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全波 | 中国古代西北边疆治理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

刘全波

中国具有几千年的治边实践， 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 成败并存， 既存在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地域差异， 也有长期遵循的共性特征， 更是一个不断继承、 创新的历史过程。同时， 中国边疆又是中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 中国古代边疆与中华民族、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更与古代不同时期国家的兴衰直接相关。深入发掘中国古代治边实践的经验教训， 弄清楚中国历史上边疆因何而稳固， 因何而动荡， 评价其成败得失， 总结其经验教训， 可以为现代中国边疆治理提供历史借鉴。

移民与边疆地区的经营和开发是分不开的， 古代是如此， 近现代也不例外。每一次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 总是或多或少要涉及一些移民的问题。关于西北边疆早期移民的来源， 史书中有清楚的记载。如 《汉书·地理志》 载：“自武威以西， 本匈奴昆邪王、 休屠王地， 武帝时攘之， 初置四郡， 以通西域， 鬲绝南羌、 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 或以报怨过当， 或以悖逆亡道， 家属徙焉。习俗颇殊， 地广民稀， 水草宜畜牧， 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保边塞， 二千石治之， 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 上下通焉， 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 谷籴常贱， 少盗贼， 有和气之应， 贤于内郡。此政宽厚， 吏不苛刻之所致也。” 被迫来到边地的人们内心深处是充满着悲怆之情的， 安土重迁是农耕民族的底色， 但是来到边地的人们从来没有自暴自弃， 他们因地制宜的开始新的生活， 保边塞的同时逐渐把边地变成世外桃园。东汉时政府屡次下令， 赦免罪犯， 使其携带父母妻子， 到边郡安家立业。东汉光武帝刘秀在诏书也曾称誉河西说：“五郡， 兵马精强， 仓库有蓄， 民庶殷富。”

其实， 早在战国时代， 秦就不断往边地迁徙人口。为了把更多的人口迁往边地， 秦还特别制定了迁刑， 迁民包括随迁妻子， 往往还株连比邻， 迁民构成了秦时开发边地的主力。汉承秦制， 汉文帝时， 晁错首先提出守边备塞、 移民实边的建议， 得到了朝廷的釆纳。从汉武帝占领河西起， 一直到东汉末年， 往西北的移民迄未间断。《史记·大宛列传》 载：“益发戍甲卒十八万， 酒泉、 张掖北， 置居延、 休屠以卫酒泉， 而发天下七科適， 及载备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 这时期的移民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大规模地、 集团式迁移， 另一种是零星地、 分散地迁移。东汉末年， 战争迭起， 西北未能幸免， 羌胡人民不堪压迫揭竿而起， 地方军阀更相攻略， 社会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西北地区的发展进入了低谷， 这时期的移民多集中在北方和黄河流域各族人民的大量南迁上， 而西北地区的移民多反映在诸少数民族的不断内徙中。

隋唐时期北有东、 西突厥， 西有吐谷浑及吐蕃的强大威胁， 因此防止边患是隋唐两朝关中政权最为重视的课题， 为拓境驻军， 不断移民实边。大业五年（609）， 隋炀帝大败吐谷浑， 谪天下罪人， 配为戌卒， 在今青海及新疆一带大开屯田。唐代的移民屯田主要集中在西域、 河西、 河湟以及丰、 胜、 灵、 盐、 泾、 原等几个地区。《旧唐书·太宗本纪》 载：“十六年春正月辛未， 诏在京及诸州死罪囚徒， 配西州为户；流人未达前所者， 徙防西州。”

直至民国时期， 仍然有西北移民殖边的浪潮。当时的国民政府及科考人员、 有识之士主要从巩固西北国防、 发展西北经济、 解决内地人口问题的考虑出发， 呼吁向西北移民， 垦荒殖边， 他们跋山涉水， 科学探讨， 考察西北的实地情况， 为开发西北、 建设西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 1925 年， 陈万里随美国哈佛大学华尔纳等赴敦煌考察， 历时五个半月， 《西行日记》 是其纪行之作。1932 年， 林鹏侠对陕、 甘、 青、 宁各省进行了考察， 《西北行》 是其纪行之作。1942 年， 李烛尘率西北实业考察团赴西北考察， 行程 2 万里， 历时 180 天， 考察归来后， 其将沿途所见、 所闻、 所感整理为 《西北历程》。他们的纪行文字多是用新的态度、 新的视角、 新的思路来面对西北、 观察西北， 西北的新面貌也被他们再次发现并传播开来， 他们更关注西北的基层民众、 生产生活、 风俗信仰等。更多的人通过他们的文字认识到西北边疆地区的发展潜力， 对西北产生兴趣、 移民西北。当然， 他们也看到了西北的边远闭塞、 贫穷落后、 顽固保守等， 而建设新西北、 开发新西北， 就是他们提出的口号， 这也唤起了社会各界更多人对西北边疆地区开发建设的关注， 促使更多的人来到西北。

