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新颖 ，一九六七年生于山东，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获得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文学评论家奖、第一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第十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等多种奖项。主要作品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沈从文的前半生》《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九讲》《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等；当代文学批评集《栖居与游牧之地》《双重见证》《无能文学的力量》《置身其中》《当代批评的文学方式》等；随笔集《迷恋记》《有情》《风吹小集》《读书这么好的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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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全面爆发后，流亡途中，沈从文又一次返乡，在沅陵大哥家住了几个月，直至1938年春天到昆明。这一特殊时期短暂的家乡生活，促生了散文集《湘西》和长篇小说《长河》。《长河》只完成了四卷计划中的第一卷，发表和出版过程中屡遭删节和扣压，可说是命运多舛。
这后两部作品和前两部相对应，不妨看成是湘西题材的延续。不过，对于这里要讨论的四十年代的沈从文来说，从这种延续性中分明已经裂变出了一些新的不同的因素。这不同，正可以作为“沈从文的四十年代”的“引子”。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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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虹录》有一个题记：“一个人二十四点钟内生命的一种形式。”“生命”是什么呢?这一时期沈从文似乎一定要为此寻找到一个本质性的答案，苦恼和困惑愈甚，愈急迫地要确定和给出答案。他提出“美”和“爱”的观念，展开关于“生命”的“抽象的抒情”。小说分三个部分，中间部分是主体，用第三人称叙述男客人和女主人度过的一个两情相悦的雪夜，其中引入雪中猎鹿的故事，这个男客人所写、为女主人阅读的故事，与他们之间的情事交织在一起，处处充满暗示和隐喻。尤其猎鹿人“我”对母鹿身体的精微叙述，与第二天男客人给女主人信中所写对女人身体的美妙感受，互相阐明和辉映。在这种身体描写当中，非常明显的是“神”性的感受。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部分是第一人称叙述，把主体部分包裹在当中，这样在结构上就形成了两个层次，中间部分的第二节就好像是套在其中的故事。第一节像个引子，写“我”在空阔而静寂的月夜忽然嗅到梅花的清香，被吸引着走向“空虚”,结果走进一间素朴的房子，开始阅读一本奇书，书有题词，写得明明白白：“神在我们生命里”。接下来的第二节就该是“我"读到的内容。第三节写读到后来，这本书成为一片蓝色火焰，在空虚中消失了，“我”回到现实中。“我脑子在旋转，为保留在印象中的造型，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完整造型，重新疯狂起来。到末了，‘我’便消失在‘故事’里了。在桌上稿本内，已写成了五千字。”[5]
有研究者指出，“《看虹录》对女性身体与鹿身体极端精微的凝视和呈现，正是出于表现生命本质的企图，他悬置了任何关于身体的‘情欲’、‘道德’等的理解，而仅将其看成‘生命的形与线’的‘形式’,‘那本身的形与线即代表了最高德性’即神性，人由此获得与上帝造物相通的处境。《看虹录》第三部分的焦虑不仅来自体验与书写语言之间的矛盾，更因为经验本身的偶发性、短暂性，因而感受到生命本体的无可捉摸。沈从文竭力从形形色色的生命现象中归纳出一种永远处于‘燃烧状态'的至纯至美的生命本质。……这个本质不仅成为个体生存的根本(‘爱’就是生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社会文化存在以及民族精神重铸的根本。因此，他以极为执著的庄严感，往返于近乎迷狂的体验与失语的焦虑之中。”[6]
也许可以更清楚地说，《看虹录》试图找到把个人经验上升为抽象抒情的方式。小说中处理的生命体验其实是相当个人化的，但同时作家又极力隐去个人化的外在标记和痕迹，把个人的具体性进行抽象化，这在叙述上也就意味着叙事和抒情两种意识、语言、结构之间的极端紧张。成熟的小说家沈从文以长于叙事的小说形式来作“抽象的抒情”,显然有他自己的用心。在《<看虹摘星录>后记》里，他说：“我这本小书最好读者，应当是批评家刘西渭先生和音乐家马思聪先生，他们或者能超越世俗所要求的伦理道德价值，从篇章中看到一种‘用人心人事作曲’的大胆尝试。……这其间没有乡愿的‘教训’,没有黠儒的‘思想’,有的只是一点属于人性的真诚情感，浸透了矜持的忧郁和轻微疯狂，由此而发生种种冲突，这冲突表面平静内部却十分激烈，因之装饰人性的礼貌与文雅，和平或蕴藉，即如何在冲突中松弛其束缚，逐渐失去平衡，必在完全失去平衡之后，方可望重新得到平衡。时间流注，生命亦随之而动与变，作者与书中角色，二而一，或生命永远若有光辉的几个小故事，用作曲方法为这晦涩名词重作诠释。”[7]
所谓“作曲”,其实是“抽象的抒情”的另一种说法。可是，也许该问一问，为什么一定要进行"抽象的抒情"呢?
