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推荐｜陈琦：《生命政治时代的“活劳动”与艺术―基于对奈格里赛博格问题的考察》

生命政治时代的“活劳动”与艺术

——基于对奈格里赛博格问题的考察

陈 琦

复旦大学中文系 2023 级博士研究生

本文选自《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4年第8期“学术论坛”栏目，如需转载，需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活劳动”(Living Labour)是一个投注了当代视野和当代叙事方式的旧概念。它活跃于西方学界，原本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术语，意为工人的直接劳动或肉身劳动，后经安东尼奥·奈格 里(Antonio Negri)、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米格尔·瓦特(Miguel Vatter) 等人阐发，形成和“生命政治”(Biopolitics)、“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ur)及当代艺术等话题相交叉的理论星丛。作为讨论活劳动问题的主力军，奈格里关注人在活劳动中对 自己身体机器化力量的积极使用。这种使用并非仅是机器大工业的产物，它现身于前现代农耕社会的简单劳 动、斯多葛派(Stoics)的修身技术，最早的认识论范式可追溯至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机械论身体 观，并在生命政治时代达到巅峰⸺今天人体和机器在活劳动中发生更深层的交互和渗透，生产出“ 赛博格 ”(Cyborg)为范型的人类新物种。于是，在《 狄奥尼索斯的劳动 》(Labor of Dionysus :A Critique of the State-Form，1994)、《 艺术与诸众 》(Art and Multitude :Nine Letters on Art ，2011)系列论作中，奈格里推出了赛博格主题的活劳动新构型。

    围绕赛博格主题，奈格里生动诠释了生命政治时代的劳动和 艺术转型问题，以及转型下如何重新开展工人运动和艺术生产的 问题，给思考赛博格现象和赛博格艺术创造了更多新的理论空间。 然而，正如瓦特所批评的，奈格里的活劳动是“ 接近于活力论政 策(Vitalpolitik)的活劳动，与福柯所批判的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术(neoliberal governmentality)达成一致”[1]，其中保留了多少唯意志 论(Voluntarism)和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陈旧空想，是需加甄别的问题。而我们解决问题的首要步骤是梳理清楚何谓马克思的“ 活劳动 ”、何谓奈格里及其他左翼激进化的“ 活劳动 ”，活劳动又是如何发展成一个生命政治和赛博格问题的。

一、何谓“活劳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生命政治主题

    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和《资本论》(Capital)的原始 语境来看，马克思的“ 活劳动 ”既指涉现代工厂的雇佣劳动，即与机器劳动或对象化劳动[即“死劳动”(Dead Labour)]相协作的人力劳动，也指向人类最普遍的劳动现实:“劳动是活的、赋形的火，是物的易逝性和暂时性，并通过活的时间为其赋形......”[2] 活劳动是赋形的火，从中人通过自然力的对象化过程盘活濒死的自然材料、工具和机器，赋予其新的使用价值和有用性。因此，活劳动之“ 活 ”是表达劳动过程和产品价值的活，也反映劳动主体作为生物有机体的活，体现人在生产生活中能动的主体意志和主体价值。进入资本生产环节以后，活劳动其活性经由资本得到高效的整合、转化，也被资本从具体个人身上褫夺，资本由此培育出现代工人这一特殊的人类物种，开启了活劳动范畴下的生命政治主题。

    生命政治或生物政治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为分析社会治理实践所用的解释学模型。通过考古特定时代的“ 权力 ”( Pouvoir )布展方式，福柯证明了:权力实践并非仅限于官方活动，而是去中心、去结构、渗透日常生活并直达人体的微观操演，且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精神分析关注的欲望压抑机制不同，权力常见的运作方式是对人欲望正向的培植与引导，基于人自己治理自己的“自我技术”(Techniques de soi)。因此，在使人臣服的异己权力与人建构自我、争取自由的主体权力之间，在人的政治生活和生物生活之间， 充斥着无穷流动、生成、相互侵越的可能性。现代工厂活劳动对工人身体及生命形式的生产过程则反证了福柯 的构想:资本的权力施展不是单方面的压制或输入，而是依赖人自发且有意识的身体生产实践，从中人将自己 构造成机器化的动物身体或有灵性的人造人。