自从河西归入西汉的版图， 汉帝国为保证河西地区的安全， 和通往西域交通路线的畅通， 在移民实边的同时， 在河西、 西域等地区屯田， 使得边郡粮库充足、 家给民足， 大大减轻了国家由内地向边塞运粮的负担， 同时增强了边塞的力量。《史记·大宛列传》 载：“西至盐水， 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 因置使者护田积粟， 以给使外国者。” 《汉书·西域传》 载：“于是徙屯田， 田于北胥鞬， 披莎车之地， 屯田校尉始属都护。” “至元帝时， 复置戊己校尉， 屯田车师前王庭。” “国中有伊循城， 其地肥美， 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 到西汉末年， 河西、 西域已经人口大增， 十分繁荣。

东汉末年， 中原地区处于战乱之中， 西北边疆也随之出现了经济凋敝、 人口锐减的情况。曹魏政权为维护西北边疆的稳定， 尽快恢复河西地区的经济， 形成了以发展民屯为核心的一系列措施。而这一系列措施， 又主要是通过派驻于西北的地方官吏来实施， 徐邈、 毌丘兴等循吏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魏明帝初年， 徐邈出任凉州刺史， 使持节领护羌校尉。时值 “河右少雨， 常苦乏谷”， 于是， “邈上修武威、 酒泉盐池以收虏谷， 又广开水田， 募贫民佃之， 家家丰足， 仓库盈溢。乃支度州界军用之余， 以市金帛犬马， 通供中国之费。以渐收敛民间私仗， 藏之府库。然后率以仁义， 立学明训， 禁厚葬， 断淫祀， 进善黜恶， 风化大行， 百姓归心焉。西域流通， 荒戎入贡， 皆邈勋也。讨叛羌柯吾有功， 封都亭侯， 邑三百户， 加建威将车。邈与羌、 胡从事， 不问小过；若犯大罪， 先告部帅， 使知， 应死者乃斩以徇， 是以信服畏威。赏赐皆散与将士， 无入家者， 妻子衣食不充；天子闻而嘉之， 随时供给其家。弹邪绳枉， 州界肃清”。《晋书·食货志》 亦载：“魏明帝世徐邈为凉州， 土地少雨， 常苦乏谷。邈上修武威、 酒泉盐池， 以收虏谷。又广开水田， 募贫民佃之， 家家丰足， 仓库盈溢。及度支州界军用之余， 以市金锦犬马， 通供中国之费， 西域人入贡， 财货流通， 皆邈之功也。” 屯田积谷首先维持了边郡的安定， 改善了百姓的生活， 再加之贸易流通， 使边地出现了繁荣丰足的好局面。

《三国志·魏书·毌丘俭传》 引 “魏名臣奏载雍州刺史张既表” 载：“领太守毌丘兴到官， 内抚吏民， 外怀羌、 胡， 卒使柔附， 为官效用。黄华、 张进初图逆乱， 扇动左右， 兴志气忠烈， 临难不顾， 为将校民夷陈说祸福， 言则涕泣。于时男女万口， 咸怀感激， 形毁发乱， 誓心致命。寻率精兵踧胁张掖， 济拔领太守杜通、 西海太守张睦。张掖番和、 骊靬二县吏民及郡杂胡弃恶诣兴， 兴皆安恤， 使尽力田。兴每所历， 尽竭心力， 诚国之良吏。”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 西北一带虽然时常受到与羌人战争的影响， 但河西地区还是比较殷富和安定的， 到了西晋末年， 中原动乱， 河西更成为中原人民避难和文化保存的重要地区。

此外， 随着屯田在西北地区的开展， 内地铁锄、 铁锹等农用工具， 中耕除草、 代田法、 耦耕等耕作技术都随之传入。《三国志·魏书·仓慈传》 引 《魏略》 载：“至嘉平中， 安定皇甫隆代基为太守。初， 敦煌不甚晓田， 常灌溉滀水， 使极濡洽， 然后乃耕。 又不晓作耧犁， 用水， 及种， 人牛功力既费， 而收谷更少。隆到， 教作耧犁， 又教衍溉， 岁终率计， 其所省庸力过半， 得谷加五。” 《晋书·食货志》 载：“其后皇甫隆为敦煌太守， 敦煌俗不作耧犁， 及不知用水， 人牛功力既费， 而收谷更少。隆到， 乃教作耧犁， 又教使灌溉。岁终率计， 所省庸力过半， 得谷加五， 西方以丰。”

