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推荐｜蔡晓辉 赵凯荣：《数字资本本性:物质要素抑或社会形式? --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化辨析》

数字资本本性:物质要素抑或社会形式? 

―—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化辨析

蔡晓辉

中原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赵凯荣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本文选自《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4年第8期“学术论坛”栏目，如需转载，需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一、问题的提出

    当下时代呈现为一个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化、数据化的“ 数字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所展开的象征自我实现的劳动越来越趋向于一种“ 数字化劳动 ”，而显著地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 物质劳动 ”。这既是数字化时代的显著特征，也是当下数字化时代的未来发展趋势。而对于人类社会本身的生产发展而言，则既是时代向前发展所给予的机遇，但同时也构成了新的挑战。在当下这种数字化时代本身向前发展的过程中， 由数字劳动产生并得以增殖的资本带有一种时代特征，明显区别于由传统意义上的物质劳动所产生并得以增殖的产业资本。

    什么是数字资本?或者说，数字资本的本性是什么?马克思(Marx)在《 资本论 》(Capital ，2004)、《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2014)、《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Economic Manuscripts from 1857 to 1858，1998)等著作中所揭示的劳动本质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本批判理论，是否还适用于当下数字化时代所凸显的数字劳动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的数字资本?如果适用，那么数字资本的本性是一种物质要素 ?还是一种社会形式 ?更或者，数字资本的本性既是一种物质要素，也是一种社会形式 ? 这既是人们基于当下数字化时代对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进行的一种追问与思考，也是人们基于当下数字化时代 所遭遇的具体处境和既存社会秩序所引发的关注焦点。人们只有把握到数字化时代的数字劳动所产生并得以增 殖的数字资本本性，才能更为确切地把握当下数字化时代的社会经济生产与发展规律，从而更好地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才能尽早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一方面，有学者认为，数字资本是“ 以数字平台为主要载体的一种新式资本运作模式 ”[1]，或者强调数字资本是以“ 数据 ”为中介而在数字化空间中呈现所有人和物的“ 虚体”[2] ;另一方面，有学者强调“随着信息化和数字化向生产、流通、消费、市场等领域的拓展，数字资本作为 一种基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新型资本存在形态逐步衍生出来 ”[3] 。因而，就其本质而言，数字资本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 产业资本或物质积累的资本 )的衍生物，或者说，数字劳动所构成的数字资本展现为一种物质要素构成。针对数字资本的本性究竟为何的理论问题，要求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历史唯物主义阐 释，才能把握到当下数字化时代的数字资本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之间所存在的一种既有所区别又具有本质关 联的关系，从而对数字资本的本性进行合理阐明。

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资本与物质劳动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具有相对于物质劳动的双重意义:一方面，作为“ 物质劳 动成果 ”的资本，以劳动产品的交换以及对交换获得的财富的积累、流通的形式存在，资本是用以描述劳动的逻辑和后果的概念 [4]。也就是说，资本具有私有化和公共化的不同可能性，马克思所批判的并非资本的良性一面，也即“ 公共化的资本 ”，马克思甚至认为在促进社会生产和国家、集体与个人的生活境况的改善方面，资本具有自身的积极能动性。而作为由个别的、从事剥削剩余价值的个人或组织享有的资本，则属于恶性资本，这类资本是加剧现代性的异化生活 的根源。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真正批判的，正是在后一个意义上为少数人的个体财富 增殖服务的资本，也是马克思以“ 资本主义 ”一词表明的真实意涵和历史限定性。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 观中，由于资本主义的扩展而成为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普遍性和历史性，表现为资本主义在对自然的征服、 对科学的发展、对技术的利用、对自由竞争的促进作用 [5]。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的，则是构成对工人 阶级和农民阶级压迫及其生活异化的动因，也是“表现为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6] 的私有资本的强力。按 照上述顺序，物质劳动特别是其中的交换与分配部分构成资本的前提，而资本特别是其中的私有资本及其增殖运动则构成资本主义的前提，而资本主义则是那导致物质劳动之异化乃至“ 外化 ”的前提。在区分这一逻辑顺序后，我们可以认为，相对于劳动来说，在历史描述的视野下，资本构成劳动的物质要素;而在资本主义视野下， 资本主义意义上的资本则构成对劳动之形式( 即异化 )的外部力量，即作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对上述两个层次的区分，是为了在数字时代回答数字资本的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何者更为重要的问题，因而必须思考资本的物质性和社会性及其生成逻辑这个“ 元问题 ”。

