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五个共同；《旅行杂志》；“华夷”观
【基金项目】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科研实践项目“从‘远夷’到‘中华民族’共识的演变——《旅行杂志》中的边疆民族认知变迁”(BZKY2024018)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苍铭，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博士。
一、问题的提出
近代以来，针对自在于中国疆域内的民族实体的认识，除去传统“华夷”观外，“中华民族”概念也在梁启超、孙中山、顾颉刚等先生的努力下获得了一定的传播和发展。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及其作为民族实体的内涵的确认，是中国人在亡国灭种危机之下不断强化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表现，是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也需要关切到“中华民族”语汇本身是一个持续演变的概念，对它的接受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究时人内心如何认识、接受或抗拒这两种不同的认知模式，需要以中华民族宏观理论为引领，深入到日常生活场景之中，考察人们在互动接触中如何相互取纳并做出行为选择。
“中华民族”概念伴随着王朝国家的终结与民族国家的构建正式展开，这个过程中，国家认同也逐步由王朝认同转向民族国家认同。因此，它的发展既是中国由传统王朝天下体系走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变过程，也是由华夷一体走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凝聚过程。民族危机的加重使几乎祖祖辈辈生活在相对稳定的地域中的国人开始了迁徙。从熟悉的环境转入到陌生的领域，接触文化、习俗等方面存在或深或浅差异的人群，他们必然需要面临心理和社会层面的调整和适应，即认同问题。
认同是个体对某一对象（可以是观念、行为模式、他人、群体等）的认可、接受并将其纳入自己的认知体系和行为模式的过程，民族学、政治学中的“认同”，讨论的核心主要是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事实上，在多民族国家里，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总是处于并存的两个方面，一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互为前提，二是需要不断引导民族认同上升和达到国家认同。表现在近代中国，即融合境内诸族为一整体的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是确立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的前提，中华民族既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又概括了中国各民族的整体认同。落脚到本文，则是从微观层面出发，在国人的重新整合过程中，考察他们对彼此间不同的样态表现出怎样的情感倾向，在此之上又通过怎样的共识、方式来建立共同体意识。“华夷”之辨和“中华民族”两种阐述模式都是当时的知识背景与思想源泉，它们极大程度上影响甚至主导着时人的思维方式，二者实现交替的过程和路径应当是问题的本质。
本文选取《旅行杂志》涉滇内容为研究媒介，原因有三：其一，《旅行杂志》是近代中国创办的第一本旅游杂志，也是存续时间最长的旅行类期刊，这就保证了时间上的连续性；其二，它刊载了大量去到云南边疆旅行游览的游记文章，为观察与理解时人对云南地区民族的认知提供了丰富的样本；最后，作为游记文章，内容虽然经过作者的逻辑加工和语言修饰，但最终目的在于还原当事人的所见所闻，是基于生活实践产生的感性认识，它具有原始性，也更富有感情色彩，呈现的时代样貌以及创作者内心的认知取向都是分析问题倚赖的资源，这与国家认同所要探究的人们在群体交往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倾向是一致的。
二、不同历史时期云南地区的民族形象
据统计，《旅行杂志》自1927年创刊至1954年，与云南相关的文章总计238篇：分别以1937年、1949年为界，可以自然地分为全面抗战前、抗战时与新中国3个时期。不同时期，对云南地区民族面貌的摹写呈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概括来说，1937年前，边远族裔“神秘蛮荒”的传统标签依然牢固，“习文教”的化育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但实质上滞碍着民族融合的实际进程；抗战全面爆发后，剧烈的现实危机促使国人重新审视边疆和人群，强加其上的刻板印象在被破除的同时，一种新的想象又附丽其上，边疆民族转而成为应当取法的“典范”。就本质而言，两者同出传统“华夷”观下“我者与他者”两分的惯性思维，区别在于从自我肯定转向了自我否定；新中国建立后，党和国家通过对社会结构的变革，使少数民族摆脱了压迫，在平等与尊重的原则之上，他们以“劳动者”“建设者”的身份投入到国家的改造与建设中，在此过程中，各族同胞借由对党和国家的政治信任，发展出独特的阶级感情，彼此间的藩篱真正冲决，各民族之间的横向认同逐渐稳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同步建立，互相促进。
