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盲」专题“加更”！最后几天，我也不会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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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刺助力小田心

又上线啦！

今天为大家加更

「考前扫盲」专栏

本专题主要瞄准近年各大新传刊物中

出现的新名词或陌生名词

争取帮助大家扫除一切“盲点”

快来一起“扫盲”吧~

本专题旨在帮助大家掌握核心课本知识、重要专题等以外的“小众”知识“盲点”，故建议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主要以理解、熟知为主，无需逐字逐句背诵（学习时间紧张或目标院校不常考课外知识的同学，了解即可），也不必为之前不了解这些知识点而感到焦虑~

“数字美食”（digital  food）是近几年才被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泛指美食与各类数字技术或数字媒体的关联与互嵌。在这一概念中，数字技术不仅作为美食的中介者或技术载体，还作为美食再现与实践的数字基础设施及运作结构，因而塑造出一种不同于传统美食的新型饮食实践。与此同时，美食也不再局限于食物本身，而是成为观察数字技术与日常生活之间复杂关联与相互影响的生成性空间（generative space）。

有学者提出“数字美食景观”（digital foodscape）概念，强调数字美食作为一种符号性的“策展之所”（places of curation），源源不断地展演着身份认同、价值体系、品牌形象、个性特质等。这一概念明确指出数字美食蕴含的复杂权力关系与不平等，如性别凝视、种族主义、女性主义、中产阶级价值观、家庭劳动分工等。数字美食已形成一个广泛连接各种议题的竞争性话语场域，成为观察数字技术对人类生活影响的一个重要切口。

数字美食研究是社交媒体兴起之后才逐渐展开的一个新兴领域。既有研究普遍关注到数字技术对于日常饮食实践的中介，探讨了这种中介对于食物的界定及意义建构、食物生产与消费中的权力不平等、性别/种族/阶级再现、道德伦理、身份认同、数字激进主义、数据监视、食物的视觉建构、食物地理学与空间实践等多元议题的影响。

大体上，国内外数字美食研究主要涵盖以下四类：数字美食实践者研究、数字美食的文本表征研究、数字美食媒体使用研究、数字美食批判文化研究。首先，数字美食实践者研究主要关注多元美食实践者作为“文化中间人”（cultural intermediaries）的影响力及其相互之间的话语竞争。第二，数字美食的文本表征研究主要涉及不同类型美食文本的特征及其背后隐含的社会文化观念，如中产阶级文化价值、女性气质与性别平等观念、健康生活方式展演等。第三，数字美食的媒体使用研究主要探讨不同人群对多元美食媒体的使用动机、习惯及策略。第四，数字美食的批判文化研究主要关注数字技术对于日常饮食实践的影响。

数字美食应被视为一种数字传播实践，它一方面潜移默化地运行着数字媒体的逻辑，并逐渐发展出诸多新的饮食实践方式与规范，另一方面也悄然形塑着各类数字媒体如今的面貌和当代数字文化。

网络知识社区（Online Knowledge Communities）是以网络技术为座驾的网络空间，聚集了对（特定）知识有共同兴趣的人群及各领域专业人士，围绕知识展开生产与交往实践，常见的如维基百科、百度百科、Quora、知乎、豆瓣等，其基调皆为知识的共同生产。网络知识社区是网络社区细分化的产物，它基于计算机中介传播，依托“社会-技术系统”，在虚拟空间中进行知识创造和交往。网络知识社区连通了专业与大众，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化知识生产与交流模式，推动了人类社会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其最突出的影响在于凝聚了一批专业知识生产者与传播者。

作为一种社会性知识机构，网络知识社区汇聚了不同知识领域的专家，他们“掌握着社会分配给自己的知识库内容并成为它的管理者”。核心创作者是网络知识社区的主要知识生产者和把关者，他们经由媒介技术，接入到平台所搭建的知识组织网络之中，并因其在各自专业领域的知识贡献，成为社区网络的重要中介节点。这些核心创作者就是彼得·德鲁克所指的专才型新时代“知识人”，“对于各门专业知识，我们需要知道它究竟是讲什么的，它要解决什么问题，它的首要关切和核心理论是什么，它有什么新见解，它在哪些重要领域还存在着空白，它的问题有哪些，它的挑战有哪些”。这些正是网络知识社区中核心创作者所要回应的问题，他们主要通过转译和再创作各领域的专业知识来完成这一目标。