    马克思指出:“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 庞大的商品积累 ’，单个的商 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 ”[7]，也就是说 , 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是商品积累的结果，也即商品是构成“ 社 会财富 ”即资本的元素形式，进而商品本身的生产也就关涉到人自身的劳动。由于作为“ 物 ”的商品是人的有意识劳动的产物，“ 劳动―商品―资本 ”也就形成了一个描述意义上的因果关联:其一，在关联的最前端，是人类自觉将创造价值、增加财富的自由意志运用到对外部物质世界的改造之中，才形成了与思想活动不同的“ 物质劳动 ”，乃至于在传统的角度看，劳动必须具有物质性才能成为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进而区别于那些纯粹地运作在人的内部精神世界的、作为改造世界的意志要素的“ 精神活动 ”。其二，商品作为马克 思政治经济学的要素，既是物质性的(“ 物质性 ”实际上是那些能够被语言或实践指称、指涉的，且在现实 的生活之中作为与“ 人 ”相区别的劳动工具，特别是相对于人而言不具有充足知性或理性的“ 物 ”或“ 客体 ”， 即商品本质上要作为与现实世界之中人的具身活动相关的“ 物 ”)，同时也需要具有可交换的属性，那些由于自身与市场交换相冲突的，或因所有者对客体具有必需品或财富界定而不愿将其介入流通市场的客体，自然 不能被作为商品对待。但更为重要的是，商品必须能够被置换为“ 一般等价物 ”即“ 货币 ”，并由“ 货币符号 ” 标识其价值，使其能够被一般性、一致化地置于市场环境之中。最后，就资本的符号属性来说，资本虽然来 自于“ 物的聚合 ”，但又不同于单纯的客体或物的集置，资本必须具有流通、自我增殖以及有助于扩大生产的作用。那些聚集在个人或群体内部，但仅仅作为标识财富状态，却不能流动到市场交换中的物或客体不能被视为资本。

    因此，在“ 劳动―商品―资本 ”的链条之中，资本的物质要素属性得以充分体现。因为劳动必须具有其物质对象，商品必须形成物质交换中的物质客体，资本必须具有物质意义上的流通性并进一步促进人的物质生产。 同时，我们进入资本增殖的历史视野之中发现，“ 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 ”[8]，并具体展现 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人类资本的扩张历史中，劳动从家庭化和庄园式的小规模、分散性劳动，逐渐转换 为工厂化的、社会化的“ 社会大生产 ”以及集约化的劳动。虽然劳动是人类意志和实践活动改造世界的对象化 过程，但在逐渐密集的社会化劳动背景下，劳动者在本己的劳动领域产生了基于生产关系并逐渐演化成公共关系乃至生活关系的“ 现实 ”的联系。因而就资本增殖的物质要素来看，现代资本的扩张和增殖必然佐证人之为“ 社会关系的总和 ”的基本判断。其次，商品的物质形态同样存在变化，即使在数字化时代的“ 史前史 ”意义上， 那些不以现实世界中的实存或言辞意义上的实指方式存在的事物，如“ 文化商品 ”“ 精神商品 ”以及“ 技术商品 ” 逐渐在科技和资本的再生产的催化下，在人类精神茁生的主观发展动力的支持下逐渐占据市场交换的主流，成为构成“ 世界市场 ”之中的精神要素。同时也需要看到在数字化时代前，文化商品也不可能脱离现实世界存在，究其根源在于数字化时代之前的劳动规律，也就是劳动所改造的物质世界是实存界，而虚在的世界是对实存界的反映。最后，从资本的物质形态的角度看，由于劳动的扩大化以及“ 虚拟商品 ”的海量堆积，资本的实在属 性也可能遭遇稀释:一方面，由于劳动之中的社会性属于存在于实存界之内的人机关系或社会结构，资本在不断增殖的过程中必然影响社会关系或社会结构，并与社会自身的交往的关系成分关联起来;另一方面，由于资本逐渐涵括人类虚拟劳动的部分，因而也逐渐从“ 实在界 ”向“ 虚拟界 ”扩展影响，乃至逐渐受到虚拟世界之中的物质生产规律和商品生产与交换逻辑影响，逐渐转变自身形态，以更灵活、扩散和便利的方式介入虚拟商品的交换之中。

( 二 )资本批判理论中作为异化社会形式的资本

    马克思对资本形态的描述与马克思对资本私有性的批判直接关联。劳动的社会化和集约化使得资本成为对市场具有支配意义的“ 看不见的手 ”，从社会系统之中的“ 经济系统 ”逐渐转变为“ 资本权力 ”，进而作为相对于劳动者及其主体性的“ 他者 ”支配劳动;商品的虚拟化导致资本自身的生成来源同样获得拓展，使得资本依赖逐渐从实在世界、物质生产转化为“ 逃逸 ”于物质世界规律的生活领域、精神领域;而资本自身 由于其逐利本性，顺应“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的社会规律，也与现实世界之中的规范要素相联系，如政治、法律、伦理、道德、宗教等成分。进而将消解人的主体性的“ 他者权力 ”和资本主义的“ 国家机器 ”关联，资本主义由此获得实质性的合法性基础。由此，资本在向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社会形式。