（一）抗战前云南民族的“远夷”形象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里，中原王朝对西南边疆采取“以其故俗”的管理方式，到元、明两朝，中央对西南边疆的控制逐步加强，通过实行土司制度、流官制度将其进一步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下。但是，因其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原中心相隔悬远，长时期以来，内地居民对西南边疆民族的认知寥寥，并且，这种认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以前人资料为基础，通过持续性演绎形成的层叠累积的成见。从《旅行杂志》来看，及至抗战前夕，时人对云南的关注受传统观念影响很深，内容上虚虚实实，多掺杂前人的刻板印象，形式手法鲜有摆脱固有的格套。
1930—1931年连续发表的3篇涉及云南民族风俗的文章《滇黔苗语》《滇黔归语》《普洱一瞥》即表现出了这种特点，不同的作者在开头使用了类似的写作手法，以其中2篇为例：
在贵州、云南两省边地寄迹的苗人，是非常神秘的。（标点为笔者所加，下同。）
我国西南诸省山水雄奇、民俗殊异，禽兽草木亦多与中州不同……只以僻处边陲、交通不便，国人惮于险阻，视同蛮荒。
在描述包括云南在内的西南诸省同中原内地在地理空间上的悬远时，作者于实录之外，也将对边疆的想象掺杂其间。从中原、边疆到文明、神秘（荒蛮）的逻辑推演，是中国传统“天下”观以地理空间作为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标志的思想留存。在随后的叙事中，文章对西南边疆民族的“异域想象”表现得更为突出，以《滇黔苗语》对“麽些”的描述为例，作者伯时是一名记者，根据文末自陈，其内容来自亲身经历，然而分析文本，可以发现并非如此：
麽些……普通人的服装，男人都剃头留发辫，不戴帽，用青布缠头，穿盘白领的衣服，棉布的衿子，仅及膝盖那样长短；女人的头发向前，用布约束成菱角形，耳环粗大，或坠用龙眼大小的银铜块，衣服红绿都有……衣裳上身不到蔽旧不脱换，亦不洗涤。常年不洗澡，严冬大雪亦是赤脚，不穿鞋袜。
该段文字其实是清人余庆远所撰《维西见闻纪》中“男皆剃头辫发，不冠，多以青布缠头，衣盘领白绸，不袭不裹，绵布裤不掩膝。妇髻向前，顶束布勒若菱角，耳环粗如藤，缀如龙眼果，铜银为之……不爱颡泽，衣至敝不浣。数日不沐，经年不浴。冬不重衣，雪亦跣足”的白话文翻版。关于“麽些”服饰的记载，是自元明以降，中央对西南有了实质性控制后方才出现的，《维西见闻纪》与之有继承，也有改动；专就女性服饰来说，它与约瑟夫·洛克从1922—1949年对纳西实地考察的情况也比较吻合，可以认为是实况的摹写。吊诡的是关于“麽些”浣衣沐浴的记载，就笔者所见可以追溯至唐朝樊绰《蛮书》中的“终身不洗手面”,这样荒诞的记载经过历代转录、扩充，最终与真实的见闻掺杂在一起进入新书，成为新的可靠的“历史”，混淆了传说与现实的界限。“普洱本倭泥貂党、诸蛮族杂居地，汉唐宋以还，向不通中国”,这类表述的背后，是将不可理喻的事情附益于不通舟车的边疆，寄寓了内地相对于边疆的中心观念，也就隐含了礼教中原对边缘民族的嘲讽与拒斥，是对作为宇宙中心与文明中心的古代中国以及朝贡体制中的“天下”与“四夷”想象的延续。简言之是在“我—他”对立中，突出“我”的优越性。《滇黔苗语》采用了《维西见闻纪》的记载，并与其实地所得置于一篇，说明作者是认同该说法的，至少是不认为有扞格之处，背后隐伏的显然是中原—边疆对应文明—神秘（荒蛮）的思维惯性。
同样，在《滇黔归语》可以发现相同的叙事路径，并且本文作者基本上点出了“我—他”对立的实质：
箩箩，又其犷悍难驯谓之猡猡，叛服无常……苟其人羡慕文教，从我礼俗，习汉文汉语，受相当教育，即可视其才能，在社会上取得相当地位……所以千百年来，卒能吸收无数异族，相与安居无猜，逐渐同化，成为今日伟大之中华民族。
