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盲」专栏收官！最后10个词，说不定今年就考…

/ 用心耕田 水到渠成 /

冲刺助力小田心

又上线啦！

「考前扫盲」专栏

再次加更！

本专题主要瞄准近年各大新传刊物中

出现的新名词或陌生名词

争取帮助大家扫除一切“盲点”

今天也是最后一期啦

快来一起“扫盲”吧~

本专题旨在帮助大家掌握核心课本知识、重要专题等以外的“小众”知识“盲点”，故建议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主要以理解、熟知为主，无需逐字逐句背诵（学习时间紧张或目标院校不常考课外知识的同学，了解即可），也不必为之前不了解这些知识点而感到焦虑~

近年来，在哔哩哔哩、抖音、快手等视频社交平台上兴起了一种用户自发的新闻生产和分享实践，这既不同于简单的新闻搬运、转发，也不同于一般的新闻评论，而是基于专业媒体的新闻报道进行分析、解读、整合、延伸，而且通常以“把新闻讲给你听”的方式进行内容生产与传播，呈现出鲜明的传播者个人风格。如果从新闻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视角来审视，一方面这类新闻活动的主体是社会大众，是一种“下沉”到大众日常生活世界的新闻；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在数字平台上常人（即普通人）的新闻生产活动十分活跃，这是一种基于主体间交往、新闻作为交往中介的人类实践。这类常人新闻生产活动可称为“讲新闻”，其类似于自古以来人际之间口耳相传分享新闻信息的样式，实质是以数字平台为中介的一种“口语传播”。

总的来看，视频社交平台上的“讲新闻”作为一种常人的新闻生产活动主要表现为：其一，博主将多个专业媒体的新闻内容进行深度整合，总结提炼某个新闻事件的整体面貌；其二，博主将一个或多个新闻事件进行拆分、重组，在对比联系之中提炼传播点；其三，博主还基于历史或现实资料，在新闻报道内容外补充讲解，是对原始新闻报道的“二次创作”。视频社交平台上的“讲新闻”行为，既是用户在新闻分发、新闻解释过程中的积极参与，也是在职业新闻传播活动外的主动生产和加工，基于原始新闻文本生成了新的文本，这是职业新闻生产的延伸。

与职业新闻生产活动相比，“讲新闻”这类常人新闻生产活动也面临着风险与挑战，比如公共价值方面有所欠缺，存在新闻失实等新闻传播伦理风险，过度追求“流量”可能造成传播失序等。作为具有一定公共属性的社交账号，“讲新闻”活动的博主在进行新闻生产活动时同样需要遵守新闻职业道德准则和社会伦理规范，新闻生产过程中不能罔顾新闻事实，也不能过分聚焦矛盾面、放大冲突，成为舆论极化的催化剂。常人新闻生产活动中同样应该把握好新闻传播的规律，注意正确的舆论导向和新闻的价值取向。

借助数字技术的AI“复生”，展现出一种全新样态的“生命”塑形。这种“生命”的要义在于“复生”，其塑形的对象是已经终结的人类个体生命——无论是外貌、声音、行为特征，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无比近似于生命原型。在符号构成的层面，数字“复生”与传统的视听影像并无区别。但显然，“复生”涵括并超越了传统影像的记录功能。人们观看逝去亲人的照片或者视频，是怀旧式地寻求昔日重来的幻梦。

AI“复生”的技术路线，其实现过程的第一阶段是生命必须转化为数据，而第二阶段则当然是数据重建生命。概言之，放到数字时代的大背景中，AI“复生”实际上就是人类从数字化生存中逐步推演探寻出的数字化生命可能。

AI“复生”呈现的数字生命图景与每一个生命个体息息相关，就“复生”的对象而言，它是私域的；就“复生”的影响而言，它又是公域的。一旦“复生”的生命挣脱时光的束缚扑面而来，就会凭借强大的情感召唤力，击中人们心中普遍存有的关于爱与记忆的渴求。从积极的向度看，AI“复生”体现的是人类与时间抗衡的勇气与力量。但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人们有前瞻性的危机意识理所当然，AI“复生”形态的持续演进不仅会带来哲学理念的困扰，更会在实践层面带来法律、伦理、心理、社会关系等诸多层面的问题。

