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话语与商业运作：
抗战时期国防电影在南洋的传播研究（1937—1941）
庞艳芳
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
摘 要：抗战时期，国防电影是中国电影的主要制作类型。国防电影不仅在国内进行抗战宣传，还通过在海外的发行宣传以取得国际的支持。南洋是国防电影在海外重要的发行市场和宣传阵地，但是与国内不同，在南洋发行的国防电影既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官方制作，又有来自香港地区民营电影公司的作品，在宣传抗战的共同政治话语下呈现出一种多元的融合与对抗，夹杂着国语片与粤语片、政治与商业、官方与民间的多重角力与合作，形成了战时中国电影在南洋发展的独特景观。
关键词：国防电影 抗战时期 南洋 政治话语 商业运作
20 世纪 30 年代，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中国电影也从 20 世纪 20 年代的商业范式逐步向政治意识形态靠拢。1936 年 4 月 24 日，由径在上海《大晚报》发表了《略论国防电影》，这是电影界较早发表的讨论“国防电影”的文章，随后报刊上越来越多的关于国防电影的声音，同时“艺社”还举办了“关于国防电影的制作问题”的座谈会，对有关“国防电影”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1] 这次轰轰烈烈的“国防电影运动”推动了国防电影的发展，但是这一时期的国防电影对于抗战的表述都还比较隐晦。1937 年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国防电影的发展也进入了高潮阶段。8 月 12 号，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战时电影事业统制办法》，该办法规定了国内所有的电影机构从制片原料到电影制作以及发行等各个环节全面归国民党政府统筹，“制片标准重在宣传，停拍一切与国防及非常时期无关之戏剧长片，即短片成本亦须减至最低限额，侧重于战事新闻纪录片之摄制”[2] ，标志着中国电影进入了全面制作国防电影的阶段。《办法》中同时指出国防电影将会“视其内容，分别送往国内外及前方后方宣传”[3] 。1938 年 1 月，在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举办的一场关于开展国防电影的讨论中，施焰提出了“电影下乡、电影入伍、电影出国”[4] ，很好地概括和指明了战时的国防电影的任务，与战前中国电影主要集中在上海等沿海大城市不同，抗战时期广大的农村成为国防电影的主要宣传阵地，与此同时“电影出国”也是国防电影的重要政治谋略，通过国防电影在国外的放映可以争取国际的同情和支持，“电影出国”和“电影下乡”有着同样重要的战略地位，然而国防电影在海外的传播却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作为中国电影最重要的海外市场，南洋是国防电影重要的发行市场和宣传阵地，研究战时国防电影在南洋的发行有着重要的意义。
早在 20 世纪 10 年代，萌芽中的中国电影就已经销往南洋，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南洋已经成为中国电影不可或缺的海外市场。因为地理位置濒临，中国电影在南洋的放映同时也带动了香港电影业的发展。随着有声电影的诞生，粤语片依托相同的文化基因迅速占领了南洋市场，形成了与国语片分庭对抗的局面。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随着上海大量的民营电影企业在战火中遭受破坏，暂时处于和平状态的香港成为中国电影新的制作中心，粤语片的加入为国防电影的抗战宣传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共同的政治话语下，国防电影突破了粤语和国语之间的藩篱，共同服务于抗战宣传。抗日战争刚爆发之时，英国殖民地政府出于中立的态度并没有严厉禁止国防电影输入，加上南洋华侨对国防电影有着极大的热情，因此 1938 年在南洋放映的中国影片几乎都为国防电影，一些报刊上甚至称这一年为“国防电影年”。