从上文体现的要素分析，存在“异族（箩箩）—习文教—中华民族”的发展链条。陈寅恪曾就中古胡汉认同问题提出：“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对照《滇黔归语》，可以发现作者的底层逻辑与陈氏所揭相差无几。通过对少数民族的同化最终形成一个单一的中华民族，是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后提出的一套建国理论，选文显然是受到了该影响。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思想的回归与倒退，是孙中山固有的狭隘民族观与大汉族主义思想的重现与集中表现”,如果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看待这套以民族同化以建设大中华民族的国族理论，相较民国初期倡导的五族同化观念，这一时期“中华民族”是包括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共同体，已经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其次，他的民族思想随后发生了从民族同化到民族平等、民族自治的转变与修正，但是从本文所引乃至《旅行杂志》相近时期的稿件中，并没有发现与之相应的文字，从这种明显的对比中，更可以看出当时社会认知边疆民族的总体取向。类似的例子在《旅行杂志》的前期文章中并不鲜见，如“摆夷”的蛊虫、“卡佤”的人祭，等等。总结他们的共性，不出以地理空间与文化定义身份的固有格套。
从杂志内容来看，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开始被认知、使用，说明时人对边疆民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国民政府以文化不断融合来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图下，少数民族通过“习文教”的方式学习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促成了各民族间交往交流的深入，但从“中心—边疆”的区分、从“异族—习文教—中华民族”的发展链条来看，也显示出以文化“优劣”为区分标准的“华夷”思想在人们的意识领域中依旧占据着主要位置，拮抗着民族融合的进程，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
（二）抗战时期云南民族的“典范”形象
自卢沟桥事变起，日本侵略者将战火强加到大半个中国，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遂成为抗战大后方，有识之士迅速注意到该区域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及其与国家治乱、民族复兴的密切关系，意识到了它所兼具的地理意义与政治意义。加之1840年以来内忧外患的中国，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各种救国思潮竞相涌动。多重关切之下，以多民族为显著特征的云南边疆更加引起了国人的关注，表现在《旅行杂志》上，就是其内容重点与国家建设中心转移保持一致，着重介绍大后方的风景名胜、风俗人情，先后刊行了《西南专号》《四川专号》《西南文化专号》等，从不同角度将边疆一带的锦绣山河与异域的文化风情描绘得栩栩如生，又最大限度地把时代风云与历史沧桑以及作者的心灵感悟与生命体验隐含其中，动乱时代的色彩也非常鲜明，关于云南边疆民族观念的书写模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1938年发表的《昆明风光》，一开头便展现出了与前引文章迥然不同的风格：
一说到云南，在沿海一带人们的脑海中就会浮起一种遍地不毛、愚昧野蛮的想象，以为那里的文化不知落伍到什么程度，至于当地的人，也许是遍身长毛，或者还有尾巴—这并不是笑话，作者曾碰到好多人，他们对于云南真是极不了解……总之：云南对于国人真是太隔膜了。
文章直截了当地否定了关于云南的种种歧视性想象，与前期将之作为默认事实的情况大相异趣。同样，1944年发表的一篇追忆文章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境，“从云南芒市的摆夷区域调查回来之后，许多朋友围拢着我，你一句我一句地问道：‘摆夷人很野蛮么？像不像贵州的苗子？’在他们的想象中，摆夷仿佛是世界上最劣等的民族……我想不出适当的话说，只有冷冷地嘲笑道：‘野玫瑰不会是臭的！’”相比《昆明风光》，这段文字在感情与措辞上更为激烈，可以明显看到两种观念的对立。
总体来说，它们一方面揭示了早期国人对云南的一般性认识，与前文分析若合符节，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反对声音，它意味着抗战全面爆发后时人对传统的“华夷”之辨进入了自觉的反思阶段，这是思想觉醒的一个标志。考察《旅行杂志》提供的样本，无论在时间的连续性上，还是撰文者的多样性上，可以认定这种反思是一种群体性行为，而不仅仅是局限于精英阶层。
从这一时期对少数民族习俗的具体描写看，确乎表现出了积极、正面的倾向，但是整体上却呈现出了从一种想象到另一想象的奇异景象。以对“夷人”的描述为例：
我们考察一回繁盛都市里享尽物质文明的人群，不要说女人们个个是柳枝纤腰、弱不禁风，即男人们也多半是文质彬彬。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像路南山里的夷族群……他们向大自然奋斗，终日操劳，于是锻炼出了粗臂大腿，铁一般满身紫黑肉的高大躯体的人群来，他们的健康是环境促成的。
这段文字并不全然是对少数民族的称赞，更多地表现出来的是对国家前途的关切—国人变为文弱之民，甚至沦为他者口中的“东亚病夫”，体质羸弱至此遂使我们民族面临“灭种之祸”。这与整个近代，尤其是南京沦陷后，国人注意从生物学视角、身体史视阈探讨民族衰亡之因与民族复兴之道的思潮是相互呼应的，但需要注意到，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这些“远夷”的生活方式褪去了先前野蛮的外衣，转而成为了应当仿效的健康典范。
