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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万超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传媒与舆情研究所所长、书记
郭万超表示，文化向经济学的回归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西方主流经济学用一个简单的“经济人“假设舍弃了许多关于“人”的问题，特别是与人的情感密切相关的文化艺术经济领域，人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人化“。比如被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认为，“有一种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前者因可生产价值，可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可称为非生产性劳动”，这一论述就将文化排除在经济学的范畴之外。当然这与当时的大众文化消费还没有广泛出现的时代背景有关。之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一心想让经济学挤入科学的范畴，所以使经济学越来越数量化、计量化，而文化艺术经济难以数量化，因此，长期被主流经济学忽视。
当然，在非西方主流经济学领域和其他学科，对文化的研究广泛而深入，比如现代化理论的早期代表人物马克斯∙韦伯，把文化作为现代化在西方创生的主要背景。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文化被纳入思想上层建筑或观念上层建筑。同时，经济学的研究也随时代的发展不断拓展其理论视域，人们逐步认识到文化的重要作用。以制度经济学为突破口，文化、习俗等被归入非正式制度的范畴。人们认识到，制度变迁不仅涉及利益冲突，更重要的是受到历史、文化传统和认知模式等诸多重要因素的严重约束。凡勃伦认为，文化认知模式是作为形式化规则的正式制度安排的灵魂，它具有使形式化规则具有生命力的价值，“没有这些价值，外在制度形式将成为死的骷髅”。“这就是为什么自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讲演后，诺思一直就在惦念着：信仰体系或文化认知模式怎样构成了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关键性因素？”
除了经济学基础理论，另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文化日益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文化产业或创意产业发展日益许多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文化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力量。因此，文化经济学也悄然兴起，虽然没有进入主流经济学体系，但对现实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文化经济学包含艺术经济学、文化产业研究、文化政策研究、传媒经济学等方面。
郭万超表示，拓展文化经济学有两个重要向度，第一个维度是文化科技融合产生的新业态、新模式、新消费，特别是数字技术对文化经济或文化产业的挑战。其一，数字经济改变了规模经济概念。尤其是改变不少文化行业过去难以规模化的难题，比如，过去的演出，最大的剧场也就几万人，现代的直播或移动媒体使观众扩大到数亿人。数字经济的出现使文化企业的规模实现指数级扩张，而且企业规模扩张的的速度大大加快。其二，数字经济改变了传统经济的生活方式。由于许多文化类的数据的存在，使得创意、技能、想象力都变成了生产要素。虚拟世界、游戏中的道具等非物质经济的发展，使得生产要素或产品的复杂程度大大增加。其三，数字经济改变了成本收益的概念。在传统经济的研究范式中，对摩擦成本、交易成本等相关成本的关注占很大比重，然而现在零成本、免费商业模式的出现，对经济学提出了巨大挑战。第二个维度是需要强调经济的人文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经济必然内含更加丰富的人本内蕴属性，必然更多体现经济的人文价值和关怀。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以人民为中心，是为了解放人、发展人、成就人，必须摒弃“见物不见人”、缺乏人文关怀的资本主义生产特性，必须坚持让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的根本原则。
书 名：《文化经济前沿课》
主 编：金巍、杨涛
页 数：264
字 数：190千字
定 价：46元
书 号：978-7-5115-8384-0
出版时间：2024年10月
简介：本书由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和人民日报出版社共同策划推出，邀请到十几位相关领域知名专家联合编写，从文化经济的经济理论、产业形态、政策研究等三个方面提供了12讲精华内容，涵盖了文化经济研究的主要问题，既有基础理论解读，也有前沿问题观察，能够为相关部门广大干部、研究者以及实践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是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非营利性高端金融智库。研究院旨在全面服务于国家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战略目标，着重服务于北京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各项重要任务，打造首都地区金融智库协调发展平台，有效聚合中央、北京、在京高校及社会金融智库，取长补短、协调配合、形成合力，更好地为北京“四个中心”建设服务。同时也致力于为金融机构和工商企业提供应用性咨询服务，并为经济金融人才提供多层次、标准化或定制型的教育培训服务，努力为现代化金融人才的成长提供更多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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