网络知识人、媒介技术、网络知识社区，这三个主体彼此镶嵌——它们之间环环相扣的互指性，左右着当下的知识传播，也建构了新世代的知识生产群体。

跨文化情感共同体意指跨越两个或多个文化背景，对同一情感表达方式具有相似的解读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群体。跨文化情感共同体的首要标准是群体成员需主动遵循共同的情感表达规范，对待相似情感的表达偏好较为一致。尽管这一标准强调了情感表达规范的一致性，但却并不要求所有成员严苛地遵循这一要求，也就是说，杂合的、多元文化背景的参与者共同存在于这一共同体之中，他们共在却又互相独立，观念一致却又包容冲突，呈现出一种情感层面的“共通”。虽然跨文化情感共同体并不主张在群体成员内部依据族群、阶层、年龄、性别等要素划定边界，但从现有的实践来看，较为成熟的情感共同体仍然局限于某一特定边界之中，族群要素的约束性作用尤其明显。

在数字媒体生态下，跨文化情感共同体的实现面临着众多现实要素的制约。一方面，大量的符号、行为、话语并不只占据单一的意义结构，基于不同文化传统的用户对于同一跨文化产品的解读天然带有暧昧性。因此，围绕着同一故事的误读与错读比比皆是，更不必说秉持不同意识形态倾向的用户甚至会故意歪曲、否认文化产品之中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数字媒体平台日渐凸显的污名化与群体极化风险也使得跨文化传播尝试达成共识的目标成为“幻象”。用户固有的族群、阶层、代际与性别等差异使得他们跻身于信息回音室内，对理性的、目标明确的群体行动兴趣缺缺。针对这些困境，有学者强调，主流媒体应当或诉诸专业素养和人文情怀，开展针对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的知识生产；或以情感叙事来推动海外民众理解全人类共同危机，进而实现基于共同情感规范的公共修辞。

为此，对积极的个体经验的激发与群体行为的呼唤既是构建跨文化情感共同体的关键环节，也是限制国际情感传播效果的痛点，这要求跨文化情感共同体的建构也需基于以下两个方面开展。第一，在用户个体维度上，以激发共情体验为目标来培育“共享情感经验”。第二，在群体行动维度上，拓展可供群体交往使用的文化符号与文化故事。

数字区隔是数字媒体用户基于其信息套餐而获得的体验聚合，这种聚合在个体层面上表现为生活经验的差异，在群体层面上则表现为各种激烈的观念冲突。这个定义强调，数字区隔建基于用户的能动性——尽管用户之间可能存在各种文化背景差异，但在数字媒体生态下的各类冲突行为是用户自主选择的主动行为方式。

基于以上定义，数字区隔复杂的实践形式也可以被粗略地归入两类基本范畴。一方面，数字区隔以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各种文化“圈子”为基本表现形式，同一圈层内的用户受到关系、文化经验和技术等制度性要素的影响下，在信息选择与生活品味上保持高度一致。另一方面，特定文化产品对用户组织化的动员则引发了信息生产、流通、传播流程的新变化，这使得不同研究脉络对于数字化群体的理解都倾向于强调“生产端”的聚合作用，如围绕人物或特定文化产品的跨国粉丝冲突等。

依据关注点的差异，当前的数字区隔研究大多可被区分为“日常性的”“群体性的”与“社会性的”三大类。

我们可以采用一种综合式的观念来理解数字区隔。第一，数字区隔作为情感体验的外在呈现形式，附着于用户对社交媒体平台上各类信息内容的积极回应。数字媒体生态在总体层面上具有鼓励用户生产内容、催生数字区隔的环境属性，用户正是在这一环境的激发与制约作用下开展形式丰富的情感话语实践，或团结为互相冲突的在线群体。第二，数字区隔的核心实践方式为当前社交媒体平台上此起彼伏的在线冲突、抵制文化、网络暴力与仇恨言论。尽管这些现象的发生缘由不同，行动方式各异，但都受到用户情感逻辑的支配。第三，从用户的数字生活角度来说，各类激烈的数字区隔现象的发生根源在于用户固化的生活习惯、群体归属与价值偏向，具体的社会事件仅扮演“触发器”角色。

萨拉·艾哈迈德提出了“情感经济”理论。她使用的“情感经济”概念借用了马克思关于商品的论述，描述情感的流通过程。“经济”一词是指情感在社会和心理领域的流通和分配。与商品相似，情感也是在流通中产生价值。在她看来，情感并不是驻留在一个物体或符号之中，而是在物体和符号之间流通，情感的价值随着时间而积累，一个物体或符号在流通中增加了情感价值，流通得越多就越显得有情感。情感流通在本质上是情感符号在不同主体的流通。