对女性的描写更加弥漫着浪漫气息，“夷人们的男女，没有任何阶级，他们的恋爱是绝对自由。花晨月夕，他们互唱情歌而悦意了，便可上公所去……男女青年上公所住宿了后，那等于结过婚了，于是双方都会遵守他们的一种美德，那便是男女双方再不与第三者谈恋爱了。”在不同作者笔下的“浪漫纪实”中，读者丝毫感受不到处于半新半旧社会现实下，女性青年生活空间的逼仄和生存氛围的压抑，“远夷”女性们享受着自由恋爱的蜜果并最终结出婚姻的果实，共同遵守“再不与第三者谈恋爱”的美德，使她们没有成为新的婚姻观念的牺牲者。这无疑是由于某种亲缘性，作者将想象中的情景比附到了她们身上，使她们成为了拥有自由、平等个性和拥有尊严、幸福婚姻的范例。
从“野蛮”到“典范”，虽然这些“远夷”的形象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但是可以看到“中心—边缘”的认知架构依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突出表现是“边疆”的缺位。少数族群处于被审视的境遇没有变化，在他们形象的重新构建过程中，更多的是来自审视方的自我反省而非出于自身意志的行动。也就是说，“我—他”分际仍然存在，“我”的优势地位没有消失。
回看这个时段对边疆民族认知的变迁，其实是汉文化圈从“自我肯定”到“自我否定”的怀疑过程。“我是东方人，我接受了东方文化几千年来所留下的遗产……在一个内地人甚少履足的乡寨中居住了将近十个月……我不单感情上羡慕边民的生活，在理智上对于他们的文化更有无限的敬仰……我们得庆幸这荒僻之区、烟瘴丛中，还留得一个人类智慧的创作，也许它可以给未来的人们再造世界时，作为一个取法的张本，这是我衷心所作的赞词。”这是田汝康先生1943年回忆在云南芒市对傣族进行田野调查时的一篇文章，从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作者对“内地”文化的低落情绪，以及对“少数民族”的认同乃至讴歌。连同上引两则“典范”式描摹的文章，可以看到在“自我肯定”与“自我否定”之间游移形成了该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它的实质是传统认知思维下，依然占据优势位置的内地文化在“我—他”两分结构中寻找民族结合点的一个努力方向，只不过这一阶段的天平在自我反省之中偏向了边疆。这是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国人对边疆民族认知的最突出的变化，一方面，这种非此即彼的方式是救亡图存背景下，作为中国领土上自在的民族实体进一步凝聚的一次尝试，一方面也要承认正因为它无法找到真正的平衡点，所以只能寄寓在自我反思之下的惶惑与困顿中。
（三）建国后云南民族的“劳动者”“建设者”形象
新中国建立后，一系列旨在改造旧社会的政治运动逐渐铺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云南先后开展了征粮剿匪、减租退押、平抑物价、“三反”“五反”运动以及整顿文教等工作，国民经济和文化得到恢复与发展。尤其是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党和国家通过“阶级”分类框架重建了基层社区的社会分化体系和人民的身份体系，消除了民族压迫、民族剥削制度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源，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干部的大力培养等政策，则进一步为云南边疆民族摆脱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给予了保障。《旅行杂志》也从过去单纯地提倡旅行转向为文教与经济建设做贡献，在内容、风格乃至宗旨上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游记内容呈现出各民族一片和谐欣欣向荣的场面，充满对社会主义的讴歌，满怀激情地鼓励各民族参与进新中国的建设中，这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进程，尤其是政治气候是相吻合的。边疆民族摆脱了被审视者的角色，作为新中国的一份子、旧社会的改造者，合和融洽地参与到了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之中。
洱源地区各民族杂居，各族有各族的语言和民族习惯，民国时期，“反动统治阶级为了对各民族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利用各民族之间的不同语言、不同民族习惯来挑拨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使他们互相歧视，有时甚至发生械斗，牺牲了多少无辜生命。而今天，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已成为一个融洽的大家庭”,不时发生的矛盾足以说明，他们还没有在文化或血缘上形成一个稳定的共识；新中国建立初期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也并不是基于一种文化上的共性或亲缘上的联系，共产党的领导是民族团结的根本前提，意味着民族间的和睦是具有政治属性的，或者说政治属性就是“共同体意识”的起点。
