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穿戴新闻、浪漫关系、量化受众、数字怀旧……没听过？那快来了解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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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刺助力小田心

又上线啦！

「考前扫盲」专栏

第七期来啦！

主要瞄准近年各大新传刊物中

出现的新名词或陌生名词

争取帮助大家扫除一切“盲点”

快来一起“扫盲”吧~

本专题旨在帮助大家掌握核心课本知识、重要专题等以外的“小众”知识“盲点”，故建议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主要以理解、熟知为主，无需逐字逐句背诵（学习时间紧张或目标院校不常考课外知识的同学，了解即可），也不必为之前不了解这些知识点而感到焦虑~

如今，以智能手表、智能眼镜、健康追踪器为代表的可穿戴设备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渗透日常生活。作为一种新型信息采集和传播技术，可穿戴技术被新闻实践采用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可穿戴新闻”（wearable news）指的是一种应用可穿戴技术实时采集个体生命数据并将其整合为新闻内容的数字新闻实践方式。这种新闻形式突破了传统新闻的生产机制，借助技术与个体体验的紧密结合，提供了沉浸式、互动式的叙事方式，使新闻内容更具个性化和参与感，同时为数字新闻带来了更深层次的观察视角和情感共鸣。“可穿戴新闻”不仅包含了由海量个人生命数据构成的社会技术想象，也蕴含着基于可穿戴技术培育而来的个人视角的独特叙事方式。

从一定意义上说，融合传播生态下新闻生产的基本逻辑从“想象受众”转变为“量化受众”。在传统的“想象受众”新闻生产模式下，尽管报纸经常做读者问卷调查，电视台也请调查公司做节目收视率的调查，但是这些数据相对滞后，且缺少对个体受众的描述。在这一模式中，记者对受众的预测建立在一定的想象与经验假设上，按照媒体的惯例进行文本撰写、音视频生产。传统媒体时代缺乏准确的受众数据，新闻生产主要基于记者的具体经验与专业实践中积累的知识形成一套惯例，从而确保记者的工作与未知的受众产生连接和共鸣。“想象受众”的生产模式有高度的主观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事实上对于编辑部大多数采编人员来说，受众仍然是默不作声的一群人。

数字时代，受众不再是模糊的、主观的想象对象，而是可以通过精确的数据进行分析和描述的具体的人，随着用户画像技术的应用，千人千面、精准分发成为媒体的基础能力。这一变化使得新闻生产和传播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基于大数据分析和精细化的受众测量工具，媒体能够通过各种数据源（如内容发布情况、传播情况、访问流量、受众反馈等）深入了解受众的兴趣、行为模式和消费习惯，并可以通过各种即时网络通信工具联络受众，受众成为可计算的受众。新闻生产也转向“量化受众”模式，即新闻编辑部依靠越来越丰富的受众数据进行生产。

怀旧（nostalgia）既是一种个体情感，同时也是一种集体情绪。媒介怀旧（media nostalgia）表现为人们对于过去的媒介文化与媒介技术的渴望，包括以原有的社会和文化意义、美学、风格、操作方式、嗅觉或触觉来重新拥抱过时的媒介技术。

在传统类型的怀旧实践中，媒介充当着人们与其旧日经验的中介物或入口，即“中介的怀旧”。人们既可以基于个人亲身经历，以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及影视小说等大众文化媒介为中介进行怀旧实践，也可以借助这些媒介和大众文化载体进行个人未亲身经历的历史怀旧。

近年来对于媒介与怀旧实践的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媒介的中介化视角，而是将媒介本身作为一种物质性的怀旧物，讨论媒介本身作为怀旧对象的可能。在此意义上，以物质性视角来理解媒介与怀旧研究，就不能仅将媒介视为怀旧实践的技术中介，而要从人与媒介物互动的角度去理解媒介。

随着视听新媒介技术和沉浸式交互技术的发展，数字怀旧（digital nostalgia）正成为数字交往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数字怀旧源于媒介记忆（media memory），它关注利用或通过媒介对共同的过去的记忆，以及有关媒介的记忆。不同于大众媒介时代所建构的媒介怀旧，数字怀旧既反应了某个个体成长中的心路历程或生命体验，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个体化的、情感性的心理范畴层面，成为社会化、全民性的集体事件和社会文化景观。数字怀旧成为人们应对媒介社会文化变迁，参与数字交往的重要实践，其背后也映射出怀旧群体的社会心态特征。

在当下数字交往的环境中，数字怀旧实践是将既往中介化与物质性的媒介怀旧类型延伸到数字平台所展开的记忆展演和怀旧实践。数字怀旧有如下特征：（1）基于数字平台开展的记忆展演与怀旧实践。（2）不同于传统的媒介记忆，数字怀旧既包括了中介化的媒介怀旧，（3）也包括了物质性的媒介怀旧。（4）最为重要的是，数字怀旧还是基于当下现实的一种实践中的交往记忆。

