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川仡佬族民族文化博物馆收藏的两件文物——双鱼纹铜洗、单鱼纹铜洗，1990年征集于务川原镇南区青坪乡。两件铜洗都是出土于窖穴（1987年镇南区青坪乡红岩村村民杨兴舟、申修英夫妇在山上挖岩窝肥时，从岩缝里挖出），双鱼铜洗出土时腹部有两破洞，也修复，单鱼铜洗出土时腹部有一小洞。
“双鱼纹铜洗”，该铜洗为敞口、方唇、宽沿，弧腹较浅，浅圈足。外沿口径34.5厘米、口内径28.3厘米、腹径31厘米、底径20.5厘米、高16.5厘米。两鱼大小一样，左鱼体态瘦削，右鱼肥大，似有雌雄之分。双鱼头皆朝上，尾展开，身披鳞，张口吐气，两翼有水波，在水草中作游动状，腹部有对称的兽首形状铺首，寓意接福，铜洗无铭文标注。
▲双鱼纹铜洗
“单鱼纹铜洗”，该铜洗为敞口、方唇、宽沿，弧腹较浅，浅圈足。外沿口径30厘米、口内径24厘米、腹径28厘米、底径19厘米、高14.3厘米。鱼头朝上，尾展开，身披鳞，张口吐气，两翼有水波，在水草中作游动状，腹部有对称的兽首形状铺首，寓意接福，铜洗无铭文标注。
这两件铜洗的主要成分是纯铜、锡或铅的合金。青铜器是最早的合金，有着黄铜的光泽，颜色黄偏红，埋在土里后颜色因氧化而变成了青灰色。青铜的强度高，熔点低，铸造性相对较好，耐磨且化学性质稳定。两件铜洗都是采用铸范法铸造，两件铜洗的外底部有明显的范痕。就目前发现的铜洗资料来看，无论是出自墓葬、窖穴或是传世品，形制大小多较接近，实物资料反映，这类铜洗是实用器而非明器（注：明器即随葬品）,这两件铜洗应该是活人使用的生活器物。鱼纹图案寓意吉祥，铜洗或为婚嫁器物，两件铜洗保存较好，可以说是铜洗中的精品，能够体现铜洗工艺水品和文化价值。
从考古资料中不难发现，以鱼纹图案作为器物装饰纹样的现象，始见于新石器时代文化早期，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出土的陶器中发现大量鱼纹图案。商周时期的墓葬中也常常发现不同质料的鱼形饰品，有的铜器上还发现有鱼纹图案或“鱼”字铭文铸刻。这些纹饰反映出当时人们的鱼猎生活，部分鱼纹装饰图案还与个别部族的族徽有关。
鱼纹图案在汉晋时期不仅是铜洗这类器物的主要纹饰，甚至可以说是铜洗的专用纹饰。南北朝偶见鱼纹铜洗，及唐宋以来流行于瓷洗、铜镜之上的双鱼纹,也是这类汉晋铜洗装饰纹样风习的流传或演变。
从秦汉至明清，鱼纹图案几乎出现在所有门类的艺术品上，而且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其吉祥内涵之丰富，在传统纹样中是独一无二的。在古人的婚姻观里，传宗接代是婚姻的唯一目的，这在我国古代的礼俗中，表现得非常清楚。所以在古代，把一个人比作鱼，在某种意义上，差不多就等于恭维他是最好的人，而在青年男女间，若称对方为鱼，那就等于是在说“你是我最理想的配偶！”，鱼纹是古代传统吉祥寓意纹样《史记·周本记》上说周有鸟、鱼之瑞，说明鱼在古人的心目中，也是一种瑞。同时，鱼具有生殖繁盛，多子多孙的祝福含义，饰有鱼纹图案的铜洗，极有可能就是婚嫁用品。
汉晋时期的历史资料显示，这一时期婚嫁之风甚尚侈靡。《潜夫论·浮侈篇》云：“富贵嫁娶，车轶各十，骑奴侍憧，夹毅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关于铜洗可能为婚嫁用品的说法，除了寓意丰富的装饰纹样所反映的含义外，还可以从这类器物的形制演变、用途、铭文及民俗资料等方面加以佐证。
铜洗原为婚嫁器物，在民俗学资料中也有所反映。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务川，在女子出嫁陪嫁品中，无论陪嫁品数量多寡，一件铜盆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鱼富有爱情与婚配之意，所以，鱼纹铜洗一类器物或许成为婚嫁专用物品，且一直延用到现在。
