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版序
岩波新书《律令国家与隋唐文明》（2020）得以翻译为汉语，在中国出版，对于笔者而言是非常荣幸之事。
笔者一直以日本古代史，特别是律令制即日本古代国家的法制、古代天皇制作为研究中心。正如本书后记所述，自1999年在中国宁波发现北宋天圣令写本以来，日唐律令制的比较研究步入了新的阶段。日本学界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古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等机构的天圣令研究者间加强了交流。由东方学会组织的国际东方学者会议曾数次举办以律令制比较研究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在这一背景下，旨在探讨日本古代律令国家的形成，以及对于中国文明吸收的本书能获得中国友人的阅读，实属望外之喜。
随着隋唐帝国的成立，东亚国际形势剧变。7世纪中叶以降，倭国在与唐、新罗的对抗中，加速建设中央集权国家。由于倭国是通过吸收律令整备自身的国制，因此被称作律令国家。本书主要基于与中国的比较，分析8世纪日本编纂的大宝、养老律令，并阐明其特色。尽管相关律令源于隋唐的国制，但同时又与隋唐制度存在较大差异。随着研究的深入，日本的特色愈发显现。其中可见7世纪以前日本自身的特征。通过编纂律令而形成的第一阶段的律令制并未建成如隋唐那样的国家制度。基于律令所确立的制度化的天皇依然保存着其固有形态。并且，制度化天皇的成立可追溯至相较律令制更早的7世纪初。“スメラミコト”（译者：即指天皇）是独特的日语君主号，日本创造了与之对应的具有宗教、神话内涵的天皇号。
进入8世纪，倭国将国号改为“日本”，并顺利派遣遣唐使。其中包含着大宝遣唐使粟田真人付出的努力。在此背景下，从8世纪中叶至9世纪，日本开始吸收作为中国社会规范的“礼”，愈发效仿隋唐的国制。尽管此时日本并未编纂律令，但笔者认为律令制依然获得发展，是日本律令制的第二阶段。上述认识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吉备真备曾从唐朝带回以“礼”为中心的儒家典籍。由此为开端，在佛教方面日本邀请鉴真赴日，藤原仲麻吕进而开始推行唐风化政策。与此相应，随着对“礼”的吸收，天皇的相关制度也随之发生转变。这一阶段，日本整备了有关天皇的衣服、礼拜方式等方面的礼仪，甚至在整备工作尚未完成之际还尝试祭祀昊天上帝。通过诸如此类的事例，本书论述了日本国制的唐风化过程。
在唐代法律中，作为刑法的唐律以《唐律疏议》的形式得到基本完整的保存。而与此相对，作为行政法的唐令已经散佚，未能流传。日本方面，仁井田陞、池田温等学者推动了唐令条文的复原研究（《唐令拾遗》《唐令拾遗补》）。由于天圣令的发现，相关研究取得长足进展。在此过程中，中国学界重新高度评价了日本的唐令复原研究。唐令的复原研究，不仅需要利用《令义解》《令集解》等基本史料，对于日本古代律令制的理解同样不可或缺。不过，中国学界尚难以做到这一点。本书如能有助于日本古代律令国家形态的研究，促进隋唐史研究者进一步认识唐朝的律令法，推动日中历史学界间的学术交流，笔者将不胜荣幸。
本书的译者刘可维（南京师范大学）留学于九州大学，并取得学位，曾在《史学杂志》上发表过有关唐狱官令的日语论文，是一位四十余岁的优秀研究者。在翻译本书之际，刘氏认真地检查了原文，指出多处笔误。对于这样优秀的译者，笔者欣喜之余深表感谢。本书在日本出版恰逢新冠疫情暴发前的2020年2月。虽然目前疫情尚未完全结束，但已基本得到控制。
本书在此时翻译出版，笔者深怀感慨！
大津透2024年1月
内容简介
大津透，生于1960年，现任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专攻日本古代史，是日本律令制研究的代表性学者，著有《律令国家支配構造の研究》（岩波书店1993年版）、《古代の天皇制》（岩波书店1999年版）、《道長と宮廷社会》（讲谈社2001年版）、《日唐律令制の財政構造》（岩波书店2006年版）、《日本古代史を学ぶ》（岩波书店2009年版）等。
刘可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获学士、硕士学位。后赴日本九州大学人文科学府留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主要从事汉唐间历史学与考古学、中日交流史等方向的研究。目前已发表中、日、英语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丝路的最东端——从倭国到日本国》（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译著川本芳昭著《中国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李凭著《北魏平城時代》（汉译日，与小尾孝夫、小野响合译，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21年版）等。
汉译版序1
译者序1
前言 在鬼之城1
第一章 遣隋使与天皇号
中国的统一与朝鲜、倭3
“未开化”的使者5
冠位十二阶与宪法十七条7
失载于《日本书纪》的“日出处天子”8
彻底放弃对等外交11
天皇号的成立13
“须明乐美御德”与“天皇”17
第二章 东亚紧张局势中的权力集中
律令国家建设的起点23
太宗与倭国——拒绝唐的朝命25
权力的集中28
大化改新30
在外交方针方面的摸索32
百济的灭亡36
白村江战败与国土防御39
日趋紧张的局势——遣唐使中断41
何为近江令？44
第三章 律令制的形成与“日本”
罗唐战争——对立的十年51
对立的影响53
律令的编纂56
净御原令的意义58
“日本”的出现61
大宝遣唐使——致力于缓解紧张的国际关系64
祢军墓志中的“日本”68
第四章 作为固有法的律令法
大宝律令与养老律令——探索8世纪的国制75
唐朝律令、日本律令——差异与共通点77
嫁接的“文明”——古代日本的国家构造81
户籍与班田制84
调庸制——相关的历史背景87
税所蕴含的宗教意味91
虚构的律令国家94
第五章 官僚制与天皇
位阶——贵族制的秩序99
二官八省制——太政官的强大权限104
四等官制——大夫的执掌分担106
“宣”的世界——由声音传达的咒术机能109
天皇之服——没有相关规定的原因111
神话与礼仪——天皇统治的正统性113
第六章 “归化人”与知识、技术
律令国家中的归化人119
古代日本的帝国构造与技术122
文化背景——民族的迁徙与融合125
南朝系统的知识与情报128
文书行政与史部130第七章吉备真备与“礼”
真备町的风景137
带回典籍——养老的遣唐使139
系统的收集与修学——“礼”与“历史”143
基于“礼”的文明化145
从天皇衣服所见日本对于“礼”的吸收148
玄昉带回的佛典 151
再度入唐154
第八章 鉴真赴日与唐风化时代
从唐招提寺的木雕像说起161
实现东渡之前164
受唐风影响的天皇受戒167
授具足戒169
带来的经典、戒律171
对于仲麻吕政权的评价174
新的学制177
从尊号至汉风谥号179
岁时节令的开始——亲蚕、籍田与卯杖礼仪183
结语
桓武天皇的郊祀191
桓武的中国化与春秋学193
弘仁年间的仪式整备197
天皇制的唐风化与《贞观格》199
律令制的发展与“古典国制”203
唐文化的意义204
参考文献209
后记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