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

时值1928年4月。

在当时的北京，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正致力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纂。《四库全书》是受乾隆帝敕命网罗中国古今重要书籍而编成的中国史上最大的丛书。收入《四库全书》的每一册图书都有提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1782年刊）即此提要的集大成者。《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乃是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续，欲将《四库全书》编纂之后刊行的所有重要的书籍逐一解题并编纂结集。这是一项宏伟的计划。

柯劭忞

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中心人物是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委员长柯劭忞（1850—1933）。他1886年进士出身，任过湖南学政等职，民国之后从政界隐身，专注于学术活动。他的主要学术业绩，除了作为清史馆的馆长参与《清史稿》（536卷，1927年完成）的编纂，还补正正史《元史》的谬误与疏漏而著成《新元史》（257卷，1927年完成）。要而言之，他是当时中国传统学术的最高权威之一。

以清朝遗老自封的78岁的柯劭忞，依照清朝的风俗还留着发辫。他在一次编辑会议上郑重地提出了下面的提案：《四库全书》中只收录中国的书籍，据说西方各国近来学问也有很大的进步，这次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收录一些西方蛮夷的著作不好吗？

清史馆内所藏《清实录》

贝塚茂树从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由狩野直喜介绍访问北京并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是他在以《老北京人》为题的一篇随笔中留下的一段插曲。这一年是1928年，即民国十七年。这一年离清朝灭亡、亚洲最初的共和国诞生已经有16年的岁月了。在这样的年代，在北京，还有这样的人物存在。

对柯劭忞的言行，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如何评价呢？

严复（1854—1921）的《天演论》是最初将西洋学术介绍到中国的著作，刊行于1898年，到1928年已经过去了30年。这30年间大量的西洋书籍被译介，知识分子的世界中西洋学术的影响力总的说来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大。到20年代后半期，知识分子所用的概念或方法已经深受西洋学术的影响，西洋学术的影响力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似乎遥遥凌驾在传统学术之上。

西学东渐

将柯劭忞置身于这样的学术潮流中，可见他的确是那种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了。他对于西方学术的知识还不及同时代中学生的水平，毋宁说几近于无知。而且，他编纂的《清史稿》与《新元史》，都是承袭纪传体的断代史这一传统的史书编纂体例。这种以个人或王朝的事迹为中心的史书编纂体例，已经成为20世纪初提倡的“史界革命”以来一贯批判的对象，因而终究不能满足20年代“新史学”的学术水准的要求。如此说来，乍一看，给柯劭忞贴上“时代错误”或“顽迷固陋”之类的标签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生活在1920年代后半期的北京，后脑勺上还按照清朝的旧俗留着发辫，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表明其背离变革的生活态度。如果认为具有变革志向的知识分子是“进步的”的话，那么柯劭忞就是“反动的”。

但是，“反动的”或“中国中心主义”这种评价，对柯劭忞的思想而言真的适当吗？

1920年代的中国的确有与“反动的”或“中国中心主义”的评价相称的知识分子。常常被称为“新儒家”的那些人，主张中国应该沿着不同于西洋的中国固有的道路前进。在这种意义上，他们的态度是“中国中心主义”的。

清末被引入中国的《万国公法》

新儒家与柯劭忞的态度虽然在表面上看十分类似，但是其根底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新儒家与柯劭忞在尊重中国文明这种态度上虽然是共同的，但是，在柯劭忞那里看不到像新儒家那样有意识地对抗西方文明的姿态。柯劭忞提出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收录一些西方蛮夷的著作不好吗”这一提案，并不是有意识地要蔑视西洋学术。他的心底，不是对西洋学术的蔑视，而是对其不关心。柯劭忞只关心中国的学术。对处于他关心之外的西洋学术，既不有意识地表示共鸣，也不有意识地表示对抗。对一些不时进入他视野的西洋学术著作，如果它优秀，他便提议应该收入《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并不表示他傲慢，毋宁说表示他的理智的诚实性。

再进一步，虽然新儒家与柯劭忞都与急进的变革背道而驰，但是，在柯劭忞那里看不出新儒家那样有意识地与急进的变革相对抗的姿态。恪守旧学的学问规范并留着发辫的柯劭忞，并不是选择了对新文化有意识地批判的态度。存在于他的内心深处的，是与其周围进行的剧烈的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并无关系，却贯穿于他个人的学问世界与生活习惯中的意志。这不是对急进的变革的反抗，而是对它不关心。柯劭忞是将学问的世界视为自我俱足的世界，不论是急进的变革还是对变革的抑制，他拒绝将学问的世界与政治的世界联系起来。

如上所述，1920年代是西方学术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时代，也是如同国民革命那样的政治性动荡不断持续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像柯劭忞这样既不关心西洋学术也不关心政治世界，这种双重的漠不关心，乃是一种极为奇异的态度，其本身就值得惊叹。问题是，他的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是如何产生的？

柯劭忞对西方学术不关心的背后是对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确信。中国传统学术具有超长期的历史和浩繁的文字记载的积蓄。对柯劭忞而言，作为学者应该学习的必要且足够的东西都已经包含在这种浩繁的积蓄中。