但是这种具有强烈的政治宣传色彩的影片在南洋的大量放映很快就引起了英国殖民地政府的不满，迫于日本方面的压力也为了维持殖民地的稳定，殖民地政府加强了中国电影审查的力度，在此之前，殖民地的电影审查更多的是针对那些损坏白人形象或者包含犯罪的电影——主要是美国电影，而这一时期加强了对含有政治色彩的中国影片的审查（见表1）。[5] 在这样的背景下，粤语电影很快改变了制作方向，放弃了国防电影的制作，所以到了 1939 年在南洋放映的影片只有粤语片《夜光杯》和少数官营机构出品的新闻片。在这样的空隙间，孤岛的古装片开始盛行，粤语片也随之回到了神怪电影的制作中。到了 1940 年，随着官营电影机构开始新一轮的制作，以及在南洋开展的电影清洁运动，再加上英国殖民地政府与日本的关系开始恶化等因素，国防电影再次在南洋兴起，但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国防电影放映计划很快就夭折了。
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持是国防电影得以在南洋流行的重要原因。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是中国人向南洋的大移民时期，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南洋的华人人口已经占到相当大的比例。以马来亚来看，1931 年拥有华人人口 171 万人，占总人口的 39%；1941 年增加到 238 万人，占总人口的 43%，超过马来人而居首位。[7] 同时这些移民大多以新移民为主，大多数华侨将南洋看作是短暂的居留地，希望花上三五年的时间赚钱，然后衣锦还乡。虽然生活在西方殖民统治下，但是他们内心仍然坚守着中华传统文化与家乡习俗，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中国电影在南洋的盛行正是基于华侨的支持，他们希望通过电影了解祖国的消息。“战争本是一种强有力的刺激物，远离战争的市民，因为生活的安危的所〇，〇〇，要求刺激，渴望从电影中看到一点战争的实地的记录与故事。以便打下一剂强心剂，乃是客观事实。”[8] 南洋观众的需求是国防片在南洋能够风靡一时的主要原因。“在南洋一带，过去全是武侠片和神怪片的世界，只有这一类片子能卖钱，及至抗战以后，侨胞关怀祖国心绪异常热烈，他们的目光也就转变过来，希望能在银幕上知道些祖国的近况和抗战情形”[9] 。所以国防电影成为特定的时代背景中最受欢迎的电影类型，国防电影在南洋的影响力非常大，但凡宣传中带有“国防”字样的电影都会受到华侨的热烈追捧。
经济层面也是国防电影在南洋流行的重要原因。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橡胶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带动了南洋经济的发展，南洋的电影业也随之繁荣起来。对于南洋片商来说，战前新加坡虽然是中国电影的重要市场，但是上海的汇率与新加坡的汇率相差不多，经营者因为没有重利可图，竞争并没有过分激烈。上海沦陷后，上海法币因为投机者操纵黑市外汇，已经没有固定的价格，当时一元法币可以抵新币七元多，“国产电影因南洋汇率大变动，营业较前增益十数倍，于是马来群岛之影商，除原有之东亚公司，邵氏公司以外，复生产许多小规模之组织，竞争购片”[10] 。在战前，国产片的拷贝售到新加坡的售价大约是二三千元，汇率变动后这个价格则会超过六七倍，所以，虽然当时上海各影片公司的一个拷贝的平均售价已经由五千涨增至八九千元，但是片商仍然可以获得巨大的利润，这也进一步加剧了片商之间的激烈竞争，“目下新加坡之经营片子者，荣荣大者，至少当在十数以上，对于彼此之营业，竞争十分激烈，如某行今日出价九千元购一部拷贝，明日另有人抬价购之，而后日竟再有人抬最高价购去，此在战前实所罕见”[11] ，由此可见战时南洋市场对中国电影的需求之盛。对于影片制作方来说，南洋繁荣的电影市场将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即使是以政治为主导的国防电影，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的电影机构，商业考量也都是重要的一面。对于民营电影机构来讲，营利是关乎公司生存与否的首要因素。南洋是粤语片的主要发行市场，南洋市场的需求决定着粤语片公司的成败。而官营电影虽然由政府来统拨资金，但是在南洋的发行却明确规定是以商业办法执行，由此看来，国防电影在南洋的放映是政治与商业的双重选择。
