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绿》第760期|张学勇:《沙家浜》背后的故事

教育   2024-11-09 16:00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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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绿纪实

《沙家浜》背后的故事

■ 张学勇


今年是京剧《沙家浜》定名60周年。

“战斗负伤离战场,养伤来在沙家浜。半月来思念战友与首长,也不知转移在何方。”

这是《沙家浜》开场的一段经典唱词。

大部队转移到哪里去了呢?

19395月,新四军第6团在叶飞的率领下,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名义东进,经过首战黄土塘、夜袭浒墅关、火烧虹桥飞机场等战斗,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扩大了新四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赢得了当地老百姓的民心,“江抗”很快由东进时的1000余人发展到5000余人。

国民党三战区强横要求“江抗”西撤,国民党“忠义救国军”与“江抗”摩擦不断,曾两次攻击“江抗”。

“忠义救国军”的前身是由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上海帮会头子杜月笙等人组织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19381月,戴笠将其改编为“忠义救国军”,虽然组织过一些针对日伪军的暗杀和破坏活动,但其任务是限制和打击共产党。

921,“江抗”在江阴顾山南麓遭到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五、第六支队和第十支队的疯狂围剿袭击,政治部主任刘飞率部反击,胸部中弹,身负重伤。

10月,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从大局出发,命令“江抗”撤出东路地区,这就是《沙家浜》中新四军被迫转移的历史背景。

新四军西撤时,在阳澄湖畔后方医院留下了40多名行动不便的伤员。他们之中有“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江抗”五路参谋长夏光,“江抗”政治部副主任黄烽,还有一些官兵。

小虎:“小王同志昏过去了!”

众战士:“小王!小王……”

郭建光:“小凌,快!看看他的伤口是不是恶化了!”

小凌:“指导员,刚才看过了,伤口有点恶化,不要紧。他主要是打摆子,发高烧。”

这个剧中片段形象地描绘了新四军伤病员艰苦的生活环境。

军旅作家崔左夫在《血燃着的姓名》中写道:为了躲避日伪军和国民党军的搜捕,这个后方医院只能躲在阳澄湖上的芦苇荡里,里面只有一小块沙洲,没有房子,没有病床,而新四军伤病员的病床和医务室就是几条小渔船,条件简陋,让人无法想象。

在阳澄湖后方医院养伤的有40多人,因缺少药物治疗,伤口感染,得败血症牺牲了不少。

有一次夜晚,下了暴雨,阳澄湖的水位猛涨,伤病员们手拉手围在一起,生怕失手被洪水冲走,第二天清晨,洪水退了,少了一位同志,没有人说出他的名字,也没人知道何时冲走的。

夏光得知后说:“马上进行人员统计和登记!”后来统计有36名伤病员。因为这个名单,崔左夫把采写的纪实文学命名为《血燃着的姓名》。

《沙家浜》里,伤病员人数缩减一半。在“要成为十八棵青松”的第五场,亮相的只有11名伤病员,因舞台空间有限。

阳澄湖后方医院最早设在芦苇荡中的渔船上,没有固定的地址,每次日伪军扫荡,群众和医护人员扶着轻伤员,抬起重伤员,赶忙转移到湖边,用小船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原“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回忆说:“每到一个村庄,伤病员就被分散安排在群众家中,农家的小屋、湖中的小船都成了伤病员的藏身之处,门板一架就是病床,蚊帐一挂就是手术间。碰上敌人扫荡,大家就把伤病员抬上船,转移到芦苇荡中。敌人走了,再接回村子。”

“秋天过去,芦苇大部分被割掉,张家浜的乡亲们向县委提出请求:要把伤病员接到村里去住,乡亲们拍着胸脯发誓:‘交给我们吧,只要我们活着,伤病员就不会损失一个!’”

在后方医院,老百姓的草房是“病房”,地上铺的稻草是“病床”,门板铺上一块白布是“手术室”。没有金属的镊子,医护人员削竹签代替;没有夹板,锯木板做;没有脱脂、棉花和绷带用普通棉花和土布煮沸消毒代用。

伤病员何彭福之子何国雄说:“我父亲的伤口发炎,张贤医生为他换药,拉开纱布闻到伤口有臭味,还有蛆在爬。张贤医生为他清洗了伤口,换好了药后,还有趣地用红药水在伤口旁边画了一个小兔子,引得在旁的战士哈哈大笑。”

程谦明:“有不少乡亲被捕,据我们得到的情报,胡传魁已经是死心塌地地投靠日寇了。”

阿庆嫂:“那怎么办?”

