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简报｜立言首都金融论坛·第49期：“新时代文化经济发展与研究座谈会暨《文化经济前沿课》新书发布”成功举办

会议第一部分是开场致辞环节，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图书联合主编杨涛，人民日报出版社总编辑丁丁作开场致辞。本次会议由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崔红蕊主持。

主持人：崔红蕊

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杨 涛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图书联合主编

杨涛从纵向、横向和未来三个维度出发，分享了研究文化经济学价值的重要性。

第一，从纵向角度理解文化的经济学价值。在经济社会不断演变的过程中，制度的作用愈发受到各方高度关注。今年三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主要成就是研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如何影响社会繁荣程度的。早期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曾青睐制度经济学家，如1998年诺奖授予印度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表彰其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此外，2015年和2019年都赋予跟制度研究有关的经济学家，表彰他们对于公平、福利、应对贫困等等方面的贡献。

一般而言，制度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组成。正式制度是指法律法规等硬性的制度规则，而非正式制度通常包括文化、习俗、伦理等内涵。尽管以文化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但由于其难以被实证计量的特性，往往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分析之外。近年来，越来越多经济学家希望克服这一挑战，研究非正式软性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当然，这也是对过去文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的延续，例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开创性地从文化和精神层面解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因，认为资和新教伦理的某些观念密切相关，由此可见，现代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背后有一些文化精神价值可以进一步思考。与此同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也存在着大量的文化要素值得研究。从历史的纵向角度来看，文化的经济学价值非常突出。

第二，从横向纬度比较文化的经济学价值。伦理作为一种与法律相对应的“软约束”，是广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伦理对金融发展具有规范、引导和激励作用，既能够促进金融创新，又可以有效约束超出伦理底线的金融行为。从金融发展轨迹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东西方金融伦理自中世纪以来产生了明显的分流和差异。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将经济学和伦理些结合起来；在西方近代，以亚当斯密、大卫休谟等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也重视分析经济发展中的道德情操、道德伦理。而在西方金融思想、金融伦理与金融实践的交织碰撞中，萌生了一些现代金融组织要素。

而在我国历史中，以富民厚生、义利兼顾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思想，对凝聚社会共同力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伦理秩序起到了重要的规范和导向作用。然而，儒家思想在走向现代经济社会后未能形成“微观”约束机制，提倡的宗法与专制相结合的“家国同构”德性主义经济伦理甚至在一定程度抑制了商业活动，进而制约了我国现代金融伦理与金融活动的发展。由此可见，从东西方横向比较的角度来看，文化的经济学价值同样十分突出。

第三，从未来维度来看文化的经济学价值。马斯洛需求理论从心理学视角出发，将人的需求分为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认知需求和审美需求。现代经济活动归根结底是服务于居民部门效用的，但除了衣食住行等基层需求的效用较容易判断外，包括文化在内的精神层面的家价值却难以进行定价。我国在长期的工业化过程中，已形成了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完备的的制造业大国和强国。然而，未来要从制造业大国向服务业大国迈进，归根结底需要文化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来说，需要充分培育、激发、服务人更高层面的来自精神的需求。当前，我国对于人精神世界消费和需求的重视程度有待提升，因此探讨文化通过满足精神消费而带动产业升级与变革就是重要切入点。以霉霉的“时代巡演”为例，在2023年为期八个月的巡演中创造了10.37亿美元的票房收入，带动了巡演城市的相关产业和商业活跃度。再比如房地产领域出现的“阿那亚社区”现象，说明了文化品牌也为房地产领域带来了价值加持。

在未来，无论是研究“文化+金融”的互动，还是文化在更广义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应慢慢跳出过去宏大的叙事方法，从具体层面探讨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发酵作用。

丁 丁

人民日报出版社总编辑

丁丁介绍了《文化经济前沿课》发布的背景和主要内容，并在致辞环节中对各位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文化经济前沿课》的两位主编，以及编写团队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文化金融研究中心、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金融科技50人论坛（CFT50）表示诚挚敬意与感谢。

丁丁指出，随着我国步入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模式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升级。在此背景下，对于人文经济学的研究是必要且重要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经济”点亮浙江经济》中提到，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文化与经济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社会发展的轨迹。在此背景下，一本能够将学术深度与通俗表达巧妙融合，深入剖析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图书，是一座精心搭建的桥梁。书中将这两个复杂而迷人的世界紧密相连，引领读者深入探索这片既充满机遇又富有挑战的前沿领域。

丁丁表示，该书凝聚了作者团队无数的心血和智慧，以敏锐的洞察力、扎实的研究和深入浅出的笔触，绘制了文化经济前沿的精彩画卷。从文化经济的基本命题到文化经济的基本经济形态和产业形态，从文化经济政策到文化经济研究的重要性与时代意义，从艺术市场、创意经济到文化经济与地方协同发展等等，该书承载了各方对文化经济发展的关注与期待，为学界、业界以及对文化经济感兴趣的广大读者提供了可贵的思考路径。