二、政治话语下官营电影的商业运作
对于官营电影机构所拍摄的国防电影来说，政治宣传始终是其最根本的目的。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直接领导下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和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成为国防电影的主要制作机构。“中电”成立于 1931 年，“中电的工作职责是摄制本党所需要之各种影片，以建树纯正的电影作风；搜集电影技术人才，训练成本党的电影专家”[12] 。所以“中电”的成立是为了服务于国民党的政治宣传。“中制”的前身是南昌行营的政训处成立的电影股，1935 年，电影股在汉口的扬森花园建立了汉口摄影场，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汉口摄影场改为中国电影制片厂，直接隶属于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电”和“中制”的这种机构性质决定了它们的发展形态，国防片是主要的电影类型，这些影片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服务于政治宣传。由于官营电影主要是为了宣传抗战，所以在国内基本采取免费放映的方式，组织电影放映队深入农村，广泛发动群众抗战。但是在远离中国政治中心的南洋，官营电影的放映却是商业性的，《办法》中规定国防电影“在外国及南洋各地并得采用营业办法，其全部收入除以若干作为工作人员之酬劳费及抚恤费外，其余拨外总机关之维持费及制片成本费，由中央统筹办理之”[13] ，这决定了官营国防电影在南洋发展的多样性。官营电影在南洋的发行从最初依托于政治团体，到后来逐渐吸纳民营公司的发行方式，体现了官营电影在商业市场中的不断适应与转变。
20 世纪 30 年代南洋的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已经比较成熟，很多民营电影公司与戏院都有固定的合作，这对于在南洋没有发行根基的官营电影机构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除了一些华人戏院会联系官营电影机构直接购买版权在南洋发行，政治团体的协助也是官营电影机构的一个重要发行渠道，并且也是以购买版权的方式为主。（见表2）由南洋英、荷、暹各属新闻记者组成的“华侨战地记者通信团”在服务于抗战前线之时，由团长曾圣提“向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请得该部中国电影制片厂有关抗战建国名片，〇之购运南来，宣传筹赈，该团此举既蒙我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将军之嘉许，并发给第二三五号证明文件，该团并与本月首与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主席陈嘉庚接洽，承蒙陈主席接洽，并为嘉奖，华记办事处主任陈可美近将该团购运名片南来，宣传筹赈各情呈报我国驻新加坡高总领事，高总领事以该团以抗战实录与抗战教育在海外各埠公映，并以收获所得，除开支外，充做赈灾之用”[15] 。中华筹赈会的主席陈嘉庚也曾多次写信给“中制”的厂长郑用之交涉购买版权的事宜，中华筹赈会是抗战时期在南洋成立的支持祖国抗战的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华侨组织。通过国民党军部的文件与总领事的接洽体现了官营电影作为一种政治媒介的属性。同时，国民党中央政府也积极推进国防影片的对外发行，1940 年 8 月 3 日，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奉中央政府命携抗战影片南来，在同乐戏院和大光戏院放映，并请中华筹赈会代主席李俊成主持典礼，两晚收入全部充赈医药。[16] 作为南洋最大的筹赈组织，中华筹赈会为抗战时期的中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官营机构与政治团体的直接接洽有力地推动了国防电影在南洋的发行与抗战宣传，但是这对于在南洋采取营业办法的官营电影电影来说这并不能成为一种完全有效的适应市场的发行方式。