    就作为一种社会形式的资本来说，马克思与恩格斯经典思想中的资本形态论和作用论需要进行进一步 拓展。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内部批判中，思想家业已注意到现代性背景下资本主义的新形态，以及资本主义与虚拟劳动、虚拟商品和虚拟权力的耦合关系。首先，资本主义在当代逐渐扩展为对 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总体性，如消费主义、景观主义，等等。也就是说，在构成相对于个人及其自由意志、本己劳动的他者权力来说，资本逐渐在尝试型构脱离于现实世界的、得以实现对劳动活动的更为鲜明的依赖性，即形成资本缔造的、现实世界的“景观”或符号世界。这在居伊·德波(Guy-Ernest Debord )看来也 就是“ 世界图像的专业化已经完成，进入一个自主化的图像世界，在那里，虚假物已经在自欺欺人。而普通意义上的景观，作为生活的具体反转，成了非生者(Non-vivant)的自主运动”[9]。在资本逐渐转化自身运作方式的过程中，具有建立“ 非生者 ”的游戏倾向，通过资本缔造的符号活动、镜像生活，逐渐将自身的力量从对劳动与生产领域的支配，蔓延到对劳动者的生存和生活领域，最终形成资本对生活的总体支配。其次， 作为社会形式的资本也同时围绕现代性滋生的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等思想症候，产生出更为丰富的、对现实生活的“俘获机制”，例如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对消费主义的诊断指出，“物以数目、丰富、多余、形式的浪费、时尚游戏以及所有那些超越其纯功能的一切，只是模仿了社会的本质⸺地位(STATUT)⸺ 这种命定的恩赐只有某些出身好的人才能获得，而大部分人由于其目的地相反，是根本不可能获得的 ”[10]。资本对现实世界的“ 倒置 ”业已完成，其缔造的“ 社会景观 ”不仅具有本体论方面的“ 世界二元性 ”构造，同时在认识论方面，具有引导个人做出非理性选择，并将生活领域对他者所有的私有资本开放，被资本挤 占本己劳动空间和自由时间的可能性。最后，资本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耦合逐渐形成“ 资本―权力 ”的合谋，且这一合谋关系逐渐向“ 资本―文化 ”“ 资本―技术 ”方向转化，形成对生活世界更为深远的“ 系统的殖民 ”，展现为“ 一个人只要有了闲暇时间，就不得不接受文化制造商提供给它的产品。康德的形式主 义还依然期待个人的作用......个人完全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感性经验与基本概念之间建立一定的联系，然而工业掠夺了个人的这种作用 ”[11]。

    由此可知，马克思所揭示和批判的劳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物质生产的劳动，即物质劳动，并就其本 质展现为“ 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 ”[12]，乃至于这样的劳动所带来的资本积累也就是一种物质产业或生产性资本，即一种物质要素构成的物质性资本积累。因此，在现代性的症候逐渐加剧的当下，应该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 物质劳动―资本增殖 ”的逻辑链条需要被适当丰富，但同样也应该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的物质属性以及对资本主义之社会属性的批判及其原理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相关思想对“劳动―商品―资本”以及“资本主义―异化”的判断仍然具有直接效力:一方面，由于现代社会中劳动形式、商品形式和资本形式的丰富，需要意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著作中对劳动、资本、商品和生产等基本概念的界定具有在类概念意义上的有效性，仍然对在数字化当代茁生出的数字劳动、数字商品、数字资本、数字生产等概念具有解释效力，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思想中进行展示的资本物质因素观点 的“ 下位概念 ”，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应放弃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上述诸概念的原理判断，需要从分析的角度对 种属概念及其关系进行讨论，建立马克思与恩格斯经典思想和现实境况之间的历史性关系;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形式的资本以及其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仍然在全球视野下具有影响力。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的“ 社会形式 ”的讨论，无疑在现实境况下仍然具有靶向效应，这就需要在数字劳动和虚拟生产蓬勃发展的当下，保持对资本的意识形态、强力形式和异化方式的反省和批判，并注意到上述症候在现代性背景下与技术耦合 的新形势。

图1 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的海报

三、数字化时代中的数字资本与数字劳动

    一旦明确了资本的上述属性，认知到劳动对资本的增殖具有增进作用，但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中的私有资本和增殖却将对劳动和劳动者产生异化效应，那么对数字化时代之中的数字资本和数字劳动则同样要坚持这一基本规律，也即在描述的层面上，数字劳动促进数字资本的增殖;在规范的层面上，那些异化了的资本要被明确其中的异化成分，进而纳入社会批判理论的视野之中。也就是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兼具物质要素和社会形式的判断，在知性认知或认识论层面上具有可分析的空间，但在理性约束或规范论层面上，仍然需要保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资本主义批判立场。在数字化时代，数字资本派生于数字劳动，即在描述的意义上，数字资本虽然脱离了实存领域，但仍然具有和人类改造世界意愿相关的物质属性，仅仅从种属的角度看，上述属性具有时代性的变化。然而，虽然出现上述实证层面的变化，但资本主义自身的社会属性，以及其对数字社会、数字世界以及数字生活的异化效应仍然存在，甚至作为批判靶向，资本对数字化社会的异化方式更为隐晦。