威宁县的例子则典型地展现了边疆民族与新中国建立“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节点：
威宁县……解放前后，地主恶霸组织土匪叛乱……各族各界人民团结一致，协助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剿 匪部队打下匪巢……接着即进行减租退押运动……农民至此才挣脱了沉重的封建枷锁，站起身来，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用自己有力的手，继续打碎翻身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县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苗族委员感慨地向我们谈：“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下，那有我们苗家当委员啊，苗家子弟那能穿自己的服装上国家的学堂!”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形成了关于中华民族的理论和思想，科学和准确地把握住了中华民族的基本 特征。坚持正确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原则之上，党和国家在带领各族人民抵抗侵略、抵抗剥削，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通过阶级划分及其偏向“革命群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待遇的建构激发各族人民的 政治热情，进而将他们有效地整合到国家的政治体系，使之成为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于是，伴随党政基层组织的建立健全，在与国家持久、高强度的近距离接触中，边疆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纵向认同就稳固地建立起来。
区别于抗战时期从“我—他”文化中间寻找共识，政治引导下的身份认同成为这一时期的新的民族 凝聚核心。这种转变的背后是国共两党对“中华民族”基本内涵的不同理解，是从“民族同化”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的路径转变和曲折探索，表现在《旅行杂志》上，是新中国成立后刊载其中的涉滇内容，各个民族共同作为讲述主体的比例极大增加，自觉 地以新中国一份子的口吻讲述与社会生活的关联，本节所选片段均明显表现出了这种倾向。民族之间不再是一个个囿于文化隔阂的封闭社会，不再以一个现存的或假想的“模版”作为开放、接纳的标准，各民族在地域上的内外之别、文化上的等次成见消解弭散，取而代之的是在尊重各自的文化、宗教、习惯等差异的基础上，以平等的态度互相接触。
当(19)51年10月间山洪暴发，新生邑、城南一带水稻被冲坏，大家都说：“决不能让到嘴巴里的 粮食出芽，归根究底一句话，各族农民是一家，办法是有，还是团结起来力量才大，那一家只要有劳动力，不论男女都出来打救。”于是各民族都动员起来，修河堤、导水、打椿、割稻、捆稻，大家情绪十分高涨。不上几天被洪水冲坏的稻田都抢收完了。
以尊重、平等为基本原则，各民族在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将这一共识进一步发展、深化为一种集体感情，使“共同体意识”在社会层面铺展开来。建国初期，党和国家在组织和动员全国力量改 造旧社会和建设新政权的过程中，使包括各民族在内的民众走出原来的狭小空间，前所未有地参与进入到 国家各项事业的中心。持续扩大的交往范围和深度、一致的行动目标，必然促使各个民族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一起，建构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认同意识。新中国的“建设者”和“劳动者”这个超越民族单元的新群 体便是政治归属与情感认同下的产物和体现——党和国家对阶级身份的重构使各民族的绝大多数站在反对 剥削和压迫的革命阵营，在广泛开展的各项政治运动和动员中，各民族与党和国家借由政治关系发展到政治信任，在共同的政治归属中产生共同认可的价值理念，再到独特的阶级感情，各民族之间的横向认同也在这个基础之上逐渐稳固起来。
三、形象差异背后的认知变迁
民国时期，无论是对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还是之后的再认识，它们本质上都是与现实脱节的产物。它们根植于对少数民族某些特征的朦胧捕捉，但同样是依据只鳞片羽的信息，前后所表现的形象却有云泥之别。个中缘由，有两点需要注意，一个是实际的接触程度，另一个是观念的转变。