根据一篇报道所显示，郑用之最初是寄希望于南洋的某一个团体（文中未具体指明），通过与他们签订合同让他们在南洋专利映演，但是“上映了七天却一个钱也拿不到”，郑用之直呼上了大当，可见官营电影在商业发行上的尴尬境地，随后“中制”终止了与这个团体的合作。[17]在与中华筹赈会建立了联系之后，官营电影也开始逐渐发展自己的发行道路，大地影片公司的成立正是官营电影向南洋发行过程中的商业化探索。大地影片公司是“中制”在香港成立的一家官营电影机构，因为当时国民党临时中央政府所在的重庆离海外较远，并且存在运输困难，以及为避免敌军破坏影片发行，也“为了使海外和殖民地政府容易通过起见”[18]，所以成立了这家公司。由于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大地影片公司是“中制”面向海外特别是南洋的重要窗口。1940 年 1 月 29 日，中国大地影业经理兼“中制”副厂长罗静予携带《孤岛天堂》一片到达马来亚考察电影事业，并设立了“中制”在新加坡的办事处。1940 年 8 月，国民党政府为了改变官营电影海外发行的无序状态，将五大国营制片厂，即中央电影摄影场、西北制片厂、中国制片厂、大地影业公司、真光影片公司的海外发行委托给了中国影业联营公司，而这家公司的经理正是过去经营“联华”的罗明佑。中国影业联营公司于8月在新加坡建立了分公司，与此同时开幕的还有新加坡星联影业公司，星联的老板胡昌耀是新加坡富豪胡文虎之子，而胡文虎之前曾是联华公司的董事之一，联营公司新加坡分公司受到“星联”的指挥。中国影业联营公司星州分公司首次发行的影片即为“中制”出品的抗战片《好丈夫》。同时新加坡影业公司与“中电”和“中制”两制片厂定有合同，凡中央出品，无论新闻片、故事片在南洋都归它们公司所属电影院首先放映。除了在发行上依赖于民营企业，大地公司的成立与创作也体现了官营电影的商业化诉求。1939 年的《孤岛天堂》就是一部在情节上非常具有观赏性的影片。1940 年大地影片公司拍摄了《白云故乡》一片，这是一部非常明显的针对南洋华侨市场的影片。影片的宣传语写道：“由香港拍到重庆，由战士拍到华侨，在大轰炸中完成，包含怒火与血泪。”[19] 影片充分地将故事性、商业化与政治宣传结合起来，这部影片由罗明佑亲自带往南洋，并在首都戏院创下了连放三天的纪录，这是首都戏院自从选映国片以来的最好成绩。大地公司的成立正是官营电影针对南洋市场的以政治为主导的商业电影尝试。
虽然官营电影在南洋的发行不可避免地面临和依托商业化的运作，但是其自身的官方属性确立了官营国防电影与粤语国防电影的不同气质。通过在西片首轮戏院放映以及侨领亲自参观间接地确立了官营国防电影正统的文化地位。在南洋，有专门放映中国片和西片的影院之分，放映西片的影院一般都是西方人或者经济富裕的华侨光顾，所以这类戏院一般装修豪华，票价也比较贵，同时，为了保证戏院的声誉，只放映高质量的影片。在新加坡，首都戏院是放映首轮西片的戏院中最豪华的，《热血忠魂》的放映是国片首次在首都戏院放映，这也凸显着这部影片的价值和身份，而粤语国防片则主要在邵氏兄弟的皇宫、大光两戏院放映，这两所戏院主要以票价低廉来吸引华侨，由此官方国防电影开始与粤语国防电影拉开距离。其他如“中电”出品的《抗战中国》，“中制”出品的《游击进行曲》，“大地”出品的《孤岛天堂》《白云故乡》等也都曾在首都戏院放映，“中制”出品的《火的洗礼》则曾在国泰戏院放映，这些都是当地最好的专映首轮西片的戏院。与此同时一些侨领会亲自莅临戏院以响应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推广，以此来发动侨胞对影片的支持，这种情形在过去是前所未有的。在放映《抗战中国》和《孤岛天堂》的时候，新加坡华侨总领事高凌百都曾亲自观看，并且题字推广：“看《孤岛天堂》后应将精神彻底改造，即：1. 醉生梦死之生活必须改正。2. 奋发蓬勃之朝气必须养成。3. 苟且偷生之习性必须革除。4. 自私自利之企图必须打破。5. 分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以求达到国民精神总动员之目的，完成抗战建国之重大使命。”[20]《孤岛天堂》曾创造了 中西卖座最高纪录。1939年的7月7日，中央执委会海外部还下令侨胞纪念七七，各影院放映抗战电影。这些都凸显了官营国防片的政治属性，在商业性与政治性的交织中，官营电影逐渐确立起了其主流的政治话语和商业运作模式。
三、粤语国防片的类型化制作
