671/133. China and the Modern World: Records of Shanghai and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https://link.gale.com/apps/doc/LMKXDV472600996/CFER?u=asiademo&sid=bookmark-CFER&xid=789c954a&pg=107.
与此同时，海事调查法庭也开庭审理这一案件，认定船长威廉·史密斯对“弗洛登”号的搁浅和损毁负有责任。法庭裁决称，他“在张帆和下锚的时候判断失误……也未能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保护货物和船体”。
法庭认为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协助船员并保护船只，因此无需做任何赔偿。
这个案件可被视为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中澳两国之间以檀香木、茶叶，和煤炭为主的双边贸易的一个缩影。
檀香木贸易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散发香气的檀香木推崇备至，将其用于各种用途，包括制作熏香和镶花木盒等奢侈品。
作为一种知名檀香木的产地，西澳大利亚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开启了檀香木贸易，到19世纪60年代，该贸易已成为其支柱产业，包括木料采集、运输到弗里曼特尔等港口，然后出口到上海。英国、澳大利亚和中国商人都涉足这一贸易。他们或直接将檀香木运送到上海，或经新加坡、香港转运。1 本文开始提及的“弗洛登”号商船失事案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根据上海港的贸易统计数据，上海在1859年进口的檀香木总量达到26,623石（picul）2，相当于161万公斤，其中大部分通过英籍商船运送而来。从澳大利亚进口的檀香木占当年中国檀香木进口总量的98%。1864年，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上海港的檀香木进口总量跌至12,714石（约768,930公斤）。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64. Vol. 27,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1864. Archives Unbound: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Publications. https://link.gale.com/apps/doc/ZEFAHK655841029/GDSC?u=webdemo&sid=bookmark-GDSC&xid=017bb201&pg=13
1868年，中国的檀香木进口总量大幅上升至40,789.67石（约247万公斤）。这一数字在二十世纪初不断攀升， 1909年已回升到122,697石（约742万公斤）。之后，进口量逐渐下滑。
Sandalwood imports of China, 1908-1912 “Chapter XI Trade statistics.” The China Year Book, 1914, pp. 136+. China and the Modern World: Missionary, Sinology, and Literary Periodicals. https://link.gale.com/apps/doc/GKVDFM487436013/CFER?u=asiademo&sid=bookmark-CFER&xid=183931b8
茶叶贸易
作为大英帝国版图的一部分，澳大利亚沿袭了英国的茶文化。澳大利亚人消费的茶叶大部分从中国东南部的福州港进口。这些茶叶主要通过帆船运送到墨尔本和悉尼，再销往澳洲各地。
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初，澳大利亚曾是全世界四大茶叶进口国之一，甚至一度成为世界上人均年茶叶消费量最大的国家。从1888年到1910年，其人均年茶叶消费量大约在6.71至8.05磅 (约3.1至3.65公斤)。3 1883年，澳大利亚从中国进口的茶叶总量达到了99,844石（约640万公斤），超过美国成为中国茶叶的第二大进口国。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I.—Statistical Series: Nos. 3 and 4.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and Trade Reports, for the Year 1883]. Vol. 2,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884]. Archives Unbound: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Publications. https://link.gale.com/apps/doc/ZEOXOP829514486/GDSC?u=webdemo&sid=bookmark-GDSC&xid=99ee28b9&pg=268
此后，在廉价印度茶的冲击下，中国茶叶出口澳大利亚的总量大幅减少，1907年跌至956,666磅（约433,936公斤）。19世纪80年代以后，印度茶叶在西方市场所占份额逐年提升，蚕食了中国茶叶的垄断地位。4
煤炭贸易
黑煤最早在18世纪90年代发现于澳洲新南威尔士，19世纪20年代昆士兰和维多利亚州也相继发现了煤。19世纪60年代早期，新南威尔士开始向全世界出口黑煤，而中国逐渐成为其主要的海外市场之一。
与檀香木一样，澳大利亚煤炭出口到中国主要通过上海港。19世纪60年代，在澳大利亚向上海出口货物总量中，煤炭和檀香木几乎各占一半。黑煤主要用于“熔炼或制作烧炉用的煤饼”，此外还被用于驱动英国军舰和商船的蒸汽发动机。5
英国是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煤炭的主要竞争对手。1868年，中国从上海进口的澳大利亚煤炭数量总计58,340吨，与同期进口的英国煤炭量（59,881吨）非常接近。1869年，中国煤炭进口总量整体有所下滑，澳大利亚超越英国，成为中国最大煤炭进口国。但不久之后，英国便迎头赶上。
“Shanghai Trade report for 1869”, Consuls at Shanghai, Medhurst, Winchester, Vice- Consul Alabaster Law Secretary Mowat. Shanghai and Chinkiang Trade Reports and Returns for 1869. FO 17/558. The National Archives (Kew, United Kingdom). China and the Modern World: Imperial China and the West https://link.gale.com/apps/doc/EEROLQ107681683/CFER?u=asiademo&sid=bookmark-%20CFER&xid=3a7a9567&pg=666
1913年，中国煤炭进口总量攀升至1,690,892吨。然而，随着国内煤炭采矿业的兴起以及来自日本和台湾的竞争，该数字逐渐下降到1922年的1,151,392吨。
China. The Maritime Customs. I.—Statistical Series: Nos. 2 to 5. Foreign Trade of China, 1922. Vol. 1,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the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23. Archives Unbound, https://link.gale.com/apps/doc/ZJMAZQ778208236/GDSC?u=asiademo&sid=bookmark-GDSC&xid=54b12543&pg=25.