文物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迹，它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古代青铜器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中国在夏代就开始使用和制造铜器，青铜器用铜、锡两种金属进行烧制和锻造，在商周时期达到顶峰，在两汉时期青铜器处于衰退时期，但仍有许多精品出现。青铜器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礼制”同时也是对外交流的重要媒体。
在汉代，铜器仍然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简言之铜洗就是高档洗脸盆，为汉代上层社会人士专用，初见鱼纹铜洗，给你的感觉就是一个洗脸盆，但却不是普通的洗脸盆，只有极少数人使用。现代社会，不管有钱没钱，洗脸用的都是质地差不多的脸盆，可在汉代，不同等级的人，洗脸所使用的用具其材质却大不一样。
“以铜作镜，可以正衣冠。”在铜镜产生以前的岁月里，古人常在一种叫做“铜鉴”的盆子里盛上水用来照影，因而后世也把铜镜称为“铜鉴”。铜鉴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发展到汉代时改名为“铜洗”，并有了新的用途。顾名思义，“洗”就是盛水用作盥洗的器具，从功能和外形上来看，和我们现在使用的洗脸盆差不多。
铜洗最早出现于战国晚期，在汉代最为流行。因为在汉代，铜器仍然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所以铜洗只能是汉代上流社会的人，才有资格使用，普通老百姓一般只用得起木洗、陶洗。铜洗一般为圆形、敞口、鼓腹、平底，腹部外壁有对称的铺首衔环一对，便于使用时提携。铜洗的内底部大多铸有花纹图案，花纹大多为鱼纹、鱼鹭纹或羊纹，有着富贵有余、洁白如鹭、吉祥如意的寓意。有的铜洗中央还铸有铭文，铭文的内容有吉祥语、铸造的年代等。
▲单鱼纹铜洗
鱼纹铜洗穿越千年，为我们展现了古人精湛的青铜器制作技艺。
我国的青铜文化形成于公元前二千年左右，经夏、商、西周和春秋，约达十五世纪之长。春秋进入铁器时代后，青铜铸造业亦有新的发展，主要由礼器、兵器和生产工具向日常生活用具发展。
据目前所知，务川发现的古代青铜器主要为两汉时期，出土青铜器的种类归结为兵器、宗教法器、礼器乐器、烹煮器、酒水器及其它生活用具和货币等。
据相关资料记载务川周边及三峡地区的重庆、涪陵、万州、湖北宜昌等地都出土了大量的铜洗：1982年武隆天子坟东汉墓出土铜洗1件，稍残。腹微鼓，平底，唇沿外撇，腹部饰4周凸弦纹，两侧饰对称小环耳。2002年，石柱瓦溪西汉墓出土铜洗4件，侈口，宽折沿，斜束颈，圈足，中腹部有二对称辅首衔环，腹饰宽凹凸弦纹，外底有十字铸缝。2013年在彭水郁山镇发掘的东汉墓中出土了2件铜洗，敞口，圈足平底，中腹部有二对称辅首衔环，外底有明显的范痕 。将务川出土的铜洗与周边出土的铜洗和三峡地区出土的铜洗相比较，在制造风格和形制上都很相似。鱼纹在西汉时期盛行，务川出土的两件铜洗，从其铸造工艺，并结合鱼纹图饰和辅首样式，可以推断为西汉时期的产物。
秦代务川也完全纳入中央政府管辖，务川在秦代发现朱砂，汉代时大量移民迁入务川开采朱砂，给务川带来了先进的峡江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秦文化等。由于丹砂的大量开采经济得到很好的发展，大量的青铜生活用具随即出现，务川境内及周边没有铜矿，铜器是在外地铸造好后由外地移民带入务川，也有可能是务川当地人购买铜材料后在务川本地铸造。在务川境内出土的各类青铜器中，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也有其它地方文化的特征，在出土的器物上能够看到明显的秦文化与巴蜀文化风格的遗存。
作者简介brief introduction
王久立：苗族，贵州务川人，经济师，审计师，现供职于务川自治县博物馆，长期致力于地域文化研究，有数篇地域文化研究文章在省级学术期刊发表，另有散文、诗歌作品发于《中国作家网》《首都文学》《文学贵州》《三秦文学》《作家》《当代文谈》《天府散文》《天府作家》《天津散文》《灌河文学》《中国财政》《洪渡河》《今日务川》等微刊、纸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