粤语片是伴随着有声电影的出现而产生的，扎根于华南的民间文化，成长于香港的商业土壤。粤语片的主要受众是华南一带以及南洋等地以粤语为方言的群体。在中国香港地区这种极具商业气息的港口成长，远离中国内地的政治中心，形成了粤语片不同于国语片的文化基因，商业性是粤语片的根本属性。但是诞生于政治风云变幻的 20 世纪 30 年代，粤语片始终在政治与商业间游移。抗战以前，在统一国语运动的政治前提下，国民党政府于 1936 年正式下令取消粤语片，引起了华南电影工作者的一片哗然，这些电影人集体向中央政府请愿，他们认为不能取消粤语片的原因中，粤语片对南洋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一点，例如一位刚从南洋考察回港的电影工作者朱昌东曾力证粤语片不应取消，“粤语片年来兴盛蓬勃极盛，进步极速，港地影片公司有二三十家，制片厂有八九所，每年出品有六七十部，从业人员达四五千名，而查其历史流行仅三数年，质与量方面之进步，实开电影业空前纪录。每年收入超过百万，挽回国外益利权不少，而流行海外，传达文化，增进华侨对祖国观念，厥功更伟，就南洋五属而论，华侨有六七百万，向不大以中国为荣者，现皆以效仿祖国为时尚，是中央政府对粤语片拍摄应助其发展……”[21] 由此可见朱昌东强调的正是粤语片对于中国电影海外（尤其是南洋）传播的重要性。南洋是粤语片的主要发行市场，南洋的观众以劳工阶层为主，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这些影片出产快、售价低，深受南洋观众喜爱。因为粤语片的强势攻入使国语片备受打击。到了 1935 年，国语片在南洋的国产电影中才勉强占到20%的比例。[22] 国语片与粤语片的竞争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对南洋市场的争夺。
在与中央政治的周旋中，粤语片开始有意识地向国家意识形态靠拢，拍摄了《生命线》等宣扬爱国意识的影片，力证改革粤语片的决心。1937 年 3 月《艺林》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我们的态度》的文章，文章认为“方言事小，救亡事大”，应优先考虑国家存亡，使用方言广泛团结多方民众的力量以谋求对外民族统一的主张，表明了粤语片今后的制作方向，国防电影成为抗战初期粤语片主要的制作类型。抗日战争的爆发让粤语片与中央政权实现了短暂的和解，禁映粤语片也不了了之，同时因为战时上海大多的民营电影公司在战火中被毁，香港成为战时中国电影的制作中心，粤语片也承担起了重要的责任，战时粤语片的产量多于国语片（表3）。在国防电影的制作上更是如此，官营电影机构在艰难的环境中产出甚少，由此粤语片也担负起了抗战宣传的作用，“国语片因为种种关系，在文化动员中，已经失掉了本身的作用。……因此，今后参与文化运动的电影，不能不归到粤语片身上”[24] 。在时代的号召下，粤语片加入国防片制作，为国防电影在南洋宣传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战前国语片与粤语片之争在这一特殊环境下统一于政治号召。不过，相较于“中电”和“中制”出品的影片以描写正面战争为主，粤语国防片所关注的题材更加多样性，既有直接描写战争的《肉搏》《走私血案》，描写空战的《飞将军》《叱咤风云》，又有鼓励南洋侨胞参加革命的《回祖国去》《温生才刺浮琦》，以及描写记者权威，揭发汉奸行为的《无冠皇帝》，鼓励国人捐建婴儿收容所的《民族之光》，提倡购买救国公债的《香江花月夜》等，这些影片让人们关注到了战争时期的其他社会力量，鼓励大众从各方面为抗战救国做贡献，丰富了国防电影的创作材料与宣传范围。
但是民营电影机构与官营机构本质上存在着不同，这也决定了粤语片在体现政治意识时的不同态度，正如香港大观影片公司的制片人赵树燊所说：“我们生产商业电影，是娱乐业的生意。一方面，我们肯定会重视影片的教育和启发意义，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忽视市场，必须要生产满足观众兴趣的电影……这是我们生存的必然。”[25] 抗战时期的香港电影既没有像官营电影那样受国家统一管理，又没有像美国电影一样实现完全的自由化，这就导致了香港电影在面临政治选择时处于尴尬境地。再加上香港电影本身基础薄弱，以及与战争的暂时隔离等因素，使得粤语国防电影与官营国防电影有着很大的不同，虽然具有宣传国防的意识，但是影片的整体质量较差，甚至有一些打着国防影片的名号，事实上却结合了其他类型电影的制作。正如《白金龙》开启了粤语片在南洋的风靡，这种既吸收华南民间文化，又采取流行音乐，再加上类型片的故事元素，创造出一种满足大众娱乐需求的商业电影制作决定了粤语片之后的发展形态。粤语国防片的制作也延续了粤语片的一贯制作特点，在影片中采用粤剧元素，或结合流行音乐、歌舞等，以及爱情、喜剧等这种极具商业化的类型元素，因此粤语国防片与态度严肃的官营国防电影有着很大的不同。