    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意识到“ 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地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从而控制 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造成的较远的自然后果。而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和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 ”[13]。这就是说，即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之中不能找到有关数字时代、智能时代的直接理论或话语，但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社会、人类技术的真知灼见仍然能够对数字时代中劳动增殖财富的规律以及资本异化的风险有所提示:其一，数字劳动特别是出于本己意愿和人类自由意志的数字劳动对数字资本的创造，将有助于数字空间的繁荣，也就是说，如果希冀数字化时代能够以满足数字劳动者更多的数字生活与生产机遇，满足数字劳动者本己或家庭的必要财富需要，乃至于满足数字生产者为必要的再生产活动而设定的资本增殖目的，促使资本常态化运作，特别是将数字劳动活动视为对虚拟资本的创造，进而将“ 数字生产 ”纳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理论视野下获得规律揭示就是必要的;其二，通过对数字时代之中的异化倾向予以防范、批判、改造，也即如德里达指出的“ 今天的许多年轻人可能再也无法充分地 认识到这一点‘: 历史的终结 ’、‘ 马克思主义的终结 ’、‘ 哲学的终结 ’、‘ 人的终结 ’、‘ 最后一个人的终结 ’等等这样一些末世学的论题...... 已经为我们所熟知了 ”[14]。德里达( Derrida )以“ 马克思的幽灵 ”的著名表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总是相关于具体的历史情境，这是马克思主义仍然适用于数字资本时代且能作为一种研究视域的主要原因。这就需要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介入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资本增殖规律的数字劳动进行同样的 批判活动，也就是说，要将数字资本作为数字世界之为人的社会的构成性要素对待，并将数字资本可能向数字资 本主义演进，在与技术的合谋后形成对数字劳动者和一般劳动者的新型异化风险进行批判。

( 一 )作为“ 非物质劳动 ”的数字劳动

    我们要对数字资本的本性做出理解与揭示，首先需要理解和把握数字劳动的内涵。上文已经阐明数字资本或数字劳动属于资本与劳动的类概念种属下的属概念，因此认定资本和劳动的新形式仍然能够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资本力量和劳动力量涵括也就是一个基本前提。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指出，数字劳动是一种非物质的劳动形式，或更准确地说，数字劳动是发生在非物质空间中的、以非物质的本己劳动作为价值实现方式的、并以数字商品为生产目的且一定程度上以数字货币或数字支付完成商品交换活动的非物质性的虚拟劳动。这具体也就 展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数字劳动是在虚拟空间之中完成或部分完成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实在界约束的新型技术空间而具有虚拟性。同时，数字世界是对现实世界具有“ 具身性 ”模仿效应的拟真世界，而真实世界的境况是“ 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15]。因此，可以看到，无论将数字劳动认定为“ 虚拟劳动 ”还是“ 拟真劳动 ”，它的非物质性不仅体现为数字空间的虚在性，也体现在劳动者的传统劳动形 式或空间中，劳动者的身体机能逐渐转化成虚在却具有仿生性和具身性的虚拟躯体。此外，我们也需要意识到，从数字劳动的发展趋势看，随着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对“ 意识上传 ”和“ 脑机接口 ”的科幻理想 也将逐渐成为可能，因而劳动也要从身体性改造现实世界，并根据身体有限性选取生产方式和生产方式的模式 转化为意识的劳动，并进而受到意识的相对自由性和灵活性的影响。

    其次，数字劳动同样蕴含了对劳动形式的变革:第一，意识的劳动得以脱离人的身体，展开相对于物质世 界较为独立的思想活动，并直接将思想活动借助技术媒介转化成商品，进而对那些本与物质化劳动具有一定分离性的文化生产、话语生产、艺术生产和科学技术生产产生直接效应。由于上述与上层建筑中顶层设计相关的生产部门自身位于原始生产结构的“ 后端 ”，因而体现更多人类意识的要素，故虚拟劳动增殖的商品门类也主 要针对上述“ 非物 ”的领域中，即虚拟商品需要满足数字生活本身，也就是“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 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为了能够‘ 创造历史 ’，必须能够生活 ”[16]。这也就说明，上层建筑之中文化艺术、科学教育成分的生产，反而因数字劳动这个劳动门类的扩张而逐渐呈现出较为常见的数字生产成就。第二，在传统的资本积累和增殖阶段的“ 集约化社会大生产 ”因数字 空间的去中心性而产生解构倾向，即体现为数字劳动单位由集成式 的工厂化、流水线的作业逐渐转化为家庭化的、个人化的劳动消散。当然，在现代化、工业化、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时代背景下，个体与家庭的劳动仍然处于社会连带之中，作为现代数字工业的原子互联存在。也就是说，在当代确实存在个体和家庭的数字劳动现实，但 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的结果，而不是对资本主义“ 史前史 ”中家庭作坊式劳动的简单复制。这一类个体化的劳动是在“ 线下 ”层面呈现出多元化和去中心化，但在线上生活或社会之中则体现为关联 着的生产关系，并且就数字时代带来的生产关系变革来看，非物质性的劳动形式反映到现实世界之中，体现出原子化、个体化和离散 性的劳动模式，也就虚化了劳动的物质属性。