数字永生是一种延续、迁移和发展主体交往性的数字存在方式，其特征是，将一个生物学主体的关键记忆、意识与思维方式以数据形态置于数字系统并加以运行，从而使主体拥有长久延续的交往价值，以展现其永生世间的根本意义。

数字永生属于技术性永生的范畴。技术性永生即“人类可以用技术科学如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纳米技术等手段帮助人类超越生物性的局限性”。技术性永生是一个方法之丛，包括生物学永生、控制论永生和数字永生，这些类型都指向相同的目标——生命的无限延长。数字永生的终极愿景是将原生物体的思维、意识等上传到非生物载体上。数字永生的主流，是通过数字痕迹保存个体存在，它即刻满足着当下人类对永生（尤其是不朽）的技术冲动。比之于传统的不朽模式，数字永生的路径，是一种更为平民化的技术永生。

数字永生具有数字实在性。它需要一种对时刻存在性的记录：记录生活、保存数据，以确保个体数字档案的完整。在这种视角之下，人的大数据才是人被克隆的基础。数字永生挑战了经典意义上的人的主体性，而其意味深长之处也正在于此。联结生死的数字技术，使人的主体性发生了变异，即：它们所实现的不是人的永生，而是信息、数据、社会联结的永生，即这样的数字永生，就是对交往的可供性的恒久延续。

21世纪初期，Gordon Bell与Jim Gray曾按照先进程度，将数字永生划分为单向永生与双向永生两类。单向永生是一种被动的永生模式，是“只读”的，可以查看、阅读、甚至是获取信息，但不能与之对话，其实现方式是，保留、管理个体的数字痕迹，使之以数据化方式映射为死者的“虚拟实体”。尽管单向永生主要是一种单向交往，但因为生者可阅读、观看死者遗留在数字平台的内容，还可以通过数字悼念来丰富相关内容，由此，单向永生也能建立起一种死者的“持续存在”之感。相比于单向永生而言，双向永生意味着死者是一种类似于聊天机器人般的主体存在，它对生者与死者的联结，更接近那种具有交互性的“交往”。双向永生更强调永生者的主动性。

舆情监测是指对网络媒体、社交媒体、新闻媒体等各种公共信息渠道进行监测、收集、分析、归纳整理与报告，从而了解公众对特定话题、事件、机构、人物等的态度、看法和情绪，并及时发现和解决可能出现的舆论危机。舆情监测可通过各种工具和技术手段实现，如搜索引擎、网络爬虫、数据挖掘和情感分析等。

舆情监测与舆情研判密切相关。舆情精准研判是在舆情监测的基础上就舆情所作的科学的、正确的研判。其要义是：符合舆情的实际情况，避免偏差和误判，因研判科学、正确而能对舆情应对产生良好的实效。

舆情研判系统内外的诸多因素影响着舆情研判正确和精准程度。外部的影响因素：（1）社会环境、传播生态、社会心理，对所要研判的特定舆情总是有着笼罩作用。随着改革不断深化，社会生活的复杂程度有所增加，作为社会生活反映和折射的舆情，其复杂性必然随之陡增，并会在多个点上被触发。（2）国外舆论较之以往在更高程度上对国内舆情有所影响，使之客观上增加了变数，且更趋复杂化。（3）先进的信息技术一方面为舆情研判提供了新的技术、方法和工具；另一方面也使舆情主体（社会公众）与舆情相关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某些重要变异，使舆情在生成、传播和人际相互感染方面出现了诸多变化。