总之， 屯田是历代王朝治理西北边疆的重要国策。从先秦至明清， 历朝历代皆曾在西北屯田， 延续时间长， 涉及范围广，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促进了西北边疆的稳固， 保卫了西北地区的安全， 巩固了祖国统一。历代西北屯田， 不仅保障了西北粮食供应的稳定， 而且减少了军费支出， 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为帝国的大一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屯田活动的开展， 大量的中原居民迁入西北， 与当地的居民相融合， 各民族在交往的过程中， 也相互吸收彼此的文化， 使之成为本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 相互发展， 大大增进了西北地区文化与内地文化彼此之间的认同， 促使西北地区出现了一个统一、 安定的局面。民族间的融合， 既有利于各民族自身的发展， 也有助于各民族之间的紧密联系， 强化彼此的认同和依存关系， 缩小彼此之间的差异， 从而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贸易的本质是交换， 交换衍生出来的还是交往、 交流。随着移民、 屯田的深入， 贸易交换必然成为常态， 无论是朝贡贸易， 还是民间交易， 都展现了西北地区诸民族与中原的互动， 而互动的结果是交融。据 《史记·货殖列传》 记载：“汉兴， 海内为一， 开关梁， 弛山泽禁， 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 交易之物莫不通， 得其所欲。” 汉代的统一促进了全国贸易的发展， 张骞通西域后， 中西交通畅通， 西域各国的使者络绎不绝， 西域与中原之间丰富的物产经河西走廊走向国际性市场， 经西北地区的贸易促进了中原地区经济的繁荣， 密切了中原与边疆地区的关系。

《洛阳伽蓝记》 记载了洛阳胡商的盛况：“自葱岭以西， 至于大秦， 百国千城， 莫不欢附。商胡贩客， 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 不可胜数。 是以附化之民， 万有余家。” 唐代丝路畅通无阻， 敦煌地区的商业贸易活动更加活跃。莫高窟北区 B86 窟出土初唐木雕彩绘男胡人俑， 高鼻深目、 头戴尖帽。此外， 敦煌佛爷庙唐墓出土胡人牵驼模制花砖， 现收藏于敦煌研究院。砖为灰陶质地， 砖面上浮雕的胡人形象与 B86 窟出土的胡人形象非常相似， 也是高鼻深目， 头戴尖帽， 身着窄袖圆领束腰长袍， 右手执缰绳行于前。身后的双峰骆驼背托货物， 昂首向前。总之， 这些出土文物再现了敦煌胡商往来交易的繁华景象。

《宋史·太祖纪二》 载：“戊午， 甘州回鹘可汗、 于阗国王等遣使来朝， 进马千匹、橐驼五百头、 玉五百团、 琥珀五百斤。” 《宋会要》 也有类似的记载：“十二月， 甘州回鹘可汗遣使孙夜落与沙州、 瓜州同入贡马千匹、 驼五百、 玉五百余团、 琥珀五百斤、 碙砂四十斤、 珊瑚八枝、 毛褐千匹、 玉带、 玉鞍等。” 值得注意的是， 所谓的 “贡马千匹” 和 “玉五百余团” 并不是甘州回鹘一家的贡品， 至少有甘州回鹘、 于阗国、 敦煌归义军三家参与其中， 而贸易的背后是民族交流、 交往。从唐末到宋初， 甘州回鹘的朝贡活动屡见于史册， 不论中原王朝如何更替， 甘州回鹘始终保持着与中原的朝贡关系， 具体情况如下：唐代 5 次， 后梁 3 次， 后唐 14 次， 后晋 7 次， 后汉 2 次， 后周 8 次， 北宋 40 次。关于入贡次数， 陆庆夫、 杨富学等先生也做出过统计， 与笔者统计的数据有些出入， 但大体不差。关于甘州回鹘入贡物品， 按其种类可分为如下几类：牲畜类：马、 骆驼等；珍禽类：白貂、 白鹘、 大雕等；毛皮类：白氎， 白貂鼠皮， 斜褐， 牦牛尾， 绿野马皮， 野驼峰等；丝织类：安西丝、 黄胡绢等；珠宝类：白玉、 波斯宝碟、 玉带、 玉狻猊、 玉鞍、 琥珀、 珊瑚、 琉璃器等；药物类：乳香、 羚羊角、 腽肭脐、 丹盐、 胡桐泪、 野驼峰、 大鹏砂、 硇砂等；其他器物：镂剑、 绞具、 镔铁剑甲、 岑皮靴、 鞍马器械等。按其产地可分为当地物品和西域物品两大类：当地物品有马、 骆驼等牲畜， 白貂等珍禽， 以及各类毛皮制品。西域物品有各类丝织品和珠玉石， 以及各种香料药物。史载于阗国 “地产乳香” “每岁秋， 国人取玉于河， 谓之捞玉”， 又有高昌国 “北廷北山中出硇砂” 的记载， 因而推测乳香与玉应该来自于阗国， 硇砂等药材可能来自高昌国， 而琥珀可能来自北欧， 珊瑚可能来自南亚。可见， 这些商品大多是通过中转贸易进入甘州的。由此， 亦可知所谓的甘州回鹘朝贡贸易， 其实绝不仅仅是甘州回鹘的事情， 而是牵涉到整个丝绸之路的大贸易网络。