    农耕文明阶段，活劳动是既生产使用价值，也生产人身体的规定性活动。马克思明确指出，在活劳动 为自然材料赋形的对象化过程中，人把自己身体携带的有机系统，锻造成比锄头、砍刀更上手好用的工具 ( Instrument ) ，而被工具身体直接对象化的自然是人肉身的外展和身体延长的器官: “自然因此成为他活动的器官，并由他附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使他自身得到了生长。”[3] 当活劳动进入社会化的分工、流通环节，整个格局发生翻转。此时从事活劳动并在其中生产统一身体的是资本，资本生长为“ 活的主动的机器体系 ”[living (active)machinery]、一个自我代谢、运动和增殖的活的有机生命体。[4] 工人则和其他原料、工具一起，抽象化为机器所用并帮助机器克服熵增的活器官“: 自动机 ( Automaton ) 自身是主体，工人只是作为有意识的器官，与自动机的无意识的器官相协作，并和后者一同从属于中心动力。”[5]

    因此，所谓“ 自动机 ”不是简单的工厂生产机器，马克思借此描述了机器活动为范式的现代社会实践整体:“ 马克思将经济与技术联系起来，这种做法愈发导致‘ 机器 ’概念模糊不清这一结果。‘ 机器化 ’是劳动的一切物质条件与社会性变迁的论证性表征。”[6] 社会的机器化过程，既是生产逐步摆脱对自然的客观依赖的过程，从中资本建立起确保“ 自我价值增殖 ”(Self-Valorization)的自动化经济应用体系:“ 凭借使价值能够有机的、‘ 自 我再生产 ’的劳动形式，资本成为‘ 自我生成 ’和‘ 主体性 ’的活的类 ”[7]，也是社会生命政治化的过程⸺机器 模拟活劳动力的生存逻辑，即人在劳动过程中的自我发展、保存和自我规定，建成自动化的实践运作程序，程 序贯穿资本大写生命到个体要素生命整体，最终发展成围绕工人身体及其生存模式展开的科学规范工程:“ 剥去工作本身全部的知识和动机要素，将工人身体的机器化变成一项科学工程。自动主义(automatism)同样是无限重复的工作生活的产物。”[8] 规范过程包括对工人身体机器化的拆解和重组，对其行动内驱力的调控，和对劳动能动意向性、自主规定性的褫夺，凝聚成指导机器和人如何正确工作、生活的科学法则( 即“ 一般智力 ”，也有译作“ 普遍智能 ”)。

    此时生命的生产和控制是资本活动的中心，活劳动的规范化过程亦是现代工人作为特殊物种被生产的过程， 学者瓦特指出，马克思由此拉开了生命政治的基本图式:“ 在马克思那里，从原生性( 活劳动 )到规范性( 资本 作为货币的‘ 自我再生产 ’)的过程，是由规范化的时刻( 在交换价值中发现的 )实现的。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生命政治的核心问题。”[9] 不仅是雇佣劳动制下交换价值吸纳使用价值，使活劳动抽象为工人维持生计的纯 粹手段，生命降格成只为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本能活动，和受制于自在规定的动物生命:“ 劳动动物禁闭在他自 己身体的私人性中，被需求的满足牢牢捕获”[10] ;更关键是，自动机自身就充当工人物种的规范化样本，以日复一日、习惯性的程序化生活，促逼人自发遵循一般智力不言自明的科学指导，将自己规训成节制且规律的活 机器:“表现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animated monster)，它用‘好像害了相思病’的劲头开始去‘劳动’。”[11] 双重 作用下，自动机锻造出摇摆在动物和机器之间的工人物种和人类学形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分析了资本主义抽象掉的活劳动历史，也预告了工业生产推动下人与机器所将发生的交换与变更:机器不是简单金属或非金属材料组装的生产装置，而是如德勒兹“欲望机器”(Machines désirantes) 描述的，围绕人欲、需求和本能展开，从事对人体的组织、编码、“ 辖域化 ”(Territorialisation)和“ 解域化 ”(Détterritorialisation)的工作;身体则因机器的参与，跃出自然决定论和生物还原论的古典框架，成为去自然、去先验和可再生的身体，并培育出人机杂交的赛博格。奈格里代表的左翼学者正从这里出发。他们关注人肉身在活劳动中的机器化和赛博格化，将其视作当代人生存的普遍症候，结合新时期的劳动转型，拓展了生命政治时代的活劳动和赛博格内涵。