图 2 电影《 超体 》海报

    最后，数字劳动所增殖出的数字资本也同样具有非物质性，即体现为数字货币和数字支付等影响交换的媒介交换活动受到线上生产规律的支配与线上技术的影响。虽然加密货币等线上货币形式仍然充满 争议，而对数字支付与交换自由的讨论也同样存在余地。但不应否认的是，数字货币和数字支付的存在在客观上促进了“ 资本的线上化 ”，也即与传统线下货币、信托、储蓄、投资等实在行为相应的线上“ 一般等价物 ”的存在，使得“ 数字劳动―数字商品―数字资本 ”的线索得以具有脱离现实社会并“ 自成体系 ”的可能性。因此，结合对数字时代中数字劳动、数字商 品以及数字资本的样态分析，我们可以认为，数字劳动催化下的数字资本在形式上导向了非物质性。

    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上述构成资本的“ 物的要素 ”仍然具有现实的实质意义，这一观点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详细展开:一方面，在客观意义上，当代的数字世界仍然对现实世界具有较强的依附性，数字劳动、数字商品以及数字资本并未彻底取缔线下实在“ 物要素 ”的存在，甚至在经验可以探知的范围内，数字资本及其劳动和商品要素仍是现实的物质劳动和资本增殖的必要延伸。例如围绕数字经济中的线上经济或流量经济，不是纯粹虚拟和虚在的个体，线上经济仅仅意味着因传播、增殖和宣传等需要将现实支付手段和劳动方式进行虚拟呈现。又如在流量经济催化下，线下的商品营销借由数字化扩大其影响，在成果上虽然资本的增殖与流量相关，但资本最终能否得到增殖仍然取决于商品的销量，这就决定了线上数字化劳动是线下劳动的延展或作为补充。另一方面，数字资本的物质性仍然表现为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就此而言，数字化仅仅意味着资本影响和改造世界，以及推动经济发展、参与市场分配的渠道与媒介的改变，标识资本总量的仍然是现实的价值与使用价值， 脱离了现实的、与现实的消费者和劳动者相关的线上虚拟生产要素和资本要素并不具有有用性。因此，数字化的虚拟劳动和虚拟生产在目的指向上仍然面向现实之中的人、群体和市场。当然，上述的讨论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观念的类概念下的种属概念的意义丰富，而随着智能化、数字化、虚拟化的生产的逐渐发展，对概念类属的重新赋义也具有可能。

( 二 )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增殖

    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已经阐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思想中对资本主义及其异化权力的表述，仍然对 数字资本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的新形态具有批判作用。在数字化时代，资本与权力和文化的耦合，以及建立在这 种“ 他者的合谋 ”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及其异化，将会具有其新的形式，即基于数字化时代的技术与资本的合谋。

    首先，作为数字化经济基础的虚拟世界，使得资本的拓展具有了新的空间。资本主义的历史伴随着对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剩余价值和必要劳动时间的抢夺和争斗，而线上空间的开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在现实世界中业已出现的饱和状况、资本之间互相兼并和吞噬的状况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改观，在新开辟的且有待建立秩序 的线上空间之中，资本反而以数字资本的形式，重复更为自由的、与资本主义的史前史即其原始积累阶段的逻辑，占据数字空间之中的诸领域。而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则起到“ 集置 ”的效应，也就是海德格尔(Heidegger)所说 的“ 如果我们把技术当作某种中性的东西，我们就最恶劣地听任技术摆布了;因为这种观念虽然是现在人们特别愿意采纳的，但它尤其使得我们对技术之本质茫然无知 ”[17]。

    数字化时代的数字资本增殖主要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实现:一是资本经由技术进行数字资本主义的自我增殖; 二是技术借由资本进行技术强力与技术空间的自我增殖。就前一个方面来看，作为社会形式的资本主义借由技术强力，形成对虚拟世界的资本化，这体现为围绕数字技术的资本逐渐增殖。也即通过对线上世界的资本空间的占有，进行对线上造物与技术活动的可交换化转型;就后一个方面来看，技术借由资本赋能，渐渐加强对本已由去中心化和家庭化的数字劳动格局进行再聚合，并使之成为可能被资本异化的群体活动。