内部的影响因素：（1）特定事件及其舆情本身扑朔迷离，有相当的复杂性；时有反转，搅乱了对舆情的正常判断。（2）因网络本身的作用，舆情传播快捷速达且能全时空覆盖，各种意见纷呈。（3）致使舆情发生和牵引舆情走向的事实信息失实乃至虚假，从而程度不等地影响了舆情精准研判。（4）一些有影响的意见领袖不正确的意见与事件真实情况不符，增加了舆情复杂性，使舆情研判难度因之增加。（5）网络水军的搅和、作祟，使舆情事件及事件舆情真假难辨。（6）舆情研判者的主观认识和舆情客观实际不相吻合或有所脱离；舆情研判者被舆情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放弃了对舆情本质的追寻。

在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前，舆情研判主要依靠过往经验、主观预测进行，很难设想通过机器学习、建立模型来助力舆情研判和舆情风险预警，也难以实现舆情精准研判。在ChatGPT类大模型技术问世并介入舆情研判后，舆情研判得以借助基于庞大语料库、进行周密预训练而成就的世界模型和智慧大脑（甚至可称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最强大脑）进行，研判的精准度可望有所提高。

在视觉修辞中，语言跟图像经常出现在同一文本中，如平面广告、小说文本与插图，甚至网络上的表情包等形式。这就使得语言跟图像这两种人类基本的认知方式同时出现，语图关系研究成为视觉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议题。语言与图像的结合能够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效果以及它们之间的组合方式对于意义生产有什么影响等关键问题成为视觉修辞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古希腊哲学到现代哲学，再到后现代哲学，语言和图像在不同的哲学发展阶段所呈现出的角色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柏拉图那里，语言和图像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吊诡，如果从模仿的角度来看语言和图像，语言是对事物图像的一种再现，但是如果从“理念”的角度来看，那么语言和图像都统一于理念。而在现代哲学的话语框架内来分析，语言和图像对于认识本质来说是不可能的，两者统一于“理性”中。而在后现代性中，语言成为一种秩序的代名词，而图像则成为不规则的代名词。鉴于后现代哲学的使命，图像的主体性地位得到回归。

目前对“语-图”之关系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文学艺术领域，如诗歌与绘画的关系，小说与插画的关系，图像与图说的关系。语图关系研究以图像时代为背景，将文字作为重要研究质料，涉及图像学与语言史的考察。与此同时，在分析二者结合的叙事效果时，符号学的思想资源也常被引用，新闻领域的少量相关研究仍然遵循文艺领域的哲学思辨路径，其中，“语”指传统新闻报道所使用的文字，“图”往往指艺术插图或新闻摄影图片。研究于此处出现断层——文字与图表是数据新闻最重要的两大组成部分，数据新闻的语图关系理应被重视。

数据新闻中的语图内容结构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五种类型：（1）图表统摄。图表中的信息增量远大于文字，文字仅提供背景知识，简要描述图表大致内容，基本不出现具体数值，更多时候起到串联逻辑的作用。（2）文字统摄。文字中的信息增量远大于图表，提供了图表之外的信息、观点，甚至数据，图表只是作为补充，给出视觉化印证。（3）语图重合。同一份信息在文字与图表中均出现，文字与图表内容基本一致，是新闻生产者在创作时“看图写作”的结果。（4）语图对话。文字积极引导读者阅读图表，对图表信息进行有选择的解释、补充。对话是对立两极遭遇时相互作用，最后达到一种具有再生能力的和谐状态，被认为是图文作品发挥其表意优势的最佳策略。（5）语图协商。强调文字或图表提供与对方的观点、叙事口吻不同甚至对立的内容。语言锚定的框架与图像锚定的框架是一种相互制衡的关系，这源于新闻报道准则的遵循、言外之意的实现或叙事焦点的差异，这是一种既想逾越、又想克制的“暧昧”状态。

“李杜之争”指20世纪20年代约翰·杜威与沃尔特·李普曼的思想交锋。他们的思想碰撞对于解读当前社会仍然极具现实意义。学者胡翼青等认为，李普曼与杜威之间的思想分歧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对于现代工业民主如何实现的想象象征着两种选择：民主现实主义与民治主义，或者说是更可行、保守的民主观念和更彻底、激进的民主观念。