程谦明:“一定要拔掉这个钉子,我们的主力部队马上要过来了。”

阿庆嫂:“好!”

程谦明:“你了解一下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过两天我派人来取情报。”

阿庆嫂:“伤病员同志们怎么办?”

程谦明:“立刻转移红石村。”

阿庆嫂:“是!”

这是县委书记程谦明在“春来茶馆”和阿庆嫂接头,布置新四军伤病员转移红石村的一段对话。

据刘飞和其他伤病员回忆:一天,董家浜西南梅村“东来茶馆”来了一位面容清瘦身着细布上衣的中年茶客,一进门就悠闲自在地喊叫“哎,来壶茶”。老板胡广兴连忙跑上去招待客人。

这位茶客一边喝着茶,一边悄悄地对胡广兴说:“两天内要把‘蚂蚁爬山,劈里扑落’全部转移到张家浜去,否则,他们都要饿死。”

“蚂蚁爬山,劈里扑落”是一句暗语。山谐音3,落谐音6,指的是36位伤员。

胡广兴接过钱,说了声“谢谢先生”!

这位茶客就是当时中共常熟县委委员、“民抗”司令任天石。

任天石造访茶馆的第二天晚,湖面上刮起了大风,董家浜湾汊里的一只小船忽然离岸而去,正在巡逻的日伪军大声喊叫“怎么回事”。

胡广兴在岸上说“风太大了,小船刮断绳子漂走了”。

日本兵让人下湖去拉小船,胡广兴自告奋勇跳进湖里,游到不远处大喊“救命”。

胡广兴被人拉上岸,对日本兵说:“风大浪急,湖水太深,拉不回来了。”敌人只得作罢,气呼呼地走了。

小船越漂越远,天黑后,从船底钻出来一个小伙子,上了船,小船飞快地向湖中心的芦苇荡划去,连夜把伤病员转至澄西张家浜。

这个小伙子名叫胡小龙,是胡广兴的侄子,在《沙家浜》里演沙七龙。

江青在审查该剧时,认为沙奶奶生了七个儿子,有一点过分能生了,便将沙七龙改成沙四龙。

1939116,以新四军36名伤病员为骨干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在常熟东塘寺成立,夏光任司令员,史称“新江抗”。

194028,“新江抗”在阳沟楼与偷袭的昆山日军警备队激战大半日,击退敌人并击毙队长斋藤。

同年10月,“新江抗”从36人发展成3000余人的队伍,控制苏常太地区14个镇,革命之火成燎原之势。

19481113,战地记者崔左夫采访淮海战役,华野一纵队司令员刘飞指着打扫战场的2059175团官兵对崔左夫说:“这个团的前身是新四军61852团,最早的一批战斗骨干是留在阳澄湖畔芦苇荡里的‘江抗’36名伤病员,他们的经历,以后你应该写一写……”

19576月,崔左夫专程到苏常太等地采访,获取了36名伤病员在阳澄湖战斗的大量资料,写出了纪实文学《血染着的姓名》。

19589月,上海沪剧团团长陈荣兰到南京军区索阅“解放军30年征文”,恰遇20军老战友崔佐夫,获《血染着的姓名》一文。

上海沪剧团编剧文牧把《血染着的姓名》改编为沪剧《芦荡火种》,19601月在上海人民大舞台公演引起了巨大反响。

同年5月,著名作家汪曾祺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

1964723晚,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观看京剧《芦荡火种》。毛主席看后,大加赞赏,他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这个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许多戏都用地名作为戏命,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

张学勇,安徽萧县人,26载军旅岁月,曾任团、师、军级单位宣传干事,处长等职。先后在《新华网》《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发表作品千余篇。获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征文比赛二等奖,《人民日报》社征文比赛三等奖。作品入选国家《国防行政执法浅说》、总政治部《演讲稿荟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大家谈》等书目。出版文集《帷中散记》《军旅岁月》。转业到地方后,痴情码字,笔耕不辍。“知天命”更“知不足”,写作之于我,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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