所谓的“旧媒介”（如磁带机、黑胶唱片、录像机等）在数字时代的回归通常被理解为一种“媒介复古”现象：一方面，旧媒介往往被当作充满文化魅力的“复古客体”，研究者也多从使用者由此形成的情绪和感受入手，讨论媒介所激发的符号-文化想象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怀旧效应”。另一方面，由于媒介复古现象多集中于特定的趣缘群体，群体中的成员们如何因物结缘、借物怀旧，以及由此展开的相关记忆实践也成为研究者们考察的重点。

数字化在当下已经成为区分新旧媒介的显著标准之一。正如曼诺维奇所言，现今的新媒介指代包含“数值化、模块化、自动化、多变性、跨码性”等特征的媒体产品；与之相对应，旧媒介则往往以那些无法数字化、具备单一存储介质、信息具有连续性、以模拟技术运作等特征的媒介类型为代表。的确，数字媒体天然的交互性、可复制性、跨媒介性优势使其相较于那些“笨重的”旧媒介更易获得人们青睐，带来“新”与“旧”之间不断迭代关系。但是在此趋势之下，一些面临淘汰的旧媒介似乎并未完全退场，反而因某种机缘重新回到使用者的日常生活之中。例如，胶片摄像机重新被人们用于拍摄家庭纪录片，黑胶唱片一跃成为音乐产业中销售量增长最快的产品，磁带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再度出现。

模拟技术在数字时代的复兴或重现通常被理解为一种“技术复古”现象，即一种旧的、往往已经被边缘化了的技术因某种契机获得生机，重新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复古”本身暗含着旧与新的对比，“技术怀旧”也成为学者们解读该现象的关键路径，意在表明在当下的记忆实践中对过去技术的怀念。但是学者孔舒越注意到，在实践过程中，人们并非只是试图还原传统的使用场景，以获得“回到过去”的体验，而是常常以个性化的方式对其进行挪用甚至改造。

上世纪九十年代，由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牵头组织、两岸三地学者共同参与举办了“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并于次年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对会议的论文集进行整理出版。以余也鲁在会上总结时用的“从零开始”为题，华夏传播研究就此启程。

华夏传播学的愿景，始终是尝试建立具有深刻独立意识、民族立场和本土实践价值的传播学理论与范式。它以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传播活动和传播观念为研究主要对象，将解释中国传统社会的现象与活动并推导中国当代社会实践为主要目标，既立足中国本土、历史，也面向当下、未来和世界，肩负着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华夏传播研究近年来的变化，则可以被看作中国传播学本土化发展对新的内外环境作出适应调整的缩影，我们可以大致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的开放性正在增强，更加追求方法和范式的多元化。华夏传播不断尝试吸收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及考古学等不同学科方法，对形式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开展多样化分析。尤为明显的是，当今的华夏传播不仅以中国的传统历史实践及文本为研究对象，还尝试对中国传统人文学科方法加以现代转化和应用。

其次，它的研究视野和讨论维度正在拓展。前者表现在关注多样化的中国古代传播实践，很多过去未得到关注的历史现象、特殊文本重新受到学者关注。后者则体现为华夏传播不再只强调建构有别于西方传播学理论体系的地方性知识，随着它对本土传播实践、对传播学本身理解的加深，它同样在运用传播学的问题意识与思维特点来重新阐释中国的历史实践，从中验证并总结一些不单是地方性，也具有普适意义的传播问题和传播规律。

最后，随着学科主体意识的不断成熟，华夏传播研究正在变得更加自信，它已经敢于参与到新闻传播学界当下几乎所有重要议题当中。兼具本土视野和全球情怀是华夏传播研究始终秉持的价值传统，它不单面向过去、面向本土，也同样面向当代、面向世界。就如《共生交往观：文明传播的“中国方案”》一书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视角挖掘中华传播智慧的世界意义一样，华夏传播正以其本土化的独特视角，为崭新的全球化理论话语作出贡献。这种“球土化”展望，是接下来一段时期内它对自身的首要学术定位。

浪漫关系（romantic relationship）是指“情侣间的人际关系”，即情侣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心理关系，由亲密、激情和承诺三部分组成。亲密指一种亲近感，代表着浪漫关系中情感部分；激情则属于浪漫关系中的动机部分，与浪漫感、吸引力，以及性欲有关；而承诺指渴望陷入浪漫关系并能长期维持这种关系的决心，代表着认知部分。浪漫关系是一种依恋关系，包括关系满意度、承诺、知觉到的冲突，及对冲突的解释与防御性反应等方面。

有关浪漫关系类型的研究并无统一结论。Lee及其后继研究者根据爱情故事卡片分类法，曾提出六种浪漫风格类型：激情型（激情的、性爱的）、游戏型（游戏式的、无承诺的）、友谊型（友谊）、实用型（实际的、攻于心计的）、利他型（利他主义的、给予的）和占有型（强迫性的）。Hazan和Shave将依恋研究拓展到成人亲密关系研究中，认为成人的浪漫关系存在三种类型，即安全型、焦虑矛盾型和逃避型。随后Bartholomew基于两个潜在连续体——关系渴望（即个体积极寻求亲密关系）和关系回避（即个体竭力逃避亲密关系），将浪漫依恋类型划分为四种类型模式：安全型、专注型、逃避型和担忧型。