对于杜威和李普曼来说，他们理论中的基础逻辑，也就是认识论的问题，都与“传播”和“公众”的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他们发现的共同议题，也是理解他们庞大思想体系的核心。

李普曼认为公众就像坐在剧院后排的“聋哑观众”一样名存实亡。在《舆论》与《幻影公众》这两部经典著作中，李普曼较为犀利地提出，个体脑海中认知图景的扭曲性决定了“公众”的无能，“公众无所不能、至高无上的理想，是十分虚妄的、绝无可能实现的。”因此，“公众”仅仅是“情况好时支持当权者，情况差时支持在野派”的“无知个体的混合体。”因此在李普曼看来，不能将民主社会交到这样的行动主体手中。李普曼的观念中暗含着的道德观点是，“自治”不是人类的本能，所以并不会被人们长久地渴望。更确切地说，人们仅仅渴望的是“自治”的结果，而非过程。公众并不想要所谓的“民治”，并且他们也注定无法成为达成“民治”所需要的主体，因此在此前复杂且瞬息万变的社会状况下，人们只能置身事外，真正意义上的“自治”可以被牺牲，“精英”政治才是社会稳定的最优解。

而杜威则认为公众的生成是人类彼此联合的必然结果，只有公众参与才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杜威一方面认同李普曼理论准确地洞察了当时工业社会的民主危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李普曼这套便于执行的民主方案与自己一直坚守的那种真正“民治”的民主理想相悖。对杜威来说，公众参与式的民主理想更是无法抛弃的。于是他转而重新审视“公众”的定义问题，以重建其民主理论。杜威主张从人类的具体活动与实际经验出发而发现“国家”的概念如何界定，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应由人类的集体活动与交往建构。在杜威看来，“公众”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经由个体联结行为生成的一种群体性的、动态的概念。可以说，变动不居是杜威为“公众”这一概念重新找到的本质。

李普曼与杜威的“公众观”之间有着深层次的逻辑对立。李普曼的“公众”是由原子式的个体组成的实体存在。杜威的“公众”只存在于社会的有机关系中，因而是动态的、具有“生成性”的，其生成于具体的事件，又因具体的事件而消失。这与李普曼的理论起点大相径庭。换言之，“公众观”是窥见他们民主理论根本逻辑与世界观的切入口，李普曼的思想以原子式的个人主义理论为基础，而杜威的哲学观则建立在关系本体论之上。

当下的世界正走向以“平台”为基础设施、“万物皆媒”的社会生态。数字平台造就的混乱和无意义就是当今人类交往的境况。在这个时代，迫切需要像李普曼和杜威这样的学者，为我们再度提供关于“社会应该如何治理”的答案。然而，100年前的“李杜之争”，已经在平台世界的脚步声中落下了帷幕。

从符号生产行为来看，“意象”本质是通过对物质进行媒介化生产以成视觉化的象符，并在象符中进行主体情感与意志的隐喻，进而弥合“言”与“意”之间的某种区隔。从人体的发生机制来看，“意象”即为“人在观察或接触客观事物后，根据感觉来源传递的表象信息，在思维空间中形成的有关事物的心理印象，是人对事物表象信息抽象概括后得到的理性形象”。从文化活动来看，意象是主体的“意”与客体的“象”构成的一个复合型范畴，是虚与实、情与物的妙合。总的来说，“意象”是主体通过将自我意志投射到客观物象的编码过程所编制而成的、内含着主体认知图式与情感记忆的符码，有着深刻的传播学色彩。

中国的“意象”可以说与西方的“符号”互为表注，传者通过编码“意象”来进行纪事与言说，而受众也通过“意象”的解码来实现“意会”与“共情”。西方习惯用“符号”指代一切信息，体现着西方崇尚的科学理性调性，但“意象”生成于中华文明土壤，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以情感取向、德性取向的文明，具有人文关怀的品格。所以在中华民族的符号生成与传播实践中，皆习惯将一切“象”符号镀上主体之“意”，体现出“象为意言”“万物皆有情”的取向。因而，“意象”便成为中华民族进行文化传播、思想传播的重要符号。