为保证中原与边疆贸易的互通有无， 中原政府往往会采取有效措施对非法贸易行为给予打击， 以保护丝绸之路贸易的畅通。据 《三国志·魏书·仓慈传》 载：“仓慈字孝仁， 淮南人也……太和中， 迁敦煌太守……又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 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 欺诈侮易， 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 慈皆劳之。欲诣洛者， 为封过所， 欲从郡还者， 官为平取， 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 使吏民护送道路， 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惠。数年卒官， 吏民悲感如丧亲戚， 图画其形， 思其遗像。及西域诸胡闻慈死， 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吏治下发哀， 或有以刀画面， 以明血诚， 又为立祠， 遥共祠之。” 互惠互利是丝绸之路上的黄金法则， 共生共赢才可以维持丝绸之路的长久通达， 任何人对贸易的垄断， 对他人利益的损害， 都无法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从古到今， 只有互惠互利、 共生共赢， 才能促使东西方的人们甘愿冒大漠高山之险往来贸易。

总之， 随着各类人员逐渐来到西北， 在村庄聚集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一批城镇， 城镇的出现促进了贸易的展开， 无论是官方主导的贸易， 还是民间自发的贸易。此外， 西北地区民族间贸易亦构成了丝路贸易的重要一环， 西北边疆地区贸易的顺利展开， 保障了丝路贸易的顺利开展， 促进了中原与西北边疆的贸易交流， 如中原从西北边疆引进了牲畜、 畜产品、 药材、 香料、 玉石制品等， 西北也从中原引进了丝织品、 茶叶、 瓷器等， 这些贸易交流一方面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另一方面也丰富了西北边疆与中原地区人民的生活， 提高了生活质量。

佛教传入中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进入中原之前， 佛教已经在中亚、 西域地区流行开来。而自汉武帝击破匈奴经营西域以来， 西域诸国与中原、 内地之间的政治、 文化、 经济往来就变得更加密切频繁， 这为佛教的东来奠定了基础。殆至魏晋尤其是南北朝时期， 佛教取得了迅猛的发展， 此时期可以称之为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黄金时代， 更是佛教 “中国化” 的重要阶段。该时期政治上失去了儒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力控制， 思想上相对自由和活跃， 这就使得佛教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多方位的传播与发展， 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交流、 激荡、 融合。从前秦开始， 释道安等人就在不断地尝试将佛教向着适应中国本土发展的方向改进， 开启了佛教 “中国化” 的进程。而到了南北朝时期， 诸多佛教思想与印度佛教思想已经有了云泥之别。可以说， 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 一定程度上就是佛教 “中国化” 的历史。

晚唐五代至宋初， 敦煌地区曾流行过东岳泰山信仰。敦煌写本 《发病书》 中即有泰山信仰， 揭示了普通民众层面的泰山信仰。佛教发愿文、 写经题记中， 亦有泰山府君信仰， 这反映了广大佛教信仰者层面的泰山信仰。中土根深蒂固的泰山信仰是佛教在中土传播中， 必须面对和接受的重要内容， 也是接引佛教地狱信仰， 并在融合中促进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东岳泰山信仰在敦煌地区的扎根和传衍， 对于维系边疆地区汉民族对中原王朝的文化向心力， 并以宗教文化特有的渗透力， 促进民族融合和外来文化的中国化， 都具有重要意义。此外， 敦煌道教度亡愿文中， 有三份涉及佛道关系的愿文， 揭示了在实际宗教活动中， 佛教和道教交叉交融、 和平共处的实际状况。可见， 敦煌区域道教反映了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佛教与道教相融合的具体情状， 并揭示了不同层面的佛、 道融合所具有的不同特点， 是佛教中国化在西北边疆地区的具体表现。