情感流通带来系列后果。第一，情感流通创造了主体的“轮廓”。艾哈迈德认为，情感既不属于个人也不属于社会，而是产生了表面和边界，使个人和社会可以像物体一样被描绘出来，情感的对象是作为流通的效果而形成。第二，情感流通创造了社群认同和社群之间的界限，把一个群体构造成集体。

情感经济，或者情感流通的研究，关注情感在不同主体、客体之间的循环过程。它属于情感的文化研究路径。它主张应该在情感流通的动态过程中关注身份认同、社群的生成，而不是把它们视为心理的事实或者是社会的建构。

当下的传播环境中，数字媒介显然是情感流通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其技术特征、符号系统都塑造了情感流通的形态，影响了个体情感和集体情感形成的方式。数字媒介具有显著的“情感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数字媒介改变了公私边界，为个体情感表达提供了渠道。二是媒体和平台机构积极借助情感吸引公众注意力，获取流量。三是数字媒介的“语言”丰富，包括图像、视频、图片等，与文字相比，它们具有更强的传达情感的能力。四是数字媒介也把个体的感受连接成“集体情感”，为各种类型的“情感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平台，促使大量的在线社群的形成。

文化产业和科技融合发展至新阶段并产生本质变革，既有观点和概念已无法对其进行全面解释，基于此，学者郭全中，王映骅提出“Cultech”（文化科技）概念。“Cultech”是指在文化产品生产传播、文化消费场景搭建与信息智慧服务中应用的数字化手段，具有智能化、交互性、兼容性、人文主义等特征。在文化生产的流程中，文本或产品为了触达用户所使用的每一项技术都可以称为文化科技。“Cultech”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而是基于技术的新理念和新哲学，它以用户为核心，以技术为基础，以信息和数据为载体，通过信息和数据的流动实现价值传递和增值，最终帮助社会拓宽文化传播广度和深度。按生命周期分，“Cultech”可以划分为传统文化技术、当代文化技术和新兴文化技术，目前，新兴文化技术呈现出数字化、网络化、泛在化的发展态势。“Cultech”发展的关键问题体现为“五个面向”，即面向人类（以人为本，科技向善）、面向科学（平衡文化与科技的互动关系）、面向需求（以提供优质服务和体验为核心）、面向世界（以提升文化传播力和引导力为目标）、面向未来（形成数字化产业生态）。

现代社会，新闻之于社群而言，其重要性不在于简单地传递现实，新闻作为符号文本必然是社群成员进行社会文化意义解释和交流的载体，新闻符号文本构成了公共阐释的空间，社群成员从新闻符号文本的意义生产中完成了自我的社会化过程并获得了对社群社会文化意义系统或规范的认知。

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将符号文本表意系统蕴含的价值规范称为“社群真知”。根据皮尔斯的理解，社群真知并非某种具体而确定的知识，它是社群成员在享有共同价值规范和身份认同的基础上达成的对于某个文本意义的共识，它是在探讨、交流、辩论甚至不断纠错的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社群成员意见或观点的共识，但并非整齐划一的一种声音。社群真知并不像具体的科学知识那样能够对当下境况作出确定的解释，我们也很难用具体的语言描述社群真知的面目。

早期的大众媒介（比如印刷报纸、电视）体现出离散媒介的特点，基本上独立运行具有一个完整的流程，而且媒介和用户之间界限明显；社交媒体具有系统媒介的特点，微博、微信等是相对复杂的系统，具有明确的身份标识，比如微博体现出较强的信息广播的身份特征，微信体现出较强的社会交往平台的身份特征，这些社交媒体融合了很多其他媒介技术包括网络、智能手机等，同时产品的迭代更新主要是由设计和技术研发人员完成，用户参与的影响虽然存在却相对有限；近几年兴起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比如 ChatGPT、Sora、Stable Diffusion等则更体现出生成型媒介的特点，其虽然也具有一定的系统特征，但是其身份标识还没有固定化，而是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易于调整修改从而适应本地化需求。更重要的是，这些生成型媒介是在大量用户的参与实践中持续地迭代、训练、学习、更新，用户的参与使用本身就是定义这些媒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生成型媒介”的理论基点是将媒介视为本体的存在，是作为发生与创造的存在，是存在－过程－型体的统一。简言之，媒介是“一多共存”的弥散性统一体，整合物质、数据、文化、人、规则等多方元素，这个统一体可以理解为变化中的构型。在这个意义上，媒介是具象的、物质的，也是抽象的、弥散的。生成型媒介观念强调媒介在用户的参与贡献中渐渐实体化，用户贡献是定义生成型媒介的重要元素，而牵涉技术、物质、人等诸多因素的传播实践也是诠释生成型媒介的不可缺少的元素。第二，存在与生成是媒介的两个面向，其物质性的存在与传播过程的生成互为因果，不可分割。第三，生成型媒介不是一成不变的，跟其他媒介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是蕴含着一个动态整体、辩证考察技术的视角。