而“意象传播”简而言之便是传播者从自我认知图式与生命图景出发，以“意象”为媒介符号，以其编码与解码为传播结构，以调和内外、共筑认同为传播旨归所进行的一系列传播实践，以及由此建构起的一整套为共同体所感知、所意会的传播形态。

意象是中国人独特的言说符号，而意象传播也成为中国人“主情志”“通感于自然万物”的独特言说、传播方式。意象的生成体现着中国人对于传播符码的内敛式想象，意象传播也暗合着中国人“以象表意”的含蓄、委婉的传播气质。“象”为言之延伸，亦为“意”之载体。“意象”脱胎于具体物象媒介，实现了媒介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合。意象传播以“意象”为媒介在不同主体、主体与客体间建构起意蕴丰厚且多元的传播体系，其中既有“象”作为传播之物质符号，也在“意”的主体性灵、情志的参与中展现出丰沛的情感传播与诗性传播色彩。可以说，意象传播呈现着以“喻”化象、以“情”绘象并以“意境”来统合意象集群的本体特征，同时，意象传播呈现着以“意象”符码为媒介，沟通、联结着传受双方的完整传播结构，在“味象”中达成一种开放性的、统合不同主体间性的关系与意义网络，并以“中道”为意象传播效果之调适机制与衡定标准，以深化、推进礼乐文明精神的传播与展演为最终旨归。

计算机视觉（Computer Vision）是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中最基本的领域之一，专注于计算机解释和理解视觉世界，其发展与人们对于生物视觉活动的研究进展密切相关。目前主流的计算机视觉可用于各种任务，主要包括图像分类、目标检测、语义识别、图像分割、场景描述和图像生成、图文互换、图像恢复、三维重构等。

计算视觉传播是基于计算机视觉技术的技术型范式，这一范式强调以最新技术和相关大数据进行研究。计算视觉传播延承了传播学研究的经验-功能范式，并极大地促进了传播学研究技术的最新发展。计算视觉传播研究可以归并进当下计算传播学、计算社会科学之中，体现出技术体系在研究中的勾连作用和巨大活力。

第一，计算视觉传播研究讲究微观、中观与宏观视角的结合，因此可以针对各类图像进行类型化、系列化与长时段的视觉特征分析，并可以结合视觉行动者模拟方法与典型图像总结视觉模式，探究各种视觉传播之中的因果关系发展与演化规律，进而分析、解释、预测各种图像和视觉传播活动。

第二，计算视觉传播倡导技术型的研究范式，这一范式以视觉数据为研究基础，随着计算机视觉技术的不断更新而发展，正与当下视觉传播数字化的发展趋势相吻合，这也是计算视觉传播研究独特的优势所在。计算视觉传播范式并不是万能的，我们应该尊重视觉传播与视觉文化传播的各种范式，计算视觉传播要与其他范式进行平等的对话，尤其需要融合批判范式的视域，这是这一研究未来能够充分展开学术想象力的基础，也是计算视觉传播可以批判性地反思数字资本主义的根本。

第三，计算视觉传播研究的中国问题视域。近10年来，视觉传播与视觉文化传播越来越集中于新媒体空间之中，成为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与日常生活的表征，为计算视觉传播展开一个巨大而富有挑战性的中国研究问题视域，这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极富学术想象力的研究空间。

文化智能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末跨国公司的发展潮流，在多元文化的工作环境与国际组织中，文化智能是一种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效交往的能力。文化智能包含四个方面：元认知的（metacognitive）、认知的（cognitive）、动机的（motivational）和行为的（behavioral）文化智能。文化智能可以帮助人们调和不同的文化策略，并且促进与不同文化身份的人进行融合，这种能力在紧张的国际竞争之中是十分重要的。 