首先，粤语国防片在根本上没有摆脱戏剧的桎梏，比如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影片《太平洋上的风云》，从剧情安排、人物动作到影片的精神内核都仍然是旧戏的老路，剧中“子喉七手握大刀，牵强作怪的唱着那低下的情调，把杀敌的大刀当老婆，什么共床同枕，一双一对，那丑态，真是肉麻当有趣。而且无形中冒渎了抗战的神圣庄严，团长夏青霜绝食时的独白：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汉奸何劲草的动作轻浮，这是银幕上文明戏的再现”[26] 。由“南洋”“南粤”“全球”“启 明”“大观”五大香港影片公司联合拍摄的《最后关头》是一部阵容很大的国防电影，影片的宣传语这样写道：国难如此严重，电影界应要站在民族抗战立场，一律摄制国防片，不应无意识地强调滑稽，胡闹。这部电影在很多的文献记载中也都被当作一部典型的国防电影，但是“剧中马师曾谭兰卿的《醉生梦死》在高歌短唱，薛觉先林妹妹的《蹁跹起舞》都有累赘之嫌，无形中把抗战意识削弱。为着加上笑料，他们竟糊里糊涂地当着滑稽士兵”[27] ，这些粤剧唱段、幽默元素的频频出现，与严肃的国防电影显得格格不入。
其次，歌舞、爱情、喜剧等类型元素大量的运用在粤语国防片中，如《战士情花》这部电影在宣传时写道：“冲天的烽火漫燃了半壁河山。怒潮的狂吼震撼了整个大地。是〇剧，是喜剧，谈笑风生，载歌载舞，亦悲壮亦严肃，儿女英雄至情至理，沸腾了的热情奔放着每个青年男子怀春少女的心，这非常时期敌人的巨炮已炸毁了你们的美梦，愿大家的热情奔着民族的战线前进！”很明显在描写抗战题材的前提下，喜剧、歌舞、爱情等元素大量地运用在电影中。这种制作形式出现在很多的粤语国防片中，如南洋影片公司的《战地余生》，广告语是：粤语有声歌唱片。战争场面伟大，跳舞场面宏丽。《同仇敌忾》：全部粤语粤曲抗战声片。应非常时期的需要，导全面抗战的意志，极幽默轻松的能事，书扑朔迷离的奇观。《精忠报国》：滑稽讽刺爱国热情粤语有声片。国难当头四万万同胞应该精忠报国，敌寇来临我们要下决心誓死而抗战。《女战士》：志薄弱失身于情郎，意志清醒铁手杀汉奸。意志坚强投身枪林中，巾帼英雄堪做好榜样。《叱咤风云》：空战伦理歌舞粤语歌白悲壮国防有声巨制。《香江花月夜》：以提倡购买救国公债鼓励人民爱国为经，以歌舞恋爱纠纷穿插为纬，等等（见附录）。这些影片都一反国防片严肃的态度，以幽默滑稽载歌载舞的方式来表现，更多的是一种娱乐化的表现。这种充满娱乐元素的粤语国防片在战时严峻的环境下受到人们的批判，蔡楚生就曾指出因为粤语片“作者缺乏实际经验、修养不够、技术幼稚”而使这些作品成为似是而非的抗战电影。而抗战以来真正能“和这艰辛苦斗的民族自卫战争取得同一节拍的国防电影，国营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和中央摄影场是两大支柱”[28]。因而粤语国防片与官营国防片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无形中也进一步加剧了粤语片与国语片之间的分野。
在影片的发行上，战前粤语片在南洋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发行网络。邵氏家族是粤语片的主要推动者，一方面，邵醉翁在香港创建南洋影片公司专门生产粤语片；另一方面邵仁枚和邵逸夫在南洋经营的庞大的院线保证了这些影片可以顺利上映。抗战时期邵氏兄弟管理的影院仍在不断扩张，到了 1940 年，邵氏所管辖的南洋各地电影院游戏场娱乐场所已经不下数百十处。[29] 邵氏兄弟经营的皇宫戏院和大光戏院主 要放映粤语片，邵氏兄弟非常善于利于各种噱头吸引观众。1938 年 3 月 2 日，皇宫戏院在报刊上登出了选举最佳国防电影的广告，并列举出了《太平洋风云》《壮志凌云》《女人大丈夫》《边防血泪》《多情天使》《乡下婆从军》《天下为公》《战地余生》《民族女英雄》《中国青年》《龙城虎将》《青年前进曲》《精忠报国》《时代先锋》《大战之前夜》《锦绣河山》《前进曲》《新生命》等18部电影供选择。参选的资格是 3 月 2 日至 14 日在皇宫、大光购买电影票附送选票，这些电影很多是即将上映的，通过这种商业性宣传，接下来的新片放映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虽然最终公布的结果冠军为国语片《壮志凌云》，但事实上这些影片中大部分都是娱乐性较强的粤语片，邵氏兄弟巧妙地利用观众对于国防电影的热情推动了粤语片的售卖。同时，皇宫戏院在抗战时期还经常举办赈灾活动，据邵氏兄弟所称，他们“历次对于筹赈祖国难民工作不遗余力，其辖下之本坡皇宫华英两院，每月筹赈一次，从未间断”[30] 。但有意思的是在随 后的神怪电影再度兴起的浪潮中，南洋影片公司是主要的生产者，皇宫戏院是这些影片的主要放映地，赈灾活动也同时在此进行着。这种在商业和政治间游移似乎是当时大多数的粤语片经营者的一个写照，粤语国防片也表现出这样的游移。在殖民地政府加强了电影审查后，粤语片很快又回到了制作神怪影片的老路子。