新闻从业者主要通过观察、采访、文件的“神圣三角”，来获取关于信息的核心证据，进而向公众呈现真实的新闻故事。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另一种原本较为边缘化的新闻工作形式“聚合”或称“整合”（news aggregation）开始备受关注。

科丁顿对整合的定义是：从已出版的信源获取新闻；重塑新闻；在一篇文章中以缩写的方式重新发布。这个定义涵盖了新闻工作的三个重要过程：信息采集、核查与叙事，其中对二手信息的使用成为整合区别于报道最主要的特征。安德森称整合为“二阶新闻工作”，将整合者定位为网络内容的排序者、内部链接者、绑定者和展示者。整合被视为一种较低层级的新闻工作，主要靠复制粘贴他人已经发表的内容来生产低劣版本的新闻，甚至被指责为“内容窃贼、盗版、寄生”等。整合缺少直接、在场的观察和一手证据信息，使其无法因循传统报道建构真实性权威的路径，从而成为职业新闻阶梯中的较低等级。

进入数字时代，信息传播变得更加即时性、海量化和快节奏，导致获取独家新闻越来越难，同时信息超载和鱼龙混杂，也催生了强烈的对于信息进行验证、选择和呈现的需求。数字时代整合新闻从业者积极调用和改造了包括“第二落点”、同行消息来源、远程采访、信源核验等在内报道常规，形成强化其职业合法性的“策略性仪式”，在数字新闻生产中日益“正常化”，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与“报道”并行的一种主流的新闻工作方式，并且两者边界日益模糊，呈现出交融、杂糅的态势。这符合了数字编辑室希望以较低成本生产大批量的、大致准确的新闻故事的需求。

然而很多整合新闻致力于廉价快速地制作热门话题的内容，剪辑拼凑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没有投入时间精力进行信息核验和探寻真相，新闻内容碎片化，完整性和深度缺失。同时，媒体间内容上的相互依赖加深，稿件差异度极小，导致受众可能在各大平台上看到的都是高度相似的媒体内容。此外，整合稿件往往会根据热点事件的舆论走向来设定情感色彩和叙事框架，以契合该事件传播中主流的受众倾向，缺少媒体独立的价值判断和舆论引导力，进一步削弱了媒体的专业声誉。

大家可以跟着小田心的这个专栏一起“扫盲”，尤其是报考川大等考查课外知识较多的院校的同学。希望大家能够最大限度地扫除盲点，自信满满地参加最后的考试，稳稳上岸。另外，小田心再次提醒大家，目前时间已经很紧张啦，扫盲专题中介绍的知识点又较为新颖或“偏门”，因此在补充学习这些拓展知识时不要焦虑地去死记硬背，要根据自己所报考院校的出题风格进行选择性学习，并把学习重心放在理解上哦~

今天的“扫盲”行动到此结束，在线征集其他“盲点”，欢迎以写「留言」的方式告诉小田心哦，一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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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田浩.消弭数字区隔：构建跨文化情感共同体的可能与可为

[2] 刘娜.数字美食的实践者分析框架：以大众点评App为考察点

[3] 张慧,杜骏飞.新知识人群体：基于网络知识社区核心创作者的考察

[4] 王敏.数字编辑室中的新闻“整合”——基于“策略性仪式”的新闻生产实践考察

[5] 孙少晶.生成型媒介：一个元概念的提出

[6] 冯月季.社群真知：后真相时代新闻价值的符号伦理反思

[7] 郭全中,王映骅.新业态急需新概念：文化科技初探

[8] 袁光锋.“感受的共同体”：数字媒介中的情感流通与认同建构

祝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