    马克思和激进左翼讨论的活劳动处在不同的历史节点。理论层面，活劳动的认识论范式经历 20 世纪整 体思潮的改写。彼时社会及社会意识浸淫于群体性的生存焦虑，“认知―文化资本主义”(Cognitive-Cultural Capitalism)成为资本主义批判的中心，越来越多学者觉察到，机器生产不只主导经济秩序，也以“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形式，通过劳动和贯穿劳动的认知、交往、教育等环节，渗透进大众的日常生活， 成为捆绑现代社会主体的内在枷锁。讨论劳动问题的重心，由“生产性劳动”(Productive Labour)转向“非生产 性劳动”(Unproductive Labour)，由生产方式、生产力的经济学范畴，转向意识形态、“生活世界”(Lebenswelt) 意味的道德文化范畴。法国结构主义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是引领思潮的主力军，以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交往行为理论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为代表，他们为活劳动预设了新的内在化框架“:哈 贝马斯对交往行为范式的转向抛弃了这些主题，马克思在灵性怪物的生命政治问题与价值论的经济学问题之间 所试图建立的理论联系随之消失了。”[12]

    对应的现实背景是后现代资本主义(Postmodern Capitalism)和生命政治时代来临，使活劳动结构发生重组。新时期资本通过引入自动化的生产模式、电算化的社会关系和消费激励手段，消灭生产、劳动、闲暇的区分，促成社会要素对资本的“实际从属”(Real Subsumption)，并凭借帝国性的流通、交换和权力治理秩序，将世界创构成绝对生产和绝对劳动的扁平空间:“劳动在所有地方成为唯一共同的实体......世界是劳动。”[13] 在这一情境下，活劳动成为人的普遍生存模式，机器对活劳动力的规范化，相应从对工厂工人的个体化规训，转 向对社会大众的总体性调节，并对劳动的协作性提出更高要求。对此，维尔诺提出需要修改活劳动的范围:“ 应该把普遍智能的维度当作活劳动的属性而存在......普遍智能首先体现着活的主体的交往、抽象思考和自我反思。”[14] 从前活劳动机器以生物器官为单位，对人施以体力或脑力劳动式的分区调用;现在机器吸纳人生存自然的全部要素，表现为对人感知、记忆、智力、交往等一切主体性功能的全面动员，汇聚成“ 情感型 ”(Affective/ Emotional)、“ 认知型 ”(Cognitive)或非物质型的转型趋势。

    左翼学者关注深入人意识内部的非物质劳动，因其是生命政治霸权的产物[15] ，呈现对人生命活动的更深层支配。“ 非物质劳动 ”的概念，源自《 资本论 》中不生产物质产品且与生产行为不可分离的“ 非生产劳动 ”， 指代艺术、教育、医疗、生活服务等领域从事的劳动。这种劳动伴随文化工业的发展，在今天越来越多被投放市场且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而后意大利左翼莫雷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正式推出该概念:其中，“ 非物质 ”是描述劳动产品的性质，劳动过程并非是非物质或脱离人肉身的，相反，它锚定于人体，除身体以 外别无他物被生产出来，因此彻底打开人身体和器官的边界，消弭活劳动与死劳动的界限，使二者发生更深层 的交换与渗透。彼时身体生产是世界生产的中心，生长在容贯的生产机器内，不仅肉身是机器性和意识形态性的，机器也因充满肉而极具潜能和变形之力:“ 意味着真正地嵌入具体之物，潜入物质......它通过语言、协作、电子、 数字网络成为社会性组织，因而极其物质，它的发生凭借诸众的联系和运动。所以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种非物 质性，它充满了肉(flesh)，变化无穷且充满弹性:它是身体的集合。”[16]

    这种劳动及人机关系的结构性转型，也是赛博格问题诞生的背景。赛博格全称“ 控制论生物体 ”(Cybernetic Organism)，原本是 1960 年美国学者曼菲德· E. 克莱恩斯(Manfred E. Clynes)、内森· S ·克莱恩(Nathan S. Kline)提出的研究计划，计划要用技术调节宇航员的身体性能，使其成为超克太空环境限制的活体机器。赛博 格是科技、经济、伦理、文学领域的热议对象，也是今天大众生活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人婴儿时期接种的 第一针疫苗，到粘附于人肉身、充当其假体和义肢的电子设备，都表明赛博格的发展，正如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赛博格宣言》(Manifesto Cyborg，1985)所言，已是当今人类命运真正的本体论“:我们的时代成 为一种神话的时代，我们都是怪物 chimera，都是理论化和编造的机器有机体的混合物。”[17] 赛博格源于人对掌 控自身的强烈渴望，旨在废除人身上存在的不可把握的自在规定，“ 将身体视作我们可以操纵的原始假肢 ”[18]， 通过拆解人与机器、身与心、物质与非物质层面的区分，使人人都变成可操纵的人造人，赛博格最终推动了整 体社会实践模式的变革。