《看虹录》文中作者就说：“我面对着这个 记载，热爱那个‘抽象’，向虚空凝眸来耗费这个时间。一种极端困惑的固执，以及这种固执的延长，算是我体会到‘生存’惟一事情，此外一切‘知识’与‘事实’,都无助于当前，我完全活在一种观念中，并非活在实际世界中。我似乎在用抽象虐待自己肉体和灵魂，虽痛苦同时也是享受。”[8]
一直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本不擅长抽象的思考，在整个四十年代却总是纠缠于“抽象”之中不得轻松，总是不忘用“抽象”“虐待”自己。《看虹录》结束处“似乎有个人”在“我”身后问：“为什么这样自苦?究竟算什么?”实在不是容易说明白的问题。
沈从文执迷的“抽象”,到底是哪一种意义上的探索?这个“抽象”的世界，表面看起来只是观念的世界，与实际生活相分相隔，其实却因现实经验而生，是思想应对现实危机和个人困惑的场所。沈从文在这个场所里思考和探索一些关于个人、民族、社会、文化等等方面的基本问题，粗看之下不免有空洞之感，实际上所有的问题都在在与现实经验的具体性密切相关，只是沈从文常常对这之间的紧密关系不愿多费笔墨，不仔细想还真以为他莫名地掉进了“抽象”的泥淖，做无谓的挣扎呢。
挣扎和痛苦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在沈从文的心里，其实是要用一些“抽象”的东西来直接应对现实的危机和个人的焦虑，无法落实是必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思想上的困难，他的“抽象的抒情”的困难，也就是克服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现实危机的困难和消解沈从文个人焦虑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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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作品也应该包括1942年写的长篇回忆性散文《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对从青岛到昆明十年间的创作心理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自我精神分析。行将结束时写到当下个人的状态，有这样的内心对话——
“你这个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来到城市中‘用人教育我’,所得经验已经差不多了。你比十年前稳定得多也进步得多了。正好准备你的事业，即用一支笔来好好的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二十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也结束了这个时代这个情感发炎的症候……”
“……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我的妄想在生活中就见得与社会隔阂，在写作上自然更容易与社会需要脱节。不过我还年青……”
“……不过这是不中用的。因为时代过去了。……时间在成毁一切，都行将消灭了。代替而来的将是无计划无选择随同海上时髦和政治需要繁殖的一种简单范本。在这个新的时代进展中，你是个不必要的人物了。在这个时代中，你的心即或还强健而坚韧，也只合为‘过去’而跳跃，不宜用在当前景象上了。你需要休息休息了，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徘徊实在太累。……且不说别的，即你这种文字的格式，这种处理感觉和思想的方法，也行将成为过去，和当前体例不合了!”
“是不是说我老了?”