国人与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接触，就阶段性来看，经历了从“隔靴搔痒”式的间接关注，到比邻而居下的真实见闻。南京陷落之前，云南在国家地缘架构中边疆的意义远大于其他，国人的注意力聚焦在领土，对此空间之中的族群介绍居于从属地位。“国人惮于险阻，视同蛮荒。平日游踪罕及，遂致大好风景，湮没无闻；即其山川形势、民情风俗，亦往往不能悉其备细，反不若外人之前往探险者……斯亦观国者之所忧且羞也。”比较中、西方对云南地区不同程度的考察，目的在于引起国人对边疆的重视，文中虽然也提及“民情风俗”，但很容易辨识出，在这个语境下它是附丽于空间区域的，相对领土而言，它无疑是次要的。下一条材料则从地缘角度出发更为直白地说明了这一点：
云南早就是内地行省之一，并不像新疆、西藏那么辽远。可是现在云南与外省间的交通，除川黔而外，就是同毗邻的广西来往，也要向外国人取护照，并且在这国势危急的时期，滇缅之间还有两大段界线没有定，单只这两件事情也就值得国人注意吧。
它很直接地反映了当时中国西南面临的危机，首先是西方列强无孔不入，边境划界纠纷不断；其次是外敌环伺之下国内交通又阻塞难通，不堪自救。这样内外疏离的情况下，相对于思考如何抟和域内各族群形成一个“中华民族”以建立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如何解决边疆濒临解体的现实危机才是迫在眉睫的。于是，内外隔绝之下，真实与传说、传统与现代混杂在一起，一并成为了国人迫切需要了解的西南知识。
1937年后，京滇公路、滇缅公路等大批陆路交通，以及航空路线的开辟，改变了云南与内地的交通面貌；日军入侵，迫使云南在国家整体战略中肩负了大后方的角色，加之大量移民涌入，缩短了国人与云南的物理距离，为不同民族相互了解提供了必要前提。
交通阻隔的克服使得中央与地方由于区位差异而产生文化优劣的预设条件逐渐泯灭；交流日益紧密之下，荒诞的传说自然会被澄清。于是，传统的“夷夏”思想在人们心中逐渐失去了主导地位。“中华民族”成为了取代它的涵摄中国疆域上民族实体发展路径的主体概念。
抗战以来，边疆的问题喊得顶响了。谁都知道边疆重要。我希望办边政以及对于边疆有兴趣的人，不断地到边疆去，努力开发。边疆问题才能解决，一千多万的夷胞才能脱离了痛苦，贡献他们的伟大力量来建设新中国。
我们觉得过去对于边地的夷胞们，实在是太过于忽略而轻视了！今后应该要息息相关地扶植他们、训育他们，使他们打破了汉夷的界限，投入到祖国的怀抱里来，共同肩负起大时代所赋予我们国家民族的使命。
“中华民族”在抗战时期的展开与救亡图存深度绑定，并成为国人与域内其他族群建立认同的支点，但是这个支点本质上是由政府倡导的意识形态，即通过国家力量凝聚共识，构建一个民族国家。
这种做法的先天缺陷在于，域内的各个族群作为独立主体或单元，是通过内部血缘、文化等建立起来的感情认同区别你我的，单单利用政治影响从外部建立认同无异于缘木求鱼。即使各方社会精英从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的角度，从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和中华民族共同命运的角度，不断论证中华民族在历史与现实上的一体性，但在实践层面依然束手无策，于是类似扶植、教育少数民族的字眼总会与“中华民族”一起出现，以政治强力自上而下地开发边区、促进民族同化似乎成了取得共识唯一的方式。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首先是在文化精英、政治精英中觉醒、使用，但对普通大众来说，却有一个逐步普及的过程。作为一个代指中国疆域内各个族群的统称，当它的定义被人们广泛接受并应用于与异族的交往时，它内容的完善便不再仅仅来自首创群体，即使人们接收到的初始定义未必精准。关于边疆民族“典范”型的描述虽然有各自的特定背景和创作目的，但也应意识到它们实际上也在寻找彼此间的共同点。不同之处在于，田汝康先生以传统价值作为媒介，其他人以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自由、民主思潮为依凭。这种方式与彼时政治语境下的抟和路径泾渭分明，它建立在边民生活方式与其文化追求的相似性上，实质上是在不同族群单元之间寻找或创造文化上的平等的连接点。
因此，聚焦“中华民族”观念的发展，应当区别它在政治与日常这两个领域中的展开方式。在传统王朝国家向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统摄性概念，它的出现是必然的。亡国灭种危机之下，民族之间往来频繁，建立认同的努力从精英阶层到普通公民都在进行。一方面，“中华民族”的理念借助政治力量实现了广泛传播，形成共识，继而促进了社会层面的民族观念的转变与发展，这一点上，它是具有启蒙意义的；另一方面，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文化认同”上的民族实践必须让位于政治救亡，即通过外部强力以统一、服从的方式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国家统合，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政府与社会层面的各自努力，也看到了他们的分歧与反复。