中国进口澳大利亚煤炭数量在20世纪40年代进一步下滑，1946年和1947年的进口量分别下降到了1,111吨和1,711吨。这一数字更是在1948年暴跌到区区51吨。如此惨烈的下跌主要是受到了国共内战（1946-1949年）的影响。6
贸易和政治关系的交织
一位澳大利亚商人曾评论说：“在同中国的贸易中，澳大利亚能以低于其他国家的价格抛售商品，两个国家可以一起做很多的生意”。为此，在上海发行的英文期刊《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于1930年8月27日以一篇题为《中国与澳大利亚》（”China and Australia”）的社论做出了回应。该文强调，在中国商业和政治不可分割，澳大利亚人最好先“抛掉你们‘白人的傲慢’，放弃对亚洲移民的歧视，培养起对中国人的善意，然后再谈生意”。7
这篇文章点出了一个百年来反复出现并对中澳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议题：华人移民问题和澳大利亚对此的不同态度。对华人移民的限制和歧视引发了两国政府间的政治角力，进而影响了双边贸易关系。
澳大利亚欧洲移民与华人移民的对立始于19世纪60年代，在1888年达到顶峰，澳洲各殖民地都在这一年通过了一系列限制性的法律和政策，企图将华人完全排除在外。这些直接引发了“阿富汗”号商船（SS Afghan）事件的发生。
阿富汗号是香港吉布·利文斯顿公司（Messrs. Gibb Livingston and Company）的一艘移民运送轮船。1888年4月27日，这艘载有269名中国乘客的蒸汽轮船抵达墨尔本，但当地政府以入籍文件造假以及按照吨位限制乘客数量的新政为由拒绝乘客下船。警察包围了这艘船，并对乘客进行严格的医学隔离，禁止他们上岸。
这次危机引发了香港和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殖民政府、英国殖民地部和外交部、香港总商会以及轮船公司之间的激烈争论。维多利亚州政府以当地的反华情绪为由为自己辩护，而英国殖民地部和外交部则希望维持澳大利亚和香港及中国大陆之间人员和货物自由往来，并坚持强化与亚洲接触的政策。
Despatch from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Colonial Secretary on the Afghan Affair (May 16, 1888). FO 17/1703. China and the Modern World: Imperial China and the West https://link.gale.com/apps/doc/HGFJAH827617058/CFER?u=asiademo&sid=bookmark-CFER&pg=18.
这一事件成为了澳大利亚华人史的转折点，为未来80年臭名昭著的白澳政策和排华开路。
贸易关系的遗产
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双边贸易和政治关系的纠葛贯穿了整个白澳政策时期，一直延续到了二十一世纪。斯科特·莫里森（Scott J. Morrison）执政期间（2018-2022年），两国之间的外交紧张关系引发了以中国对澳施行贸易制裁为特征的贸易战。这种紧张关系直至2022年6月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上任才出现了转机。
封面图片来源：“The Barque Flodden of Blyth Captain D J Manners off Cape Le Heve Bound to Havre May 10th 1871” (watercolour) https://www.mutualart.com/Artwork/The-Barque-Flodden-of-Blyth-Captain-D-J-/35309C402FC0F6D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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