    哈特、奈格里曾在活劳动脉络下对赛博格问题做过延伸思考，并表示赛博格实际描述了后现代社会的解域 化症候。20 世纪 70 年代奈格里推出“社会工人 ”(Social Worker)的概念，用来指代游离在工厂之外的劳动力群体， 该群体的异军突起，既反映社会经济技术的结构性转型，也反映现代工人的赛博格化:“ 这种劳动，以及社会工 人的主体就是赛博格，一个持续穿越物质和非物质之边界的机器和有机体的杂交物。”[19] 网络通信媒体高度发展， 使工人群体溢出工厂围墙，将大众生活收割为最趁手好用的劳动资源和生产工具，赛博格化实际源自自动机对人生活的深度殖民。自动机以生产势能的形式弥漫在社会各界、与人血脉相连，培育出超越人机边界的赛博格怪物状的人类新物种，新物种的诞生反映了生命政治生产对一切固定社会部门及社会关系的侵越和重构，这也是后现代社会的典型症候“: 整个社会机体由权力机器所构成，并已发展为虚拟状态。这种关系变得开放、量化、情感化......社会已完全被纳入这种权力之中......它伸展到民众的意识和肉体的最深处，同时也跨越社会关系的 全部。”[20]

    后现代情境下，赛博格不只再创人的身体及其生物机能，更关键是再创肉身裹挟的经验、情感和群体身 份认同的方式:“ 身体同时是世界全部构造的中心，也是其终点......从今以后，身体是一台机器，铭写生产也 铭写艺术 ”[21]，赛博格所谓“ 具身化 ”(Embodied)的生产工作，最终实际指向“ 离身性 ”(Disembodied)的 虚拟经验的构造、传播和个体化输入，这在今天已成为无产者群体和文学艺术创作活动的核心经验。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在《歧义:政治与哲学》(La Mésentente: Politique et Philosophie，1995)及《文学的政 治》(Politique de la littérature，2007)中说，政治今天主要从事对人感性经验的分配活动，文学作为真正的 无产者行动，旨在激活被限定的感性激情、拆解现成的分配规则。这里他尚未像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奈格里那样捕捉到，政治的感性分配已离开人直接可感的肉身⸺进入工业生产的流水线以后，工业对人的感知活动施以器官化的再创、集成和规范化，此时赛博格是围绕人感性展开的新战场，其中既有作为感性和认知技术工程的政治活动，也有文学为拆解工程、拆解人造器官而作的共产主义行动:“ 无器官的身体，无本质的人类，赛博格:这些就是当下在地平线被生产出、同时又能主动生产的主体形象，是在当下有能力建设共产主义的主体形象。”[22]

    奈格里描述的赛博格图景闪烁着革命乌托邦的耀眼光芒，似乎暗示赛博格对人生命现实的均质化生产，将导向一切异质元素无条件开展合作的共产主义未来。而这正成为越来越多学者在赛博格问题上投注的美好愿景。 我们可以辨析其中奈格里的动机:反对法兰克福学派精英派风格的审美救赎路线，他认为最具解放和革命性的政治及艺术行动，必然是最功利、最大众且最具价值增殖功能的存在，因而接纳机器、技术等一切生产要素。但这种无条件接纳，抹平了实践中的具体矛盾，何尝不是一种不作为?奈格里基于活劳动描述的赛博格革命，常常陷入自相矛盾的“ 唯意志论 ”空想，因此在探讨赛博格问题时，需要仔细甄别这些陷阱的表现方式及其理论源头。

    《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Marx Beyond Marx: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1991)中，奈格里提出，今天共 产主义的实现需要依靠资本主义的自我颠覆和活劳动的自我解放，资本主义的后现代转型和赛博格的人机联合，为解放提供了新的契机。后现代的平滑空间，意味着资本对个体施加的精确驯化，也在持续发生消解、逃逸和变形，赛博格则反映了，生产在今天越来越依赖跨界联合和人的自我驯化、自我激活。奈格里认为这让社会上 的更多声音浮出水面，并培育出更加自治、自主的劳动主体，昭示了劳动主体重新主导人机关系、重建新型价 值增殖体系的更多可能:“ 社会工人生产出了一种从资本主义发展角度所无法把握的主体性......联合的活劳动自 治地表达着自己的生产能力，自我价值增殖越来越远离管控，并直至管控方式被更新。资本主义实施管控的组织职能越来越成寄生性的东西......”[23]

