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流•散文 | 彭伟：父亲，在笔尖下流淌

我的书柜中，置放着一支黑体银边的水笔。那笔，既是父亲的遗物，又是我的礼物。小时候，每每新年，父亲总送我笔。我长大成人，负笈远游。机场别离，我将入关，眼眶红润的父亲，突然唤住我。他的手指倏忽伸入衣服袋中，热锅中小蚂蚁似的，胡乱地摸索什么。兴许他是找烟吧？遇到急事、难事，心情不好，父亲习惯不停地抽烟。令我诧异的是，一阵慌乱后，他掏出那支水笔，急切地递过来：“拿去吧，到了奥克兰，填入境卡用得着。”我心中黯然，满怀愧怍。愧怍的是，父亲若是一支“大笔”，那么我就是一个“败笔”。

父亲生于1950年。彼时，大家小家都很艰难。家中兄弟姊妹五个，父亲作为老大，才有机会学习。直到初二，他还没有钢笔。像孙悟空舞弄金箍棒一样，两三个顽皮的同学，爱向他转钢笔。囊中羞涩，钢笔遗羞，像尖针刺入父亲的心头。怎么办？“穷家富路”——父亲不吃早饭，省下“口粮钱”，购入一批小儿书，办起暑假书店。夕阳渐下，余晖渐白，他在河畔的空地上，架稳一张小长柜，拼齐三张小木桌，摆好五六个小圆凳，坐等小看客。两册书仅租一分钱。假期结束前，父亲迫不及待地直奔城里，买下一支英雄牌钢笔。

时光如飞，父亲中学毕业，就去城西公社任土记者——通讯报道员，那支老钢笔给他带来新机遇。起初，父亲不善写作。其他同人，不是来自书香门第，就是毕业于师范学校，撰新闻，写报道，作评论，无不得心应手。相形见绌，父亲出身贫寒的饮食业家庭。爷爷、奶奶一辈子只会做烧饼。他们眼中只识烧饼——苏北大饼，大字则不识一个。

未有家学，未入高校，父亲的写作功底薄得就像一碗有汤无米的白粥汤，在同仁面前，透明得一眼就已望穿。父亲怀揣家人的希冀，从不气馁。白天，他跑工厂，下田地，钢笔如衣，贴身携佩；晚上，他读报纸，写稿子，钢笔如指，从不离手；假期他学经验，钢笔如友，陪伴左右。尔时，父亲才十来岁，身形单薄，又节衣缩食，瘦得前胸贴后背，就像一支干瘪的笔囊。夜黑人寂，蛋青色的月光，渗入晕黄的灯光，洒入草屋。身披大衣的父亲，挺着腰杆在灯下奋笔疾书。沙沙的笔声中，咕咕的肚叫声，此起彼伏。父亲起身，搓手呵气，循着月光，冒着寒雾，走近田头，拔起他的“心田绿笔”——长长的大蒜。半碟酱油，一碗热水，两根大蒜，就是父亲别无他选的“夜宵”：蒜伴神仙汤。

常饮神仙汤，父亲下笔有神，篇篇作品像片片雪花，飘遍大江南北。1970年冬天，父亲终生难忘。他与两位通讯员徐应佩、朱霁云，齐赴新华日报社改稿。在那个年代，小城作者受到大报编辑青睐，意味奏响人生高光时刻的序曲。在南京新街口的一幢老楼里，编者讲得孜孜不倦，改得字字珠玑；作者听得津津有味，学得如痴如醉。三篇稿子，即将见报。三人喜庆而归，途经无锡，畅游太湖，摄影留念。其间在公交车站点，父亲瞥见有人鬼鬼祟祟。他仗着身高优势，主动垫后，边推友人上车，边呼小心小偷。“啪”的一声，车门已闭，父亲摸摸口袋，些许现金、那支钢笔，已在推搡中不翼而飞。他未伤感，南京之行在父亲的心底已留下一支“新笔”：握管为器，作文为业。

此后，无论入伍从戎，还是回乡工作，父亲绝不弃笔。他痴情写作经济小言论。改革春风，拂面而来，转起个人的命运齿轮。《不找市长找市场》等小言论，纷纷刊于《人民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领导读后另眼相看，寻到父亲，将他调入县委政策研究室。父亲如鱼得水，持笔前行，逐渐走上部门的领导岗位。