    同时，技术对资本的反哺作用也可以被视为“ 上层建筑 ”之中，技术和科学的成分对资本之为经济基础和资本主义之为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成分的反作用，由于技术带有的“ 虚无主义 ”倾向，即“ 虚无主义的本质 是一个与存在逐渐在其中自我虚化( 遮蔽 )的历史 ”[18]，技术自身不允诺对道德、伦理、法律等规范要素的生成， 技术缔造的“ 虚拟世界 ”进而呈现出一种“ 去规范 ”的、“ 半自治 ”的社会空域。在这一背景下，资本的异化强力能对虚拟社会产生极为显著的影响，资本形成的社会形式对当下数字世界产生影响，进而与技术自身关联起来，以技术之价值中立幻象成为虚拟世界的本构地位。综合来看，如果技术的发展需要靠资本推动，同时资本的运作和增殖空间为资本提供流动平台，由资本和技术控制的虚拟资本流动规律和技术再制规律异化规范本身，以非理性的方式作为数字技术生活之中的劳动者和生产者的外化规范。而由于上述规律不能许诺对人类本体具有的道德目的，虚拟世界的虚无化也可能产生增殖，这也就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数字化与资本或资本主义的结 合并不会限制在虚拟世界中，而是必然会对现实世界中的人类生活产生影响。因而，数字世界不仅具有生产和劳动属性，也有生活乃至休闲属性。那么资本和技术的力量也就可能进而导向生活异化，依照这一逻辑，线下的资本以及工业化技术主导人的线下生产，而线上的数字资本和信息化、数字化技术将或主导人的线上生活，因而将人卷入长期的、无休止的劳动之中。因而，这种发展趋势仍然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式的批判的语义范围之内，彰显出“ 马克思的幽灵 ”仍然对现代性具有真切意义。

 ( 一 )作为非物质性存在的数字资本

    在马克思阐述中“表现为‘庞大的商品积累’”[19] 的社会的财富，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所争夺与积累的资本。因而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最为直接地展现为对商品的生产、占有与积累，而商品的生产也就直接地关涉到了作为自我实现活动的劳动。可以说，作为人类自我实现活动的劳动乃是一般资本产生与积累的手段。也正因如此，作为人类自我实现活动的劳动的存在样态或展开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它得以产生与积累的资本的存在样态与展现形式。因此，相比于马克思所揭示的产生于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时代的物质劳 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数字劳动所产生并得以增殖的数字资本也就是展现为一种非物质性的存在样态。由于“ 信息网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 ”[20]，而形成一种非物质性存在的数字资本。信息网络展开为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也就是意味着数字劳动凭借数字技术的信息获取能力和数字资本建构的劳动平台和新型劳动关系样态，不断促生着数字资本的增殖，决定了数字资本的非物质性存在样态。

    对此，马克思本身实际上给出了暗示，也即对劳动本身二重性的揭示:“ 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21] 马克 思在这里所揭示的作为自我实现的劳动本身的二重性，指向一种抽象劳动与具体( 物质 )劳动，而数字化时代所产生与重塑的数字劳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作为抽象劳动的非物质劳动[22]，属于非物质劳动形式在数字 化时代的变形。数字化时代所产生的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也就展现为一种非物质性存在样态，究其根本在于作为人自我实现的数字劳动本身的发生与展开的实际生产实践活动。

    首先，相比于资本主义机器化、工厂化的物质性生产劳动，以及人类实际生存所必需展开的物质性资 料生产活动，当下数字化时代的数字劳动即非物质劳动在其具体发生与展开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劳动工具( 劳动本身得以实际地发生与展开的“ 中介 ”，即“ 劳动中介 ”)不再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性东西，如扳手、螺丝刀、 切割机等，而是数字劳动者的大脑思维、数字媒体( 如抖音、快手等)、数字网络智能平台( 如 ChatGPT-OpenAI 等 )。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数字劳动的非物质性，也就决定了由数字劳动所产生并得以增殖的数字资本的非物质性存在样态。另外，相比于资本主义机器化、工厂化的物质性生产劳动，以及人类实际生 存所必需展开的物质资料生产劳动，当下数字化时代的数字劳动在其实际发生与展开的过程中的“ 劳动对象 ” 不再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性东西，如一块农田、一堆木材、一袋小麦粉等，而是互联网络平台，如新媒体交流创作平台(Facebook、腾讯微信、快手、抖音......)、人工智能与 AI 系统，以及这些平台与人工智能、AI 系统所产生的文字、图像、视频、符号等。由此，当下数字化时代的数字劳动的劳动对象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系列由各种互联网络平台、智能与 AI 系统所产生的“数据”，这也就决定了由数字劳动所产生并得以增殖的 数字资本的非物质性存在。