……
“……人生可悯。”[9]
……沉默甚久，生悲悯心。
我目前俨然因一切官能都十分疲劳，心智神经失去灵明与弹性，只想休息。或如有所规避，即逃脱彼噬心啮知之“抽象”,由无数造物空间时间综合而成之一种美的抽象。然生命与抽象固不可分，真欲逃避，惟有死亡。是的，我的休息，便是多数人说的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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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变化也许是因为，一方面，他沉浸于“抽象”之中的思考和言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误解和指责，他要为自己辩解和说明；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抗战结束之后接着内战的灾难现实，让他为民族国家而感受的痛苦和忧惧愈发加剧，强烈的反战情绪迅疾生长。《从现实学习》正文前有一段小序，说：“近年来有人说我不懂‘现实’,不懂现实，追求‘抽象’,勇气虽若热烈，实无边际。在杨墨并进时代，不免近于无所归依，因之‘落伍’。这个结论不错，平常而自然。极不幸即我所明白的‘现实’,和从温室中培养长大的知识分子所明白的全不一样，和另一种出身小城市自以为是属于工农分子明白的也不一样，所以不仅目下和一般人所谓现实脱节，即追求抽象方式，恐亦不免和其他方面脱节了。”[18]
沈从文与张兆和
小虎虎说：“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托尔斯太。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太，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
我说：“是的。我不如这个人。我因为结了婚，有个好太太，接着你们又来了，接着战争也来了，这十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成绩不太好。比不上。”
“那要赶赶才行。”
“是的，一定要努力。我正商量姆妈，要好好的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
“怎么,一写就那么多?”(或者是因为礼貌关系，不像在你面前时说我吹牛。)
“肯写就那么多也不难。不过要写得好，难。像安徒生，不容易。”
“我看他的看了七八遍，人都熟了。还是他好。《爱的教育》也好。”[20]
沈从文并非不清楚文学批判和思想批判背后的政治力量，从中他不难获悉关于即将到来的个人命运的不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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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序言里，肯定人的“怪僻”具有一种特殊的历史重要性：“因为怪人不仅仅‘不总是’局部的和特殊的现象，相反，恐怕他常常是整体中的核心，而他那时代的其余的人们，像是被突至之风裹挟，一时不知为何全都离开了他……”而比“怪僻”更严重的“疯狂”,把这一问题更加尖锐地突出出来——当我们不把沈从文的“疯狂”仅仅看成是偶然的特殊现象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现一种特殊的历史的重要性，乃至于发现“疯狂”的沈从文正处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整体中的核心”位置上。
《从文家书》中《呓语狂言》这一部分，汇编了沈从文"生病"过程中所留下的一些文字材料，我们需要仔细看看通常所说的沈从文的“疯狂”究竟是怎样的情形。
沈从文在张兆和1月30日致他的信上写下了许多批语，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 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大家都支吾开去， 都怕参预。这算什么，人总得休息，自己收拾自己有什么不妥？学哲学的王逊也不理解，才真是把我当了疯子。我看许多人都在参预谋害，有热闹看。[22]
另有一段相类的文字：
金堤曾祺王逊都完全如女性，不能商量大事，要他设法也不肯。一点不明白我是分分明明检讨一切的结论。我没有前提，只是希望有个不太难堪的结尾。没有人肯明白，都支吾过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有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23]
有种空洞游离感起于心中深处，我似乎完全孤立于人间，我似乎和一个群的哀乐全隔绝了。[26]
世界在动，一切在动，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却无份，凡事无份。我没有疯!可是，为什么家庭还照旧，我却如此孤立无援无助的存在。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你回答我。[27]
我十分累，十分累。闻狗吠声不已。你还叫什么?吃了我会沉默吧。我无所谓施舍了一身，饲的是狗或虎，原本一样的。社会在发展进步中，一年半载后这些声音会结束了吗?[33]
沈从文以他的“狂言呓语”结束了一个社会的时代和他个人的时代，迎接另一个社会的和他个人的时代的到来。
本文转载自“现当代文学研究动态”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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