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尔斯案：治疗用药豁免的滥用

文摘 2024-08-07 10:16 加拿大

在国际反兴奋剂规则下，如果运动员样本中的违禁物质含量超标，即被视为兴奋剂违规。尽管运动员有机会要求召开听证以进行申诉，但在申诉成功之前，仍需遭受临时禁赛。

但是，有一类运动员却可以在被查出样本阳性时，无需受罚禁赛，因为他们受到“治疗用药豁免”（TUE）的庇护。纵观全球，拥有“身残志坚”的运动员数量最大的国家，无出美国之右，毕竟美利坚享有 TUE 特权的运动员占了全球总合的三成以上。以 2015 年的数据为例，全世界共有 1330 名 TUE 运动员注册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的数据库中，其中美国运动员有 402 人（见下图）。尤其请注意，当年获批 TUE 的美国运动员数量比上年增加了将近 50%。什么原因，都懂的，第二年就是里约奥运会。

这个巴黎奥运周期，美国 TUE 运动员的数量没有当年那么夸张。然而根据美国反兴奋剂中心（USADA）和中国反兴奋剂中心（CHINADA）的 2022 年报，美国获批的 TUE 运动员的数量仍然是中国运动员的 10 倍（见下图）。

如果一切都合法合规，那么合理利用规则无可厚非。但是，美国人的做法是否中规中矩呢？不妨先了解一下 TUE 规则本身。

什么是“治疗用药豁免”

“治疗用药豁免”的规则细节比较复杂，WADA印发过一个名为《 TUE 一览》的小册子以介绍 TUE 规则。简而言之，有一些运动员为了治疗某些疾病而需要使用特定的药物，这些药物中含有《禁用物质清单》（WADA Prohibited Substances List）的某些成分；如果运动员申请了治疗用药豁免并获得了批准，则不会因药检阳性而遭到禁赛处罚。

当然，获得 TUE 批准需要满足一系列的条件，《 TUE 一览》简单罗列了这些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如下（见下图）：

治疗用药所含的违禁成分不得提高运动能力，以获得竞技优势；
治疗用药方案是唯一有效的，没有合理合法的其他替代方案。

拜尔斯暴露滥用风险

出于保护运动员隐私的考虑，WADA 规定不对外披露任何 TUE 信息。然而，由于 WADA 曾建议禁止俄罗斯运动员参加里约奥运会，俄国黑客 Fancy Bear 在 2016 年侵入了 WADA 的数据库，并在自己的网站上披露了大量运动员的 TUE 信息。其中所涉的美国知名运动员包括泳坛神话菲尔普斯（Michael Phelps），网球女王小威廉姆斯（Serena Williams）以及体操传奇拜尔斯（Simone Biles）。

如今，当拜尔斯再次于巴黎奥运会上大杀四方时，网上流传出一份 2013/2014 年度 WADA 为拜尔斯出具的 TUE 批准书（见下图）。如果这份文件属实，则暴露了 TUE 规则被滥用的极大风险。

据称，拜尔斯需要服用禁药来治疗的疾病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多动症”。而她的处方药 Focalin XR 中的主要成分右哌醋甲酯属于《禁用物质清单》所列的哌醋甲酯类兴奋剂（Methylpheidate）。

拜尔斯的 TUE 需要迈过的第一道门槛是服用含兴奋剂的 Focalin XR 是否为 ADHD 的唯一治疗手段？老夫对这方面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只知道美国 ADHD 国家研究中心确认有不少非兴奋剂类的 ADHD 治疗药物已经为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所批准（见下图）。

拜尔斯 TUE 的第二道门槛是她的治疗用药有没有帮助其获得竞技优势？Focalin XR 中的右哌醋甲酯能增强专注度，避免注意力分散，并提高动作的稳定性。这些都是女子体操比赛中影响运动员成绩的重要因素。

当然，在没有看到拜尔斯 TUE 申请材料中的具体医疗信息之前，我们不能草率认定其中有猫腻。但在同时，由于材料不公开，过程不透明，我们也无法肯定其中没有猫腻，尤其是拜尔斯 TUE 的实质审批其实是由美国人所掌控的。

里应外合的黑箱操作

WADA的《 TUE 一览》指出，国家级运动员应向国家反兴奋剂组织提出 TUE 申请，国际级运动员则应向其所属的国际体育联合会提出 TUE 申请。也就是说作为国际级运动员的拜尔斯，她的 TUE 申请应该向国际体操联合会提出。从表面上看，这里并没有给美国人留下监守自盗的操作空间；但是，仔细查看一下国际体操联合会的 TUE 审批流程，就会发现其中的漏洞（见下图）。

国际体操联合会将审批国际级运动员 TUE 申请的工作授权给了国际检测机构（ITA）；但是，如果运动员已经从本国的反兴奋剂组织获批了 TUE 的话， ITA 的审核委员会将自动承认其国家批准的 TUE，而不去审查相关的医疗信息。换言之，拜尔斯仅需获得美国体操协会或 USADA 的 TUE 认可；在国际体操联合会层面只是走个形式，填个申请表，而无需接受实质性审查。神奇不？“合法嗑药”兜兜转转，居然还有国际规则为其保驾护航。

堂堂之阵，阳谋还击

美国人的 TUE 阴谋让世界各国运动员和正义人士恨得牙痒痒。一些爱国大V，比如复旦大学的沈逸教授，也公开质疑美国运动员的“合法嗑药”问题（见下图）。

然而，仅仅对美国人的狗屁倒灶进行口诛笔伐，作用不大。我们要做的不是质问他们敢不敢公开 TUE 信息；他们完全可以用保护运动员隐私的借口，对你不理不睬。相反，我们应该堂堂正正地倡议改进 TUE 制度，增强其透明性，逼迫美国人公开信息，无法继续暗箱操作。具体如下：

要求在 WADA 的数据库里公开全部 TUE 信息，但可以隐去运动员个人信息、国籍信息和运动项目信息（这足以起到保护隐私的作用）；
要求提供 TUE 医疗信息的医生签署一份法律文件，承担提供虚假信息的伪证责任；
奥运会奖牌榜上增加栏目，公示各国参赛运动员以及获奖运动员中的 TUE 人数比例。

如今的中国已经不是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了，而且在国际体坛也有一定的发声渠道；比如，杨扬出任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李玲蔚当选国际奥运执委会委员。TUE 的滥用风险在体育界是个千夫所指的重要议题，我们的体育官员应该争夺话语权，为全世界公平竞争的运动员讨回公道。

最后，老夫多嘴两句。首先，中国体育官员也许已经做了很多幕后工作，只是大家从表面上看不到他们的努力。比如，在奥运会前，美国人极其嚣张地宣称 FBI 可能在巴黎抓捕中国运动员（详见《长臂管辖猖狂，防人之心不可无》），结果 WADA 并不服软，国际奥委会甚至威胁美国人的肆无忌惮恐怕会影响 2028 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主办权。这里面可能就有中国体育官员起到一定的作用。

其次，希望体育官员继续关心孙杨的案子；防微杜渐，以断绝反华势力再次构陷中国顶级运动员的念想（详见《孙杨上诉翻案的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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