最后，人民日报出版社将继续出版有价值、有意义、有前瞻性的书籍，通过知识的传播助力经济、文化各行各业的发展，激发更多的思考碰撞与创新。

会议第二部分是图书发布环节，由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图书联合主编金巍作《文化经济前沿课》新书发布。

金 巍

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图书联合主编

金巍就《文化经济前沿课》的主要构思与感想进行分享。

首先，金巍介绍了该书主要包含的三个部分内容。第一部分讨论文化经济化，从经济学视角分析文化生产，包括文化经济学的新发展、文化资源资本化、文化产业经济和文化经济与地方发展。第二部分探讨与文化相关的产业形态，比较不同国家对文化产业的称呼，并分析文化产业的多层面经济影响。第三部分深入文化经济政策，梳理文化财政政策、文化税收政策、文化金融政策、文化贸易政策、文化土地政策等多个维度，并探讨数字文化产业政策的全球趋势与中国演进。

金巍就编写此书时的感受进行分享。一是文化经济研究的重要性与时代意义，指出实现文化强国目标需要文化经济的支持，中国文化需通过交易走向世界。二是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二者路径的区隔与融合。经济与文化是互动的关系，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经济中存在非正式制度的软性文化。三是数字经济范式转换对文化经济带来的影响。数字文化经济越来越成为文化经济的一大主题，其中包括文化数据资产入表等新命题。四是文化经济研究与中国特色文化经济发展相结合的问题。对于我国文化经济的研究，要在借鉴国际文化经济发展经验的同时做好两个结合，一是结合中国实际，二是结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会议的第三部分是主旨演讲环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意娜，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传媒与舆情研究所所长、书记郭万超展开分享。本环节由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金巍主持。

张晓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张晓明围绕文化经济学的对象范围、研究起点、体系建设等问题展开分享。他指出，文化经济学需明确研究对象，自己的研究历程从90年代的知识经济与国家创新体系开始，涉及知识经济、国际传媒研究和国际文化贸易。他认为文化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分支，而中国的研究多从文化语境谈经济学，应转变为在经济学语境下谈文化。

张晓明强调，文化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文化艺术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特点是“意义”。符号与文本构成产品的表现性价值，与功能性价值构成分析文化产品经济规律的基本矛盾和逻辑起点。他提出文化经济学的体系建设模式，以符号和文本作为文化意义的载体，艺术家的创意思想创造为起点。文化产业同心圆模式包含三层：核心圈层是意义文本，第二层是文化符号的物理产品，第三层是为相关产业提供附加值的产业。

最后，张晓明讨论了数字化变革对文化经济学的挑战，包括经济学总问题从稀缺性转向丰裕性，总规律变化，市场环境变化，以及治理形式面对原始创新的审慎监管。他认为文化经济学应从传统经济学向演化经济学体系转型，需要经济学与符号学的多学科综合交叉研究，在数字化变革下，文化经济学正处于变革的转折点。

意 娜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意娜就中西方文化经济概念差异、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语境及未来趋势进行了系统阐述。她首先指出，中西方在文化经济概念的理解上存在明显差异。她指出，中西方对“创意”理解不同，中国强调原创过程与结果，西方看重个体创造性活动的能力，影响双方经济策略。

意娜指出，文化经济的理解需要与时俱进，当前文化经济在产业发展中面临两个重要语境。一是"人文经济学"概念的提出，关键在于把握文化传承、高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三者的融合。二是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对文化领域的深刻影响。自2019年以来，全球文化产业已经全面转向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方向，这已成为时代主流。在这两大语境的作用下，中国文化产业已形成独特发展模式，需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道路，重新阐释文化产业概念，传达中国特色文化话语体系。

意娜展望文化产业未来发展，认为驱动力将更丰富多元，文化价值传递将更多层次，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需经济支持。她强调，在人文经济学背景下，文化产业发展的价值传递机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需构建更加开放、互动的价值传递机制，让人民群众更多地参与到文化创造，真实现文化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理念。

郭万超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传媒与舆情研究所所长、书记

郭万超认为，文化向经济学的回归是必然趋势。他指出，西方主流经济学因“经济人”假设忽略了文化艺术经济领域，而文化是人化的体现。亚当·斯密将文化排除在经济学范畴之外，这与当时大众文化消费未广泛出现有关。随着时代发展，经济学理论视域拓展，文化、习俗等被纳入非正式制度范畴，认识到制度变迁受历史、文化传统和认知模式等因素的约束。凡勃伦强调文化认知模式对制度安排的重要性。

郭万超提到，文化经济学虽未进入主流经济学体系，但对现实有积极推动作用，包含艺术经济学、文化产业研究等方面。他强调拓展文化经济学的两个重要向度：一是文化科技融合产生的新业态、新模式、新消费，尤其是数字技术对文化经济的挑战，如改变规模经济概念、生活方式和成本收益概念；二是强调经济的人文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应体现更多的人本内蕴属性和人文价值关怀，以人民为中心，解放人、发展人、成就人，摒弃资本主义生产特性，坚持让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