“数字修辞”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理查德·A.兰姆于1989年发表的一场名为“数字修辞学：理论、实践和特性”的演讲中。在兰姆看来，作为数字技术的产物，数字文本的生产离不开文本生成的基础设施——计算机。由于计算机遵循的是二进制机器语言，人类与计算机的“沟通”，则必然涉及不同语言“方式”之间的转换与理解问题。正因为计算机具有执行人类意志的语言功能，兰姆将计算机置于修辞框架中加以认识，称其为一种特殊的“修辞装置”。有别于传统文本的书写方式，建立在计算机基础上的数字文本本质上是人机互动的产物。因此，计算机这一修辞装置必然会介入文本生成过程，并且影响着文本的表征形式与语言。相应地，以计算机为中介的文本生产与传播实践，便与修辞建立了联系。数字文本同样涉及文本表征维度的语言艺术和话语策略问题，而这恰恰是西方修辞学极为热衷的经典论题。

数字修辞诞生于计算机中介的传播“场景”，回应的是数字文本的修辞问题。概括而言，无论是本体维度的编码策略问题，还是生产维度的技术语言问题，抑或是媒介维度的程序装置问题，都存在一个修辞认识的理论向度。当数字文本获得了一个来自修辞学的认知向度时，传统修辞学便不得不进行拓展和创新，以回应数字文本涉及的语言艺术、表征策略等修辞问题，由此便产生了数字时代的修辞形式——数字修辞，而与其相关的系统性学问便是数字修辞学。

“数字修辞”这一术语可以被简单地界定为修辞理论（作为分析方法的修辞理论或作为生产策略的修辞理论）在数字文本或表演中的运用。数字修辞学的早期研究，主要聚焦于计算机这一特殊的技术系统，重点关注计算机生成文本的修辞策略问题。随着互联网、媒介融合的发展，数字修辞的研究对象从早期的超文本、网络超文本拓展到融合了视频、音频、动画、互动的超媒体作品。

数字修辞的具体形式包括程序修辞、技术修辞、计算修辞等。这些数字修辞观念实则将修辞的面向下沉到媒介、技术、物质等维度，旨在探讨机器的语言、表征的规则和技术的使用。正是在数字修辞的视域下，媒介与技术被带入了修辞的领域，并成为数字叙事及其意义实践中不容忽视的考量因素。

大家可以跟着小田心的这个专栏一起“扫盲”，尤其是报考川大等考查课外知识较多的院校的同学。希望大家能够最大限度地扫除盲点，自信满满地参加最后的考试，稳稳上岸。另外，小田心再次提醒大家，目前时间已经很紧张啦，扫盲专题中介绍的知识点又较为新颖或“偏门”，因此在补充学习这些拓展知识时不要焦虑地去死记硬背，要根据自己所报考院校的出题风格进行选择性学习，并把学习重心放在理解上哦~

本年度的“扫盲”行动到此就全部结束啦！能坚持读到这里的你真的很棒！最后几天，也要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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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丁晓蔚，赵鑫，刘梓航，刘天昊.舆情精准研判中的ChatGPT：“大数据、大模型、大计算”范式驱动的理论与应用探索

[2] 刘永昶.AI“复生”：一种数字生命的生成、可能及其文化逻辑

[3] 李丹，杜骏飞.数字永生：一种交往论的观点

[4] 涂凌波，马娅萌.“讲新闻”：数字时代的常人新闻生产活动与人际新闻交往

[5] 于德山.计算视觉传播研究：理论体系、范式转型与学术想象力

[6] 周夏宇.“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博物馆留言书写的跨文化实践

[7] 刘涛，刘锦鹏.通往数字世界的修辞学:融合新闻叙事的数字修辞体系构建

[8] 汪金汉.视觉修辞视野下的语图关系哲学脉络书写——以柏拉图为中心

[9] 惠一蘅，方洁，董晨宇.“解读”抑或“留白”:数据新闻语图结构的认知效果研究

[10] 胡翼青，任依瓯.生成性公众观：平台社会的来临与“李杜之争”的终结

[11] 谢清果，韦俊全.意象中国：作为华夏文明传播符号的“意象”及其传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