如果正言厉色地问：西洋学术难道毫无可学之处吗？柯劭忞的回答恐怕是否定的。在柯劭忞那里，将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作有意的区分，这种意识本来就很淡漠。而且，自觉地以中国人的立场来研究学问的意识也很淡漠。也就是说，在其学问动机中民族主义的自觉很淡薄。在他的意识中，学问本来就是超越民族或地域的差别，具有普遍性的东西。即使是西洋的书籍，只要可取，就应该收入《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中。这种意识就是他这一提案的根据。

《四库全书》

尽管如此，对柯劭忞而言，即使他承认西洋学术有某些可取之处，他自身应该不会觉得有学习它的必要。关于人或社会存在的真理，如果通过中国传统学术的积蓄能够把握的话，便没有特意去向西洋学术寻求的必要。即便倾其一生，一个人也不可能触及中国学术浩繁积蓄的全貌。既然如此，利用全部有限的时间去研究传统的学术，这才是他所认为的学者的使命。

而且，对柯劭忞而言，中国的传统学术并不单是学习的对象。对后世学者，中国的传统学术不是一个封闭的完结体，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例如，在经学领域，学者可以对经书进行再解释；在史学领域，学者或补正旧史书或撰写新史书。这样，进入传统学术庞大积蓄中的学者，如果发现其中有不完备或不充分之处，便力求以自己的力量弥其不备、补其不足，从而为进一步完善传统学术作出贡献。柯劭忞并不是把中国的传统学术视为走向死亡的过去的遗产，而是认为它依然具有生命活力，并且应该继承和发展。

继承中国传统学术当然包括沿袭其形式。因为中国传统学术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其高度的形式性。就像在古典诗文领域中所见的那种典型，中国传统学术将形式提升为规范，其规范由共有的人们所承担。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不断地在规范的高度制约中表现其知性或感性，从而发挥自己的独创性。反过来说，只要能够遵守规范，就有担当传承中国学术传统的可能。这样的人，并没有将其限定为特定的时代或特定的民族的理由。正因为如此，中国的传统学术越过了中国的境域传播到东亚世界，为不同的世代或时代所传承。对柯劭忞而言，正确地继承学术的规范正是继承传统学术不可缺少的事情。可以说这是对中国知识分子这种社会角色的最低要求。这样，传统学术才有可能为下一代所继承。柯劭忞所著的《新元史》或《清史稿》是正史或准正史著作。

柯劭忞撰《新元史》

柯劭忞就生活在形式或规范一贯的中国传统学术的世界中。这一世界并没有随着清朝的灭亡或西方入侵的政治性动荡而在性质上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在长期的历史中，本身就经历过无数的政治动荡，尽管如此，传统学术的世界却维持着高度的一贯性。政治动荡且另当别论，在能够一贯持续这一点上，传统学术至少自有其存在的意义。而这一点即使在20世纪依然适用。因此，柯劭忞可以无视其周围所发生的各种政治动荡而安心沉潜于中国传统学术的世界之中。他不关心政治世界的原因就在这里。

企图用“进步/反动”或“西洋/中国”这种尺度去衡量他，这种认识本身就有问题。因为柯劭忞处在这种尺度无法测定的位置上。

（摘编自本书序章，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内容简介

本书以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约半个世纪的中国为主要舞台，以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和精神世界为主要课题。在这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对外关系由朝贡体制转换为条约体制，而且面临着被瓜分的威胁。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从王朝体制到共和体制转换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变动和社会变动，其规模之深广是不难想象的。生活在这种激荡的旋涡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如何认识所处环境的变化以及他们想使中国如何变化，是本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本书以凝练的笔法、独特的视角，分别从“万国公法观的变化”“法国革命观的变化”“体制选择”这些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认识的转换过程，以及他们各具特色的心路历程。

作者简介

佐藤慎一，1945年生于日本千叶县，1969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曾任东京大学文学部学部长、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东京大学副校长。主要译著有柯文的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平凡社，1988年；中译本名为《在中国发现历史》）。主要论文有《演论以前的进化论》（《思想》第792号，1990年）、《康有为与和平思想》（《日本政治学会年报》，1992年）、《模仿与反驳》（《中国——社会文化》第4号，1989年）等。

译者简介

刘岳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博士，日本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博士。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著有《日本近代儒学研究》《日本近现代思想史》《近代中日思想文化交涉史研究》等，合译有《日本的思想》《中国善书研究》等。

评 论

佐藤的著作因其论述明晰、说明周到，而具有不可思议的说服力。其方法是从众多资料中选出最适当的资料，追溯这些资料形成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从而内在地积累起致密的逻辑，因此具有扣人心弦的力量。而且他将现在的中国也纳入其视野，其宏大的规模与深刻的洞察力，令人敬服。

——日本筑波大学教授 三石善吉

该书无疑是代表中国近代的“思想研究”这一领域最高水平的著作，相信对关心近现代中国的读者都值得一读。佐藤分析手法的特征在于完全撇开了过去惯用的以“革命派”“变法派”“洋务派”“顽固派”这种基于各自政治行动这一最终结论来将思想家进行分类的做法，而是彻底地基于每个思想家内在的思想逻辑，追溯到其得出结论的逻辑前提，在这种前提中将不同思想家的议论进行比较，由此而力图描绘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思想世界的示意图。

——日本学习院大学教授 高柳信夫

佐藤慎一的《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一书，在日本学术界被誉为是标志现在日本的中国近代思想研究水准的著作，而且这里的“水准”，不仅有表示学界现在研究水准之事实判断的意思，也有将其作为今后此研究领域之示范的意思。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院长 刘岳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