    在今天公共援助机构、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运动中，奈格里和哈特找到过相应的操演范例:艾滋病运动中女性工作提供的情感援助、身体关切，艺术团体为患者的振臂高呼，以及高水准、高生产力的医疗技术， 诸多歧异要素共同构成了高度自治、跨界的活劳动网络和生命生产网络，使人看到，活劳动不只是人与冰冷机器、贪婪算法之间的交互与抗衡，也可以是技术与社区人力、社区伦理、精神关怀的具身化融合:“ 当 人们认识到劳动变成非物质的、高度科技化、情感化和协作化时......紧随劳动过程的，是对社会价值增殖 网络和另类主体性生产的具体阐释。”[24] 社会运动中的身体是为他异性和弱势者张开生成和增殖网络的集体身体，机器是充满情感流动性和情感温度的赛博格，而赛博格此时是理想的活劳动组织方式和生命政治共同体模型。

    如若审慎评判奈格里的赛博格方案，首先可以看到，奈格里对赛博格的高度期待是成问题的。同哈拉维等后人类学者一样，他将赛博格视作撕碎人类中心主义传统的伟大尝试，忽略了赛博格背后的权力侵轧。这侵轧不是发生在人与机器之间，归根结底是发生在人和人之间。因为赛博格本身是生命政治使用的权力战术， 诞生背景是美苏冷战，所谓可规避风险、强健且免疫的人造人，也是军事备战策略的一部分，铭刻着原教旨 主义、种族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声音。人造人驱使人时刻警惕敌人和内乱的发生，如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例外状态》(Stato di eccezione，2003)所说，引发的“紧急状态”(Ernstfall)可能会带来无节 制的权力暴力。

    其次是赛博格计划的空想嫌疑。一方面，奈格里浸淫已久的激进理论环境，不能供给他作出马克思那样 精细缜密的经济学诊断;另一方面，在解释作为生命政治实践的活劳动和赛博格问题时，奈格里犯了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乃至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福柯在内的实践理论家的常见错误:“会不会最终就只一直在处理无数的‘做出’(doing)然后陷入其中?”[25] 实践理论(Practice Theory)混淆主体和自我概念的区分，关注受社会机器塑造的主体实践模式，放弃对人自我的讨论，潜台词是人整个生命存在都不存在和公共秩序相分离的部分，而赛博格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实践理论的社会构想⸺与机器深度绑定的活劳动呈现为个人对整体社会规约的例行化操演，这情境下的赛博格如何能逃脱受驯化的命运，必将成为一个谜题。

    最后，生命哲学、现象学与马克思思想的理论参差，也是间接导致赛博格乌托邦化的肇因，因为奈格 里的赛博格诠释和他整个思想版图，都铭刻着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为代表的生命哲学(Philosophy of Life)以及 20 世纪现象学的深度影响。前者凭借知、情、意三要素，建构了支持整体人类生活的生命本 体论框架;后者，包括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恩斯特·云格尔(Ernst Junger)、恩佐·帕奇(Enzo Paci)在内的诸多学者，同马克思一样，警惕现代技术对人自我意识的剥削和异化，却选择和马克思截然相 反的理论道路。他们逃避对物质生产方式的深度剖析，试图返回原初意识的构成环节，探讨劳动代表的人类实践的本真形式:“ 不只是技术活动......也是对具体存在的表达，从中存在得以填满自身空间、时间，并为 自身立法。”[26] 这种劳动，毋宁说是一种先验的劳动意志和劳动意向性，也是存在生活在世的“现身情态”(Befindlichkeit)，表达人行动与世界的原初牵连。后来奈格里在定义活劳动的纯粹形式时，也显示出很强 的先验论和意志论倾向。

    奈格里将活劳动定义作重建革命主体性和集体法则的意志力:“ 法律共产主义先验图式中最有生机的力 (forza)”[27]、“ 劳动主体性力量(potenza)的抽象集合 ”[28]。所谓活劳动之力，不是经济学范畴的生产力，而是一种“潜能”(Potenza)，转引自巴鲁赫·德·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的“努力”(Conatus)学说。在斯宾诺莎的《伦理学》(Ethica Ordine Geometrico Demonstrata)中，“努力”是个体维持自身存在的自保之力和身体冲 动，个体是在对无限者的欲求和与外界环境的触发中产生冲动;“ 努力 ”非一己私欲，和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 原初努力 ”(Urstreben)表达的内涵一致，诞生之初即是对公共意向性的生产，意为受动的、为他的、 奠基于集体需求的力量、情感与决断，是整合世界序列的动力学或本体论基础。本体论的活劳动，穿越肉身与 机器、生产与非生产、物质与非物质的区分，抵达潜能与现实的边界，奈格里因此将其定义为人类创造实践和一切世界形象的终极母体(Matrix)。[29] 这种活劳动定义彻底背离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工作目标，并为赛博格的乌 托邦狂想奠定框架⸺不只是在复杂社会生产网络面前，纯粹的活劳动意志显得孱弱无力，而且意志一旦被认 定发自人的生存本能，且这种本能被当作是发起新革命的集结号时，意志论很容易沦为对自由主义国家论、生 命政治策略乃至生机论(Vitalism)的同语反复。‍