    其次，相比于资本主义机器化、工厂化的物质性生产劳动，以及人类实际生存所必需展开的物质资料生产劳动，当下数字化时代的数字劳动在其实际发生与展开的过程中所生产的劳动产品同样也不再是实实在在的物 质性存在，如一口袋稻谷、一张木制的书桌、一袋面包、一瓶牛奶，等等，而是各种互联网络平台与智能、AI 系统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文本、电子图像( 视频 )、符号等。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看到，当下数字化时代的数字劳动所生产的劳动产品，不再是人们可以直接碰触与把握的客观实在的物质性实体，而是一些由人类智力劳动生产的网络虚拟化、数字化的非物质性实存。同时，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数字劳动及其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数字劳动在其实际发生与展开的过程中所生产的劳动产品就其本质也就是一系列各种各样的庞大数据，也就是数字劳动将一切事物都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并将其化约为一种抽象的一般数据 [23]，也就是说，“数字劳动生产 的不仅仅是抽象的价值，而是一般数据 ”[24]。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看到，当下数字化时代所产生的“ 一般数据 ” 既是数字劳动的劳动对象，即一般数据构成了数字劳动者进行数字化劳动过程所需的主要生产资料 [25]，也是数字劳动的“劳动产品”，同时一般数据又构成了数字用户进行网络浏览等无意识数字劳动的劳动产品 [26]。这也 就最终构成并决定着由当下数字化时代的数字劳动所产生并得以增殖的数字资本的非物质性存在样态。

    最后，可以看到，相比于马克思所揭示的产生于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时代的物质劳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所具有的物质性存在样态，当下数字化时代所产生的数字资本之所以具有非物质性存在样态，也就在于数字劳动在其发生与实际展开的过程中它所使用的劳动工具( 劳动中介 )、所作用的劳动对象，以及它所生产的劳动产品的非物质性存在，它们共同构成着由数字劳动产生并得以增殖的数字资本的非物质性存在样态。

( 二 )非物质性数字资本的物质要素存在与社会形式存在

    当下数字化时代，由数字劳动所产生并得以增殖的数字资本最终展现为一种非物质性存在样态，但这是否意味着数字资本完全脱离了客观实在的物质要素?或者说，作为非物质性存在的数字资本是否就完全否认了马克思所揭示的物质性生产的产业资本的物质要素存在 ?显然并非如此，因为非物质性存在只是数字资本的存在样态，但其本身的产生、增殖也关联到客观实在的物质要素构成。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关于劳动及其 资本的理论，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辩证地理解与解释当下数字化时代的数字资本，也即数字资本作为一种物质要素存在与社会形式存在统一体的资本形态。因而，我们对数字资本的本性的阐明既要植根于马克思关于劳动及其资本的理论，又要符合当下数字化时代及其数字劳动的显著特性。

    其一，马克思首先说道，“ 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是通过简单生产过程并在简单生产过程中实现的，这是靠活劳动同它的物质存在要素发生合乎自然的关系 ”[27]。这也就表明马克思所谓的资本是通过劳动( 是一种“ 活劳动 ”)生产得以实现的，而且这种实现之所以得以可能也就在于劳动生产与资本的物质存在要素发生合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说，所谓的资本也有其物质存在要素构成。当下数字化时代的数字劳动依旧是马克思所谈及的活劳动，它依旧要与作为非物质性存在的数字资本的物质存在要素发生一种合乎自然的关系。数字劳动始终要 关涉到具体的客观实在的互联网移动设备，如电脑、手机、互联网传输的 5G(6G)基站等，才使数字劳动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文本、电子图像( 视频 )、符号以及最为核心的“ 一般数据 ”得以可能，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非物质性数字资本的物质要素存在样态。

    其二，在马克思看来，“ 资本，按其物质条件，按其物质存在来看，表现为这个过程的各种条件的总和，并和这个过程相适应，分为一定的、质上不同的各个部分，即劳动材料( 正确的概念是劳动材料，而不是原材料 )，劳动资料和活劳动 ”[28]。这同样适用于当下数字化时代的数字劳动及其数字资本，当下数字化时代所产生的数字资本所对应的“ 数字劳动材料( 资料 )”、数字劳动( 活劳动 )虽然展现着一种非物质性存在特征，但它们所直接关涉的还是客观实在的物质性东西。也就是说，数字劳动的劳动资料及其劳动产品，尤其是最为核心的“ 一般数据 ”并非人自身纯主观的能动创造，而是依赖于客观实在的物质性东西，并在数字资本的产生与实现过程中转化为了与数字资本相适应的形式⸺非物质性存在样态。