浪漫关系长期以来被视作一种私人关系，但在社交媒体时代，当个体的亲密成为他人的消费对象时，私人与公共之间的界限就会受到冲击。此时，亲密关系也随之转化为外密关系（extimacy，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暴露的公共亲密关系）。例如，网友也会被认为是一种亲密公众。对于更加职业化的内容创作者或者网红主播而言，私人与公共、线上与线下的边界更加模糊，他们不得不为此展开艰辛的关系劳动。

“社会技术想象”（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简称SIs）概念被引入国内人文社科领域已逾十年，起初并未引起学者广泛注意，但在2020年后，随着学术界关注重心的转移，其因居于技术与社会交界面的“中间优势”而受到瞩目，解释力逐渐释放，尤其在新闻传播领域近年来相关研究频现。

贾萨诺夫提出“社会技术想象”这一概念是因为认识到，尽管科学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都在增长，但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对其接受、发展和实施的方式却大相径庭。这种差异性并不仅仅是基于经济或技术的考量，在更深层次上是受到文化、历史、价值观和社会期望的影响。因此，为了更全面地理解这种复杂性，需要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贾萨诺夫和合作者希望SIs这一概念可供揭示国家如何根据其内部的价值观和信仰来想象和实现科技进步，同时也反映技术如何于更宽广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之中影响他者和被影响。

“共同生产”（co-production）是贾萨诺夫提出的另一个与SIs关联的重要概念，它强调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并非分离或者线性的，而是在相互作用中共同生产和演化。这意味着人们的知识、信仰、规范等社会元素与科学技术在互动中共同影响人们的世界观。

在此认知前提下，SIs最初被定义为“反映在（国家）特定科学技术实践的设计和完成中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所构成的集体想象，即（国家）相信应该去达到的可预期、可规划的未来”。

后来，贾萨诺夫将定义调整为“一种集体持有的，由机构生成并稳定下来的，被公开表演的可欲的未来图景，它被科学技术进步引发的对社会生活和秩序的共享理解方式所激活”。这个新的定义由于过于复杂的修饰结构而失去了简洁性和力度，但总体而言它强调了四种属性：

SIs是一个开放的场域，在其中，行动主体是多元、异质的，有国家、组织、团体、群体，也包括科学技术或其他人工物——各方通过公开的磋商甚至表演（社会实践确认），共同建构某种愿景（集体持有），提供一种（排他性竞争）关于“未来应该如何”、“该怎样实现”（未来取向）的科技方案。SIs的重要性在于它强调了科学技术的社会性质，以及科技与文化、意象之间的相互作用。

学者Boxman-Shabtai将受众接受和框架分析这两个研究线索加以结合，提出“解释市场”（the marketplace of interpretations）这种混合方法。这种方法是一种加入了量化元素的质性方法，它呼吁研究者使用框架分析的方式首先对用户的解释进行质性分类，再基于赫芬达尔-赫希曼市场集中度指数（市场集中度通常是对市场结构或者说市场垄断力量衡量的主要指标，指在某一特定市场中，少数大厂商控制市场份额的程度，反映了特定市场的竞争或垄断程度。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也被称为HHI指数，是反映市场集中度的一个优良指标，该指数综合反映了市场力量的分化程度，是指特定产业中的所有厂商所占市场份额的平方值之和。）衡量不同解释的市场竞争力，并通过HHI的高低分析意见市场的集中度。最后，研究者把这些意见分布放置到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解释。

大家可以跟着小田心的这个专栏一起“扫盲”，尤其是报考川大等考查课外知识较多的院校的同学。希望大家能够最大限度地扫除盲点，自信满满地参加最后的考试，稳稳上岸。另外，小田心再次提醒大家，目前时间已经很紧张啦，扫盲专题中介绍的知识点又较为新颖或“偏门”，因此在补充学习这些拓展知识时不要焦虑地去死记硬背，要根据自己所报考院校的出题风格进行选择性学习，并把学习重心放在理解上哦~

今天的“扫盲”行动到此结束，在线征集其他“盲点”，欢迎以写「留言」的方式告诉小田心哦，一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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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孔舒越.作为“工具箱”的媒介：理解数字时代的媒介复古——以胶片摄影为个案

[2] 陈秋心.“社会技术想象”的概念边界与适用范围辨析

[3] 谢清果，王皓然.中国传播学的“中年危机”与华夏传播研究的球土化展望（2017-2021）

[4] 刘文，毛晶晶.青少年浪漫关系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5] 董晨宇，许莹琪，丁依然，余婉遥，林琦桁，陈芊卉，汪瀚.2023年西方传播学研究年度报告

[6] 张芳.中国商业银行市场集中度研究———基于14家商业银行数据的实证分析

[7] 陈凯宁.附身的技术：“可穿戴新闻”的生命数据与生活叙事

[8] 王佳航，刘嘉.从“想象受众”到“量化受众”：融合传播生态下新闻生产观念的革新与固本

[9] 吴志远，马一琨.数字怀旧：互联网记忆展演背后的社会心态研究

祝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