    为此奈格里更换过活劳动和意志论问题的主阵地。《艺术与诸众》中，他引用阿洛伊斯·李格尔(Alois Riegl)提出的“ 艺术意志 ”(Kunstwollen)概念表示，在当代艺术，尤其是抽象艺术作品中，存在一种要求摆脱先验自然、致力重构自然和人类图形的抽象意志和抽象力，为他试图探索的活劳动意志和活劳动之力提供了实践示范;在今天，伴随艺术更多被投入公共生产系统，这种抽象力已成为一种集体性的赛博格活动。奈格里对当代艺术所做的批评是极具启发性的。虽然我们无法确信，激进的左翼艺术革命是否可以真正引领活劳动的革命，但奈格里的解释使人看到赛博格同艺术相结合的更多可能，包括一种新的身体构造方式和新的生命叙事方式。

    奈格里关注艺术的活劳动问题，因他注意到，生命政治生产首先为艺术带来了创作组织模式的变化“: 艺术 活动总在特定的生产模式内部存在......艺术活动实际是一种劳动力。”[30] 艺术成为一种活劳动，不是说艺术回归到原始素朴的手工艺活，而是艺术整体话语实践体系的转换:生产分工机制高度成熟，使一件作品或一次展览的完成，往往借平台外包给更广泛的社会工人;外在于劳动行为的物质产品不再是艺术存在的真正依据，艺术把自己呈现为一起生命政治性质的诸众事件，旨在建构有观众和生产者在场的公共空间;此外，非物质劳动时代拟像和景观的大量繁殖，使艺术鉴赏一并坍缩进赛博格的人造环节，审美无法继续充当无意识、无利害和准自然的活动。如此，艺术的使命便由摹仿或表征现实、满足审美静观，转向更高效更公开的生产、传播，生产传播的对象包括人的观看和体验方式。

    学者鲍里斯·格罗伊斯(Boris Groys)将这发展趋势概述为“从美学到自主诗化(Autopoetics)到公共自我展 现的转变 ”[31]，奈格里则总结说，生命政治时代“ 并不允许一种与美的生产行动相分离的审美话语存活 ”[32]，并且艺术是在“人类学变革”(Anthropological Mutation)的层面上与生产、劳动发生激进的命运交换。[33] 当代艺术所做的跨界生产，不只是跨越人机的界限，还有对政治、伦理、经济、智力范畴的逾越，最早的实践范式可追溯到古希腊诗剧表演和艺术大师的“精湛才艺 ”(Virtuosity)，其中演员和大师以具身劳作，操演了何为典范的城邦政治生活:“ 每个政治行动都与精湛才艺共享以外可能性，都没有‘终端产品 ’，都需要直接的、不可或缺的他人在场......所有艺术家在本质上都是政治的。”[34] 当代学者对古希腊艺术及其行动范式的回溯，不仅源于艺术话语和艺术创作模式的转型，也昭示了代表天才和独一性意志的艺术家形象已然式微⸺今天是艺术家、团队、业余爱好者和资助人共同组建起艺术家的肉身。

图 2 阿布拉莫维奇与乌雷的行为艺术作品《 无量之物 》

( 一 )身 体

    艺术身体的属性介于作品、材料、机器、话语、规则之间，是扎根机器并在其中保持流动、沸腾的社会织 物，对技术、新媒介、社会协作、大众文化保持高度开放，被各类社会关系和集体意志渗透和再创，而唯独不可被艺术家本人占用。如格罗伊斯所述，艺术家的身体在今天必然是始终劳动的身体，因他旨在传达一种绝对的生产性、开放性和可交换性:“ 正是这种可交换性使得艺术家和观众统一起来......成为一名艺术家不再意味着成为某一独有命运的人，相反，这在其最为私密的、日常的和身体的层面上已成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之特征。”[35] 区别于古希腊悲剧演员的地方是，劳动中的艺术家不再背负剧本设定的典范角色，艺术家往往是最不艺术和最不诗意的存在，他生产是为了开发更多待生产和待阐释的空位。因此，艺术家的身体往往以福柯所谓“ 全景敞视主义 ”(Panopticism)的形式呈现，但不同的是，这次他自主接受陌生目光的占有，借此汇聚并担负更多未知 和匿名朋友的特殊命运。