西北地区是历史时期诸宗教交流与融合的重要场所， 佛教、 道教、 祆教、 景教、 摩尼教等， 都曾在这里流行。敦煌藏经洞中保存有汉文景教文书 《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景教志安乐经》， 还保存有汉字摩尼教经典 《下部赞》《摩尼光佛法仪略》《摩尼教残经》。敦煌文献记载了外来的景教徒， 如 S.1366 《归义军史衙内麦油破用历》 载 “甘州来波斯僧月面七斗， 油一升” “廿六日， 支纳药波斯僧面壹斗”， 这个波斯僧就是景教僧。此外， 在莫高窟北区还出土了景教十字架一枚， 或许这就是在敦煌歇脚的景教徒所遗留之物。在一座佛教建筑与佛经为主的藏经洞中， 也保存有景教、 摩尼教等经典， 这反映的正是宗教的包容性、 开放性， 更展现了敦煌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兼容并蓄。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特殊文化现象， 但是， 宗教从来不是呆板的、 守旧的、 顽固不化的， 宗教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开放的、 包容的， 不同时期的宗教需要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 社会生活、 文化风俗、 伦理观念等相适应。回首佛教的中国化， 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个过程也不是一帆顺风， 平平稳稳， “三武一宗” 灭佛之外， 历代帝王对佛教的管制、 规范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斗争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研究宗教的中国化问题， 要直面问题， 不能避重就轻， 拖泥带水。进入新时代， 任何宗教当然也包括伊斯兰教， 都需要根据新时代的社会发展做出相应的调适， 移风易俗， 与时俱进。

西北的重要性是无可比拟的， 汉唐时代， 帝国间的交流主要在西北方向， 汉唐王朝也用了极大的力量开发经营西北， 所以在西北留下了许多边疆治理的经验与教训， 直至今天仍然能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边疆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系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发展进步。边疆治理不仅是国家制定政策由边疆地区具体实施， 更应将其置于全国层面进行审视。一方面是边疆视野， 即在自上而下的国家治边实践中边疆的反映， 边疆的民众和社会是被动接受、 奋起反抗还是互动调和， 这体现出国家治边过程中边疆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是内地视野， 即边疆治乱对内地的影响、 国家统筹下的内地在边疆治理中的价值和作用。因此， 研究中国古代边疆治理， 除了关注国家治边思想和治边制度之外， 治边过程中边疆的反映、 国家统筹下内地对边疆的支援与帮助， 既是研究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重要内容， 也是研究边疆治理的重要视角。对于历代西北移民、 屯田的考察， 旨在展现历代王朝经营西北的伟大实践， 这是历代先民在西北地区的开发史、 奋斗史、 交融史， 历史经验的意义更多一些， 放在今天， 不一定可以完全适用， 削足适履， 邯郸学步， 是不能成为历史经验的， 但是历朝历代都曾使用过的方法， 绝对具有启迪智慧的价值。当然， 西北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也是需要关注的， 移民与屯田的大量增加， 必然会破坏水资源的平衡， 历史上西北边疆地区不时出现的环境恶化、 城镇消亡， 也是史不绝书的， 深刻而残酷的教训也需要后人时时铭记。贸易的本质是交换， 交换的结果是交往交流交融， 需求是相互的， 绝不是单向的、 双向的， 而应该是多向的， 中原需要边地的异物珍奇， 边地也需要中原的丝绸瓷器， 当然， 交换的背后是相互依赖， 更是从物质到精神的相互吸引、 相互补充， 其中的核心还是交往交流交融。还有一个问题， 是移民、 屯田、 贸易的意外之果， 婚姻， 不同人群的通婚， 这绝对是各种交往交流交融的高级形态， 是自然而然的存在， 更是加深彼此关系的良药， 无论是和亲， 还是普通百姓间的婚媾。宗教的中国化问题， 其实是宗教的现代化问题， 更是宗教的发展观问题， 顽固不化、 因循守旧， 是万万做不到的， 所以宗教的中国化从来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 而是一个从未中止的、 正在进行的、 自我提升与改造的过程， 任何宗教都在不断的向前发展， 因为人在不断的发展变化， 而适应时代， 是所有宗教的题中之义， 任何人都阻挡不了历史前进的滚滚车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