四、国防电影在南洋的影响
无论是官营国防电影还是粤语国防电影都在“抗战”的口号下受到了华侨的热烈欢迎，国防电影在南洋的盛行是中国电影初次在南洋实现政治与商业的双赢。国防片创造的营收也是十分可观的，仅以《热血忠魂》来看，在首都戏院放映的当天就连映五场，场场满座，观众达 7000 多人，收入达 3000 元。两周内，这部影片仅在首都戏院和同乐连映 39 场之多，而且场场满座，观众达 35000 千余人。随后，该片在吉隆坡等地也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31] 《抗战中国》在新加坡的首都、光华、东方、环球、光荣、大西洋、皇后七大戏院公映后获得了舆论的好评，并且还因为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而被当地政府饬令召回重新检验，最后获验片当局全部通过，随后影片又在槟城、马六甲、芙蓉、吉隆、巴生等埠次第排映。[32] 正如陈嘉庚在写给郑用之的一封信中曾说道“中制”的影片如果交给筹赈会主办上演，每片可得赈款 20 万。[33] 由此可见国防电影在南洋的巨大收益，包括粤语国防片在内，很多影院都将这些影片的收入捐赠给祖国。这些收益作为官营电影机构的营收，以及赈灾捐款为抗战时期的中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当然，国防电影在南洋放映最重要的意义仍然是其政治宣传力量，这也是国防电影的制作初衷。国防电影中所洋溢的热烈的抗战情绪，“当使侨胞燃起对敌寇汉奸之旧仇新恨，激励爱国爱乡之热烈感情，坚决抗战之必胜信念也”[34] 。甚至有华侨因为受了抗战 影片的煽动而殴打日人的事件，这也促使英国殖民政府禁映含有抗战因素的电影。[35] 同时，影片中战士 们的骁勇形象使过去西方对中国的想象发生了改观，增强了华侨的自信心。例如《克复南宁》这部影片放映后，“使侨胞深刻地认识抗战的祖国有不可屈服的力量，有不可轻视的热绩”[36] 。在看了《九江歼灭战》之后，有观众认为：“看了这片之后，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祖国抗战，并非用土枪、毒底原始的或十六世纪的武器，像阿比西尼亚那样糟，看吧，我们的武器日新月异呢，三三发高射炮的威力，新型的战斗机配备精良的机械化的部队。”[37] 国防电影所展现的中国形 象也扭转了过去华侨在西方人眼中的恶劣形象，“华人在欧美的印象异常恶劣，中国相是流鼻涕和满脸烟形的叫花子，中国的土匪和军队根本分不开来，自抗战军兴，中国的军队竟叫皇军惶惶而奔，中国人民是伟大文化的创造者”[38] 。《热血忠魂》在马来亚各大戏院轮流公映，“深得本坡华侨之赞许，即外国人对于是片亦称赞不已，可见我国拍摄此片，不特饶有意义，抑且更欲激发华侨爱国情绪......”[39] 由此可见，国防片塑造了坚强不屈的中国形象，也扭转了华侨的形象，极大地增强了华侨的抗战信心。
国防电影不仅承担着宣传救亡的职责，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华侨的思想启蒙。尽管“九一八”事变后，一些战争类型的影片也曾在南洋放映，但是对于南洋华侨来说电影主要还是一种纯粹的娱乐活动，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何以娱乐为主的粤语片能够迅速在南洋崛起。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特别是官方电影机构对电影业的直接干预，让政治意识开始直接而迅猛地渗透在南洋的电影院，这种政治意识的投射对于广大的华侨来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思想启蒙作用。晚清时期，对于大多数华侨来说，相对于“国家”的概念，他们的意识中更多的是一种“原乡”观念，他们一面连接着殖民地的华侨社会，一面联系着自己的家乡。