    为解释这种特殊的身体表达方式，格罗伊斯曾举例乌雷(Uley，原名 Uwe Laysiepen)和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的作品。在一起名为《无量之物》(Imponderabilia，1977，图2)的行为艺术表演中，他们选用最素朴的创作材料，摄像机、狭窄过道和两具赤裸肉身⸺艺术家们赤裸着四目相对，好似创建了一个不可分离、浑然一体的封闭身体组件，与此同时，他们召唤观众不断碰撞并穿越自己整一的肉身; 穿越肉身即是为了打破和再创肉身，每一个随机出现的观众，都是他们这具肉身不可把控、不可估量的增殖细胞。

    在与之类似的系列作品中，艺术家的身体都呈现出一种特殊的赛博格:它仍然依赖机器、技术、媒介与人体的紧密协作，借此表达赛博格背后的后现代社会症候和后现代风格，即人造、破碎、拓扑且充满无意义的增殖;只不过相对常规生产活动，这里机器的功能不再受到定向分配，艺术家悬置所有对自己身体机器化或工具化力量的确定掌控，免疫、可控和可增强的身体不再作为延展身体的目标，恰恰相反，公众及其身体裹挟的不可知性、不可见性 与不稳定性，成为赛博格新的关键词。

图 3 博伊斯的行为艺术作品《 如何向一只死兔子解释绘画 》

( 二 )活劳动

    基于类似的赛博格概念和开放生产的艺术家身体，奈格里对活劳动的内涵做了新的演绎。首先，活劳动在艺术范畴的基础定义，不可避免要回归马克思对它的原初定义，即艺术活动通过自然力的对象化过程，组织材料、生产自然的同时生产自己的身体;只是当艺术活 劳动被贯注革命的寄望，受到“ 艺术意志 ”概念新的注解以后，它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回到威廉·沃林格(Wilhelm Worringer)《抽象与移情》(Abstraction and Empathy，1997)对抽象意志的定义:抽象不 是现代艺术的独特产物，而是人自古希腊就有的、为了“ 摆脱自我 ”(Selbstentaüßerung)和摆脱预设自然规则的本能冲动，对此奈格里认为，为这种抽象意志驱动的艺术活劳动，背负的使命首先是一种“ 反自然”(against nature)。[36]“反自然”是对赛博格后人类构想的改造，反对受制 于机械运动规律的原子自然，反映在艺 术范畴是从局部地破坏交换艺术市场开 始，进而逐步拆解表征为人类创造历史 和劳动历史的整体艺术自然，包括拆解 其中充当主角的工业生产装置和语言抽 象装置“: 如果艺术构成了抽象装置的一部分，那我们只能从人类活动的角度来 思考艺术......从活劳动作为改造自然和 历史现实之能力的角度来欣赏美。”[37]

    奈格里曾举例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和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的 公共艺术“: 活劳动产出的价值是一种过渡......我们会想到艺术或者革命......博伊斯和塞拉是在过渡中，对称之为诸众的独一性生产集合的两个标志性表达。”[38] 其中，博伊斯受德国学者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人智学”(Anthroposophie)理论的深刻影响，认为人身体同属最普遍的物性材料，积蓄着整个宇宙流动的能量和意志，需要通过作为社会化活动的雕塑艺术 向公众传递。在代表作《如何向一只死兔子解释绘画》(How to Explain Pictures to a Dead Hare，1965，图 3)中， 绘画属人的创作、解释、传播权利被狠狠嘲讽，死的动物尸体祭奠现代世界死的艺术直觉和生命意志，艺术家 身披蜂蜜、金粉和毛毡所组成的重生巫术则试图表达新生和变革的可能。塞拉是极简主义的领袖，在《 倾斜的弧 》(Titled Arc，1981，图 4)等作品中，他用突兀陈立于山河间、近乎纪念碑式的“锻造雕塑”(Forged Steel)，重 新操演工业材料从物理、心理层面对人生存自然所做的分割、撕裂过程，以浮夸、令人不适、充满争议的形式，让深埋在人日常和人血脉中的冷战的历史经验重新浮出水面。

