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读
导言（节选）
印度西北部，某天深夜，一名新闻记者正要结束当天的工作，突然有两个男人来到他的办公室，询问他是否可以简短地交谈一会儿。那个高个子、红头发的男人介绍说自己名叫丹尼尔·德拉沃特（Daniel Dravot），另一位是皮奇·卡纳汉（Peachy Carnahan）。在解释他们深夜拜访的原因时，他们说自己已经厌倦了印度的统治阶层，决定前往卡菲里斯坦（Kafiristan）地区担任国王，但是他们对卡菲里斯坦完全缺乏了解，只知道那里有“二三十尊神像”。他们既不知晓那里的具体方位，也不知道如何抵达那里。因此他们才满怀希望地找到了报社，希望获得该地方的自然信息和地理位置。于是，这名新闻记者“从盒子里拿出了一份图上距离1英寸表示实际距离32英里的地图，还有两幅较小的边境地图，并找出了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卡菲里斯坦卷”。同时，该记者还拿出一份文件，包括了亨利·W.贝柳（Henry W.Bellew）关于卡菲里斯坦的演讲，而且给他们展示了伍德（Wood）所著的《奥克苏斯河的源头》。德拉沃特和卡纳汉开始研究这些材料，他们很快发现，自己对于前往卡菲里斯坦的部分路线非常熟悉——他们曾经与“罗伯茨的军队”一起参加过该地区的活动。
这是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的作品《要做国王的人》开头的关键一幕，暗示出帝国主义和某些知识之间的紧密关系。在这个案例中，所讨论的知识可以从精确的地图（比如印度三角测量局制作的地图）、军事侦察，以及《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等著作中的权威知识摘要（这类著作中的各个国家条目是通过19世纪全欧洲范围内的国家统计分类来组织的）中获得。此外，新闻记者认为这两位冒险家所必需的技术资料，正是在19世纪80年代这个故事创作出来时，对于计划在像卡菲里斯坦这样鲜为人知的地方进行军事行动至关重要的资料。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或类似信息可以在位于西姆拉的情报部门的秘密档案中找到，该部门负责提供印度陆军军事行动计划所需的信息。
印度陆军情报部门及其提供的信息的形式，是本书研究的重点。该部门的记录，它的图书馆、档案和信件，相当清楚地表明了英帝国主义核心认知项目的范围和深度。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n，1996)和克里斯托弗·贝利(Christopher Bayly，1996)等研究英国在南亚殖民主义的学者指出，在大英帝国中，关于人类和自然资源知识的产生与维持帝国的控制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与此同时，科恩和贝利的作品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殖民地行政官员的政治报告上，陆军情报很少成为殖民地研究的调查对象。结果是，关于军事知识呈现形式的批判性研究很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因为英国情报部门提供的印度资料分散在印度事务部和陆军部的档案库中。但是，印度陆军的记录并不集中在英国，这并不能完全解释军事知识实践研究的缺乏。相反，像科恩和贝利这样关注帝国认识论问题的学者，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于英国殖民主义的行政管理，或者如吉卜林的作品之类的富有想象力的文学创作上。
但或许更有趣的是，即便是军事史学家也很少提及情报（intelligence），更不必说情报的形式。正如克里斯托弗·安德鲁(Christopher Andrew)所观察到的，军事情报作为一个正当的历史研究主题即使没有被完全忽视，也被降级为脚注形式(1992:1)。安德鲁对此提出了很多解释。首先，他指出，即使情报被认为是现代国家外交、军事和制度中“缺失的维度”，要想获取情报记录也并不容易，部分原因在于信息解密仍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前帝国的官员们不愿意放弃秘密。其次，困难在于情报工作不可逆转地与那些广为流传的、耸人听闻的秘密特工、间谍技巧、间谍活动和反间谍活动，当然还有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的形象联系在一起。正如安德鲁与戴维·迪尔克斯（David Dilks）在另一个场合所指出的那样，“大众媒体和出版商对情报的处理似乎经过了精心设计，以说服学术界，它不应该是学者关注的主题”（1984:3）。
然而，的确有一些学者在从事情报研究。大量的注意力集中在破译密码、拦截信号以及这两项对战争的影响之上。研究成果的大部分也集中于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和冷战领域。然而，这样的情报研究是在狭义的情报概念界定之下展开的。例如，安德鲁和迪尔克斯对于情报的定义就是：通过秘密手段获得的信息。如果是这样，19世纪后期英国和欧洲大陆军队搜集的大量材料就不能称为情报，因为其中大部分都是从已出版的资料中搜集并整理成情报类型的，其中一些已经公开作为官方出版物出版。
此外，在这些研究中，人们往往很少注意到军事情报单位作为军队的独立组成部分得以建立是多新颖的事情。大部分这样的单位是军事改革和军事重组的结果，受到了技术变革以及科学思想合理化的影响。就大不列颠而言，英国和印度军队的情报部门是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之后创建的，是科里根（Corrigan）和塞耶斯（Sayers）所说的英国“文化革新”（1985）的结果，即通过统计数据的搜集以及议会创建的新机构，从根本上改变了19世纪下半叶英国的国家结构。
对于随后被称为情报的材料，两个发展显得至关重要。其一，建立起以优绩为导向的公务员系统，结果导致19世纪末英国陆军出现了一批职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军官。这些“新人”缔造了英国的情报系统。其二，与经验主义和自然科学对英国治理模式的影响有关。19世纪应用科学的发展对军事情报的直接影响，是将其发展成一门被认为受理性原则支配的学科。情报成了对军事统计数据进行获取、分类、管理、归档、存储和恢复的一套有序实践。虽然情报搜集的一些材料是通过军事侦察获得，但大量的异地材料是“清晰可辨的”。也就是说，情报官员可以利用正在经历文化革新的欧洲国家定期发布的大量统计信息。
军事统计是整个欧洲大陆军队共有的一个类别，使情报官员能够汇编（使用他们的术语）和比较外国军队的情报，衡量军队之间的力量关系。在英国和印度军队，军事统计数据被“打包”成标准化的形式，具体包括路线书、精确地图、手册和军事报告，一直到20世纪，这些都是情报的核心形式。它们构成了可更新的、极为权威的档案，用来训练情报人员，向文职决策者提供军事信息，并在指挥官接近战场时向他们提供重要信息。战斗结束后，由情报官员，即军事信息的指挥官和控制者书写战争的官方历史。
军事情报也涉及更多方面。情报档案中积累的信息被用来评估竞争对手的能力，并且设想战斗发生后会出现的形势。情报部门成了制订未来战争计划的基地，军官们可以在那里练习作战并获得必要的作战技能。在英国，同时也在欧洲大陆军队中——至少从1871年开始——出现了永久性的战争计划和训练制度。情报为这些活动提供了基本信息和原始数据材料。
因此，在密码破译、间谍活动和电子监视开始主导所谓的军事情报之前，其他形式的军事知识已经为帝国的运作提供了信息。这项研究的中心论点在于：军事情报是近代国家形成过程新机制的产物，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来说，是规训和监管制度令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国家政治军事化。我认为，将情报、欧洲军队及军事化从这些进程中分离出来毫无意义。我们会记得，福柯在18世纪的军队实践中，发现的不仅仅是一个隐喻。军队纪律，尤其是那些涉及士兵的方面，是一个重新塑造“温顺”身体的规训体制出现的场所，无论是在学校、监狱还是在阅兵场上，都是如此（1979:13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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