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后，中革军委于1935年3月27日命令军团长罗炳辉和政治委员何长工率领红九军团以马鬃岭为中心，在长干山、枫香坝一带佯装主力诱敌北向，掩护红军主力向南直插，挺进沙土、安底一带。3月31日至4月1日，主力红军分别从沙土后山乌江边上的江口、大塘、梯子岩三大渡口全部胜利南渡乌江。中革军委电令九军团务必于4月3日早上8时赶到沙土尾随中央红军南渡乌江。由于路途遥远，加之山道崎岖，道路湿滑，为了避敌，部队尽量夜行，绕道或抄小路，待赶到沙土时，已是3日下午2时，超过规定时限6小时，架设的浮桥已拆。九军团因此未能过江而被阻隔在了乌江北岸，处境十分危险。
4月3日21时，罗炳辉、何长工接朱德电，如迫不能南渡，即迂回辗转于沙土地区继续与敌人周旋，掩护红军主力。当晚，军团司令部住沙土青菜坝（原名青寨坝）。
当年的青菜坝，是一个住有十多户人家的寨子。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可寨子里的人依然没有忘记当年红九军团进驻沙土、在青菜坝一带劫富济贫、宣传党的政策的事。特别是红军亲笔书写的那首民谣，在青菜坝人的脑海里，至今还记忆犹新，其内容为：“红军到，干人笑，绅粮叫；白军到，绅粮笑，干人叫；要得干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据寨子里的老人说：“杜恒舟旧居左侧那块长五尺，宽三尺的木板壁上就曾有当年红军书写的民谣。”可是，举目所视，木板壁上什么印迹也没有。寨里人都说：“红军书写的字迹早已入木三分、渗透人心、成为青菜坝人心中的一页‘无字天书’了。”这话，使人听了更是纳闷。经过寨里人的进一步讲述，真相才得以大白：那是1949年秋，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纠集地方土匪兴风作浪，猖獗一时。他们以“私通共匪”罪名，用“杀一儆百”的手段，威逼良民百姓，妄图维持其反动统治。九月重阳那天，土匪头子余少堂兴师动众，武力逼迫杜恒舟抹掉十四年前红军写在杜恒舟家板壁上的民谣。一匪连长指着吊在穿枋上的伍少华对杜恒舟说：“不抹掉，就是如此下场！”于是，在土匪刀枪威逼下的杜恒舟，只得含泪忍痛，默默地把墙壁上的民谣抹掉。可这首民谣不抹则罢，一抹，却很快就言传四面，众议八方，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抹壁”事件的始末，让红军书写的民谣在群众中传播得更是家喻户晓了。至今，沙土镇还广泛流传着这样一段佳话：“土匪抹得掉红军写的字，却抹不掉我们心中铭记的歌！”流传的“民谣壁”故事，更是成了沙土人民用来教育、启迪后人的一页“无字天书”。[1]
红九军团司令部住沙土青菜坝期间，罗炳辉曾交代供给部长赵镕迅速派人到沙土场买红布，并特别嘱咐两尺以上都要。供给部将沙土市面上的红布收买一空……
由于军情紧急，红九军团在沙土青菜坝一带暂住休整后，便转兵朝西北方向进发。4月4日下午，红九军团到达老木孔。当部队正准备就地宿营时，有当地农民前来向红军报告，黔军犹国才部魏金镛师正从遵义鸭溪方向追来，于是部队便立即转移到当时的沙土区湾子场羊马田召开会议，决定在距羊马田不远的菜子坳伏击敌军。
4月5日拂晓，部队按计划全部进入阵地。八点过钟，敌人先头部队向菜子坳开来，接着是运送军用物资的驮马队及战斗部队通过。十一时许，一支杂乱的队伍进入伏击圈，有骑马的、坐滑杆的、抬担架的、挑担子的，还有许多马舵子，指挥部判断这是敌人的师部机关。军团长罗炳辉一声令下，十几名司号员同时吹响冲锋号。战士们从树丛中一跃而起，犹如神兵天降，顿时山谷中杀声震天，子弹如雨点般射向敌人，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打得敌军喊爹叫娘，四处乱窜。敌人的指挥一失灵，红军乘机从左、右两翼包抄，敌军一时乱了阵脚，只得腹背受敌，被动挨打。
红九军团一边歼灭被围敌人，一边巧布疑兵，利用在沙土街上购买的大量红布，制作成若干红旗，插满了菜籽坳附近的山头，虚张声势、大声呐喊，枪炮声、喊杀声，震天动地、响彻山谷。赶到乌江边上追剿红军的敌中央军也听到了枪炮声，可看见菜籽坳周围的山头上到处红旗招展，疑恐是红军的主力部队，便立即止住了追剿的脚步。遵义大捷时，敌中央军和红军交过手，惨痛的教训让敌人不敢轻举妄动，只得命令部队就地布防、暂求自保、不敢增援。漫山遍野的红旗更是让菜籽坳的黔军以为遇上了红军主力，顿时斗志大减，不战自乱了，为求保命，有的跪地求饶，有的缴械投降、有的伺机想溜……外围的敌人看到这般架势，也是早已吓破了胆，溃不成军，落荒而逃。
菜籽坳伏击战摧毁了敌军指挥机关，击溃了敌人七个团，敌副师长魏金镛被击伤，取得了俘敌1800多人，消灭敌军300多人，缴获枪支1000余支的辉煌战绩。
红九军团布置的“红布疑兵计”，是菜籽坳伏击战取得胜利的最关键、最重要因素，其取得的胜利和产生的影响极大地牵制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南渡乌江后，威逼贵阳，西进云南的战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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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brief introduction
王勇：男，汉族，中共党员，学校教师，地方志编辑，贵州省诗词楹联学会会员，毕节市中共党史学会会员，四渡赤水研究院会员，金沙县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见于《中国旅游文学》《看见贵州》《毕节日报》《毕节史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