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爷大妈生育了七个子女（五儿两女）。最小的儿子——我们的小五哥，完全遗传了我大爷雄赳赳、气昂昂的样貌以及过人的胆识。刚成年就去上海这座大城市闯荡了，因着人品样貌出众，被上海本土的小姑娘相中，成了上海女婿。他如同枣树枝头上那颗最大最红的枣子，是大爷的骄傲。那时的交通不便，五哥几年才能回家一趟。他回家的日子，大爷家就像过节一样，欢声笑语不断地沿着小路传向远方。五哥也会在这几天里挨个拜访家族里的长辈。到我家时，我妈端出早已准备好的茶水，我爸和五哥分坐大桌两旁，边喝茶边谈话。我紧盯着五哥看，想看出五哥这个“上海人”与我们的不同。五哥穿了一套西装，布料看上去很好，比大桥头开小店的王小九当“新郎官”时穿的西装还要好；五哥的脸也白，比王小九带回来的新娘子脸还白。除了这两点，其他倒还和以前一样，就连说话也还是“大山芋”腔。
这几天，大爷大妈的嘴巴就没合拢过，大爷走起路来更有劲了，大妈的围裙也忙得卷上卷下不停歇。白天，亲人的思念与祝福在这茶饭酒菜中尽情倾诉；夜晚，家家户户早已熄灯睡觉，大爷家的窗户纸被一盏小煤油灯映得昏黄昏黄，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大爷大妈和想念好久的小儿子促膝长谈，直到村头的公鸡打鸣了才催促彼此赶紧休息。连着几天都是如此，尽管这样，他们的话还是没说尽兴。这不，五哥刚返回上海不久，大爷就找我代笔写信给他了。
我差不多是从读四年级时开始给大爷代笔写信，信都是写给五哥的。大爷也是识得一些字的，年轻时一直任生产队干部，在村里有着“言必行，行必果”的口碑。但他写字不太行，写一封信更难。于是我就成了他的代笔。每到写信时，我端正坐在大桌前，从书包里拿出作业本子，小心翼翼地裁下一张纸，铺平在桌子上，提笔等待大爷口述要写的内容。大爷双手背后，仰着头，双目微闭，踱着方步，边想边说，颇有“七步成诗”的风范。大爷说一句，我写一句。写好后，大爷会让我读一遍给他听。初开始写信时我是照搬大爷所说的，后来随着我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加，我就会把大爷所说的给“添油加醋”了。再后来，我已能揣测到大爷表达不出来的想法，直接用我的理解把它写在信中，大爷听后，除了满意，还有一点点高兴呢。信是撒麦种子时节写的，待到绿色的麦苗在微风中摇曳时才能收到五哥的回信。回信也多是我读给大爷听。我读信时大爷的神情很严肃，就如一位威严的父亲在听儿子汇报工作。有一次例外，五哥信中说他家的老房子被规划在城市扩展范围里，马上要拆迁。大爷听后神色中明显透着喜悦。回去时脚板踏在小路上的咚咚咚声比以往更响了！
大爷的大女儿名字里有个“英”字，我们都叫她英姐。英姐性格极其爽朗，往往是未见其人，已闻其声，还多是笑声。她是枣树上那颗最亮的枣，凭着美貌与豪爽让一位下放知青对她一见倾心。不久后，英姐便随着知青姐夫回了城，英姐也被安排了工作。从农村转战到城市，英姐毫不怯场，眨眼间又成了工作单位里的人气人物。英姐是大爷大妈的主心骨，兄弟姐妹的领头羊，为这个大家庭无私奉献着。每年春节是英姐回娘家待得最长的一段时间。她的到来让原本喜庆的过年氛围又增添了很多乐趣。那几天，我饭碗一丢就往大爷家跑，去“看”英姐说话。相较于说的内容，英姐说话时的神采更吸引我。她与人交谈时神情轻松，但说出来的话铿锵有力，说到高兴处她会仰面大笑，一屋子人也跟着开心地笑起来，哈哈哈不绝于耳。大爷大妈的忧虑，兄弟姐妹家的烦心事都在这笑声里一一化解了。天黑透了，我才回家。小路上落了一层薄薄的雪，雪花落在我的头发上，眉毛上和过年穿的新棉袄上，多么好的年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