新中国建立后，“劳动者”与“建设者”取代了“华夷之别”成为所有人共同的身份标志，这条最广泛的联结纽带，既具有政治属性，也有感情属性。庄孔韶将中国新的乡村社区结构总结为四个特征，撇开照顾少数民族习俗的考量，就基层社会调整的普遍性而言，它对民族地区的情形也是适用的。新的阶级原则、阵线取代传统社会的组织系统，共产党支部建立在基层成为共产党中央和政府方针直接抵达民间社会（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明显）的组织的保证，意味着以政党和国家为主体的政治体系前所未有地进入民族地区，成为少数民族对抗或者摆脱压迫的权力保障，这一过程中，政治认同的构建便有了从外而内的路径转变。与此同时，土改中受益的民族同胞感激共产党，接受尝试用阶级的感情和创造美好未来的道德义务推进地区发展，他们情愿跟着党，实际上是在持续性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下逐渐获得了对党和国家及其政策体系的同一性、一致性认同，对党和国家产生了强烈感情依恋和政治归属意识，本质上是对党和国家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认同。
因此，新中国通过对传统社会组织方式的重塑，使各族人民摆脱了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的存续空间，而在建构新型运行机制和规则的过程中，党和国家的思想理念成为了各个民族认同的基础。以这个认同为纽带，在广泛开展的各项政治运动和动员中，各个民族在日益广阔的活动空间中紧紧团结在一起。于是，抗战以来，凝聚“中华民族”自觉实体的两条线索至此收束在一起，取得政治认同与思想认同的最终统一。
结论
中华民族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多元的过程。“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2024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阐述的这“五个共同”深刻揭示了我国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紧密联系和共同贡献。
从历史角度看，近代民族国家理论伴随西方列强的枪炮进入中国，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梁启超、孙中山等先行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以求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主权国家。传统“华夷”观作为王朝时代民族关系实践的思想基础，曾在很长时间内占据统治地位，影响着各阶层。而“中华民族”说作为新生理念，起初在救亡图存的政治策略推动下于精英阶层传播，后逐渐引发与传统观念的碰撞。
《旅行杂志》涉滇内容呈现了不同时期云南边疆民族认知的变化，反映了“中华民族”凝聚融合的过程。这一进程始于上层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与此同时或稍后，伴随接触频次、程度的扩大，民间社会也在进行着自己的认知与抟和的尝试。两条线索一明一暗，共同构成了近代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脉络：明线是一条代表政府与各个民族的从权力上位到下位的纵向连线，暗线表示各个民族间横向的等位关系。民国时期，在两个维度上的探索存在断点和碎片化问题，缺乏共同认同基准。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土地改革过程中，各民族对党和国家政策拥护产生意识形态认同，实现纵向打通；同时催生共同阶级认同和感情，“劳动者”与“建设者”成为新身份标志，贯通横向联系。至此，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凝聚的两条线索收束，呈现以党和国家为辐辏中心，各民族为节点，党和国家思想理念为纵横丝线的结构。新时代，“五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史观为我们深入理解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提供了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视角，强调了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共同作用，进一步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文章刊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篇幅限制，注释从略。若需引用，请查阅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