图4 塞拉的锻造雕塑《倾斜的弧》

    素朴的材料组合实践，以及实践过程对工业生产和人本身角色、功能的反思，表达了奈格里在赛博格问题上投注的真正期待，包含一种去人类中心主义内涵的劳动者形象，和人赛博格肉身在社会机器面前新的生产角 色、生产潜能，即通过生产新的、变形的身体，夺回被压抑、被抽象的具体生命现实:“ 通过身体潜能的独创性从资本那夺回那些东西......这一操作是绝对生命政治的( 锚定于身体、锚定于在诸众中确立的关系 )...... 它们以假肢(prosthesis)的形式呈现自身 ”[39]，这也是绕过简单的机械复制流程，用技术生产独一生生命的过程。为此，奈格里谈及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如果我们考虑伟大的抽象画 家的经验......我们会清楚看到:我们就在这里面，面对着一台机器，它通过张力、坠落、超越( 仿佛一幅素描画可以在形而上的空间里获得身体 )，建构了一个充满力量的新世界。”[40] 在波洛克的“滴洒法”(Drip)绘画中(图 5)，线条、墨迹和笔触，连接着艺术家的肉身和他暴露的亲身创作过程， 素描中的一切材料、技术以及人的欲望、意念、势能都是外展着的。外展的生命踪迹，连通在场观众和展览空间构成了一台生机勃勃的自动机，它宣告艺术本身没有完成时;艺术是 绝对独一和绝对自我规定的，通过公共的生产和观看经验得以实现，是对游离在社会机器中的散落诸众的一次 紧急集合。

图 5 波洛克的滴洒画《1948 年第 5 号 》

( 三 )文献展

    波洛克、博伊斯、塞拉，包括乌雷等人的艺术共同表达了，当代艺术的自我指涉，已非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还原主义的前卫艺术和艺术自律观所能概括。艺术的身体或实在，与人的身体一起，遭遇被赛博格的社会化生产分离、拆解的命运，因此它唯有从自身的废墟和反题出发⸺被批评家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 Fried)视作为艺术反题的“剧场性”(theatrically)和公众性，如今是艺术通过逾越自身来重新定义 自身的真正锚点。艺术剧场性趋势下的典型症候是艺术文献展对单个艺术作品的取代。艺术文献展不是对艺术 品或艺术家历史的陈列和复现，而是对人生活形式的指涉;文献展也不只是顺应现代消费文化趋势，创建一个 供都市“闲逛者”(Flaneur)游荡的展览或生活空间⸺以2023年第三届泰国双年展“开放的世界”(The Open World)为例( 图 6)，展览选择的场地环境极具即兴性、开放性和野性的气息，甚至有意抹除神话故事与现代人生存现实的距离，旨在创造一种新的时空组织和叙事方式。

    文献展是最赛博格化的艺术生产，因其创造的多元体验模式，因其最紧密地凝聚了社会大众、机器和技术在内的集体劳作，客观呈现了资金、市场、权力环境在艺术展览和艺术生产中的角色、功能及其有限性。某种程度上，文献展的联合、组织模式传达了奈格里对美学范畴的赛博格未来的终极想象，那是基于活劳动所建构的大同世界，实践范式可追溯到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anuscript of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in 1844):“马克思写下了最诗意的 片段......当劳动从私有财产中解放，就可以发展我们所有的感官和行动......看、听、闻、尝、感觉、思考、沉思、感受、需求、行动、代表的当代左翼学者归根结底是要讨论人的全面发展和全面解放问题。

结论

    活劳动问题属于生命政治时代集体决断和集体劳动的产物，并能反映这个时代和左翼这个集群在思考社会 时的共同特征。激进左翼对活劳动的关注，一方面源于批判理论的整体叙事转向，即从对宏观社会结构的实证性分析转向对人生活形式的微观描述，另一方面出自左翼对自身理论工作的反思。奈格里表示，太多类似“ 赤裸生命”(homo sacer)的理论模型，将现代社会的权力实践描摹的过于神秘恐怖，妨碍了革命行动的落实和推进。只有权力批判而缺乏权力生产，该症候在法兰克福学派和生命政治理论大热以后愈演愈烈。这情境下， 学者渴望一种素朴且有实操性的理论经验的回归，他们希望与政治、权力、技术正面应战，并有机会与之达成协商、合作，因此瞄准了马克思的活劳动。马克思的活劳动聚焦人亲身的生存经验，其概念本身也是对生产、 实践、思辨三种人类活动的集合，不仅调和了政治经济学与审美艺术问题之间的鸿沟，在今天非物质劳动转 型的推动下，也显示出更多跨界开展革命行动的可能性。透过活劳动重新审视今天的艺术工作的属性、功能，可以帮助我们突破审美虚无主义的迷障和传统审美救赎道路的局限，推动人与非人、艺术与技术之间更多形式的积极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