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变革，“国家”的观念逐渐投射到华侨的脑海中，同时抗日战争的爆发，让华侨突破方言群体的界限团结一致对外，电影作为最有力量的宣传媒介，进一步推动了华侨对于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正如在观看了中国官方剪辑的抗战新闻片合辑中有关“新中国成立”的镜头后，“新中国将快来临矣，在大旧中国之残余灰烬中将产生一自由、独立解放之新中国”[40] ，这种激昂的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 象加强了华侨对于“新中国”的憧憬。国防电影带来的思想启蒙更是直接地表现在了当地的电影运动的兴起。1939 年 5 月 8 日，那威在《抗战电影运动的进路》中发表了对于抗战电影在南洋的发展的意见，他认为在抗战的背景下，当地的华人电影人应该坚持：“1. 电影人绝不为敌人利用作反宣传。2. 绝不摄制与抗战无关的影片。3. 绝不摄制毒素影片。4. 马华片商应当积极选映抗战电影。5. 一致为争取民族自由解放而努力。”[41] 这对于推进国防电影在南洋的发展起到了重 要的推动作用，同时，这种相互呼应的抗战宣传进一步激发华侨的爱国情绪，意味着南洋华侨开始有意识有组织地利用电影来做抗战宣传。在积极推进抗战电影在南洋的发行以及禁拍毒素电影的号召中，南洋的电影业从一个远离中国政治中心的场域开始与中国的政治呼应，从而促进当地华人民族意识的启蒙。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也随着《中国救亡军》在南洋的上映为海外华侨所知晓，“第八路军对日抗战的伟绩在历史上曾创下不少的光荣，各国人士对于第八路军发源地的延安，似乎感到十分的兴趣，在外国报章时常看到，于今日更加明显的使我们亲眼看到”[42] ，这部影片展示了正在成长中的中国共产党，增加了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而此时南洋的共产主义力量也在悄然兴起。
结语
作为一种有力的宣传媒介，抗战时期的国防电影在南洋的放映是中国进行海外宣传，争取华侨支持的重要力量。国防电影在南洋的传播夹杂着官方与民间、政治与商业之间的多重声音，无论是对于政治宣传还是商业盈利，官营电影机构或是民营机构的电影发行，南洋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对于国防电影的研究不应忽略南洋的视角。在统一的政治诉求下，国防电影在南洋的放映实现了国语片和粤语片之间短暂的“和解”，诉之于共同的政治话语，在电影中表现抗战救国的主题。在远离中国政治中心的南洋，国防电影的放映夹杂着政治与商业的双重诉求，但是在寻求多渠道的发行路径的情况下，政治宣传始终是官营国防电影的根本要义，而粤语国防片在向政治靠拢的同时，结合多种商业元素以轻松的娱乐手法来表现，这反映了官营电影机构与民营电影机构根本上的不同属性，进一步确立了国语片与粤语片的不同气质，国语片的精英化、权威化的政治属性，以及粤语片的边缘化、大众化的娱乐属性。但是在国语电影产出量少的情况下，粤语国防片的多产和多样化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协助了抗战宣传，凝聚了华侨的爱国力量，同时国防电影突破国语粤语之间的界限为南洋华侨构建起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这是一种突破原乡意识和地域观念的更为广泛的大中国概念。在不断激发的爱国情怀下，华侨为祖国抗战进行了大量的募捐，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抗战有力的后盾。国防电影在南洋的发展随着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结束，但是国防电影在南洋的发展改变了过去电影的纯娱乐消遣，在启蒙华人群体的民族意识，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过程中，促进了本地的电影运动以及民族独立意识的发展。
责任编辑：董馨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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