大大小小的稿费，点点滴滴的变化。“这笔可是稿费买的。”父亲送笔给我，自豪溢于言表。我何尝不明白，那不是炫耀，而是企盼——望我像他那样，握笔撰文，书写人生。在父亲心中稳如泰山的笔，在我眼里一度“云淡风轻”—— 笔于我的作用，不是做作业，而是作弊。从小到大，我对学习素无兴趣。平日里，我忙着踢足球，打游戏，看杂书。一到考场，如入战场。成绩不好，战绩不佳，老师的眼睛，同学的嘴巴，往往会“万箭穿心”。面子作祟，就要作秀，我想到了作弊。到了高中，班主任明镜似的，每逢大考，都亲自来监考我。各种作弊方案试过之后，父亲的笔，成为我的救命稻草。我让优秀生将小抄裹入钢笔内壳，传至我的邻桌——老师眼中乖学生的桌上。“某某同学，我的笔没油了，借我下笔？”不及老师、同学多问，我已取过那支笔。班主任未有丝毫怀疑。那支笔写出了答案，也给班主任写出一个巨大的疑问号——彭伟，他怎么作弊的？直到毕业后，他还好奇地问过我。

平日荒唐，来日荒凉——我去高考，无悬无念，败笔败北，勉强混入一所私立学校——三江学院。高校毕业，父母自费送我游学。我才考入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便遇到一位大腹便便的洋人老师。他的肚子很大，固然不及万历皇帝胖得要人扶肚前行，但动起来，几乎是靠挪，一只脚站稳，另一只脚才向前移动。他心宽体胖，平日像对待家人一样善待学生。我也常去和他聊天。有回，我看到他给一篇论文只打了25分。询问才知，那位学生抄袭。第一次抄袭，先给低分，第二次抄袭，将被开除。他在论文末了写下批语：学生最好的名字是诚实，我顿时感到高中班主任心中的问号，完全被拉直，成为我心中的“警”叹号。我下定决心用笔好好参加每场考试，诀别作弊。我的成绩，时有进步，以至于引来学生高价请我代考，我断然拒绝。

笔在我的手中，终于走对方向，归入正途，可是我与父亲渐行渐远。我钟情旧书，搜集名人签名本、涉华英文西书，尝试笔耕，撰写书话，见诸报刊。我想自己正走上守护传统文化的正道。父亲以为藏书不足为道，不可立业。他警告我切勿“玩书丧志”，我讽刺他明日黄花，以牙还牙——小言论早已过时。几次争辩后，活火山变作死火山，两人对话，仅余问候而已。两代人的沟壑，像一对平行线，在时光的隧道中，间距越拉越大。

2006年，父亲罹患癌症，久居南京八一医院，治病养疴。病根溯源，离不开他少年时少食少眠。我自海外归来，榻前尽孝。友人们探望父亲，聊起旧事，我才看清父亲的书生本色。他做人为官，挺直腰杆，从未向组织上提过要求。父亲于病床上，读过我的几篇新作，有了别样的感喟。他说待到康复，打算重操旧业，写点小文。我写作已用电脑，便将那支水笔回送父亲。病情平稳后的一个正月里，父亲突然取出水笔，在他的旧著《经济漫谈》扉页上写道：“此书世代相传，勿遗失。”“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何况一本书呢？兴许他心系健康堪忧，才不舍自己笔尖下的结晶——《经济漫谈》。仅过数年，父亲竟不幸患上白血病。在病魔的吞噬下，人高马大的他，清癯得外皮凹陷，像支枯竭的老笔，写稿谈话，已不从心。2014年的一个清晨，父亲悄然离世。那时那刻，我嚎啕大哭，黑色的水笔倒是安然，仿佛一具逼仄的身影，躺在父亲的枕边。

岁月匆匆，亲情悠悠。父亲十年忌日将至，我整理家中旧书，无意翻阅他的作品剪报集，刚刚看到他的旧作，又无意瞥见那支水笔。我不知不觉地取笔，在剪报上轻轻一划，一道深深的水迹，泪痕似的，跃然纸上。那笔居然还未枯竭，我瞬间泪眼漶漫，不禁思忖：父亲的笔，一头尖尖的，写出的是他的人生；一头直直的，挺出的是他的傲骨；两头擦痕亮亮的，仿佛磨失的旧时光景，映出他的希冀。

忌日那天，秋雨飘零。我又来到父亲的墓前，将那支水笔，放置在他的遗像前方。回家的路上，我特意去一家文具店，买来一支新笔。近来，我写文章又恢复了用笔，让希冀缓缓地流淌在笔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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