    其三，更为关键的是，当下数字化时代的数字劳动虽然呈现出一种非物质性的显著特征，但其本质依旧是作为物质性存在的人的生命力本身的对象化实现与主体性消耗，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数字劳动所产生并得以增殖的数字资本的物质要素存在，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不论何种形式的人类劳动都是人类作用于一定目的的在一定的形式下表现出来的生命力本身，是劳动力有目的的耗费的具体形式 ”[29]。无论是传统的物质劳动，还是当下数字化时代作为非物质劳动的数字劳动，它们就其本质都是作为物质性存在的人类自身的能量( 体力与 智力 )的消耗，也就是“ 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 ”[30]，并展现着“ 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物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31]。也就是说，数字劳动的“ 劳动对象 ”、劳动工具，以及其所生产数字化产品虽然都展现为一种非物质性存在样态，但它们就其本质都归属于人和自然物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而这也就构成着非物质性存在样态的数字资本的物质要素存在。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理论首先乃强调着资本本身所具有的一种物质要素存在，或者说，物质要素构成着所谓的资本，而这样的理论同样适用于当下数字化时代由数字劳动所产生并得以增殖的数字资本。数字资本虽然最终展现为一种非物质性存在样态，但它始终具有一种物质要素存在。也就是说，数字资本绝非一种纯主观能动制造的“ 虚体 ”，而是也有其物质要素构成，从而符合马克思所强调的辩证唯物论的立场。

    然而，马克思绝非仅仅只是强调资本的物质要素构成，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 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 能是生产关系 ”[32]，而这种生产关系具体也就是“ 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33]，并以此构成着一种社会形式存在，也即资本在其物质要素存在的基础上同时还展现为一种社会形式存在。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资本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资本形态，其核心是以人工智能、数字化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进步，造成了社会化和规模化的劳动分工和交换体系。在引起劳动关系结构变化的影响下，数字资本的发展带来了劳动者的分化和数字鸿沟。数字资本由此作为一种社会形式制约着个人同他人的联系和自己的存在方式，在推动劳动过程进一步分化的同时，也加深了劳动者对社会的整体性依赖状态。相比于马克思所揭示的产生于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时代的物质劳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所构成的剥削与被剥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社会关系，当下数字化时代由数字劳动所产生并得以增殖的数字资本，同样具有这种展现着剥削与被剥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社会形式存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加深了这种社会关系的不平等状态，因为数字资本的非物质性存在样态使得这种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生产关系变得更加隐蔽和“ 暴利 ”。同时，当下数字化时代的数字资本由于其非物质性存在样态的显著特征，在它已经展现的社会形式存在的基础上还变革着已有的社会生产关系。或者说，数字资本产生着一种越来越普遍的非雇佣性社会生产关系，也就是数字劳动所带来的“ 一般数据 ”全球化既消解了传统雇佣关系，也解体了产业关系 [34]。数字资本引发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即在越来越普遍的非雇佣性社会生产关系，由于缺乏长期性和稳定性，数字工人的社会权益和社会保障也同时变得不稳定 [35]，而产生一种“ 流众无产阶级 ”。数字技术的中介作用对劳动关系进行了改造，使得数字资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影响社会权力结构的新兴力量，这也就构成着非物质性数字资本特有的社会形式存在。因此，最终可以看到，作为非物质性存在样态的数字资本究其根本也是一种物质要素存在与社会形式存在的统一体。具体而言，劳动过程中数字技术的应用加速了劳动者内部的分化，掌握核心数字技术和研发能力的劳动者成为 劳动过程数字化的受益者，而剩下的劳动者只能成为数字化监控和数字指令的被监督者和执行者，这些劳动者 的利益诉求往往被忽视。此外，作为一种社会形式的数字资本造就了“ 数字鸿沟 ”，体现了社会主体之间的不 平等，多数数据产品已被数字资本所侵占和私有化，数字劳动者作为数据产品的生产者却不能与数字资本家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的胜利果实。就数字劳动者来说，他们有意或无意所生产的数据和信息由于不能直接转化为维 持生活所需的必需品，往往价值不大。而对掌握核心数字技术和算法科技成果的数字资本家来说，数据是一种基础性的生产要素，一旦海量的数据被数字平台资本汇聚成大数据，量的积累会导致质的变化，此时的数据就是维持数字资本增殖的生产工具。因而，数字资本家与数字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鸿沟只会越来越大。

结语

    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的生产关系作为实际生产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并不是物，但这种关系“ 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 ”[36]。这对于作为非物质性存在样态的数字化时代的数字资本来说亦是如此，也就是说，马克思关于资本( 产业资本及其金融资本 )的物质要素存在与社会形式存在的揭示，同样适用于对当下数字化时代由数字劳动所产生并得以增殖的数字资本进行定性，即非物质性存在样态的数字资本，究其根本也是一种物质要素存在与社会形式存在的统一体。因此，这也就表明着当下数字化时代的数字资本虽然有其特有的社会形式 存在，以及非物质性存在样态，但也并没有脱离马克思关于资本本身所揭示着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形式存在以及资本就其根本所依赖的物质要素存在。从而，这既表明着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和理论把握资本现实运动的科学性与普遍性，也表明着马克思以资本当代形态为考察对象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与开放性，并且这也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学习与把握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