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言评论 | 陈若熙、张五明、孟烨：生物医药——“永不衰落的朝阳产业”

■陈若熙　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政策性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五明　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政策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孟　烨　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政策性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生物医药产业是生命科学和生物科技发展到应用阶段的产物，发展至今已经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工程技术、先进机械技术紧密融合，形成了覆盖上游研发、中游生产、下游应用的完整系统。

图1  生物医药产业链概览

前端研发环节是生物医药产业价值链能级的核心支撑，也是全球生命科学和医药健康领域竞争与合作的核心支点。随着美、欧等西方国家日益强化对华技术封锁与企业制裁，生物医药底层技术的自主研发和关键基础设备的自给能力越发关键。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生物医药产业“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体现了我国把握国际产业发展新趋势、破局“卡脖子”困境的紧迫需求。具体来看，这一研发要求从环节板块上可简要分为前沿生物技术研发、关键原材料研发和相关研发设备供应三部分：

前沿生物技术研发最具前瞻性、探索性和引领性，是产业创新和价值空间拓展的根基。目前，我国生命科学、生物科技基础研究进展卓著，在基因编辑、再生医学、类脑科学、微生物组学等方面取得多项重大突破，使细胞与基因治疗、合成生物等前沿技术突破培育拐点，步入产业化规模化发展阶段。

生物材料研发综合运用材料科学、生物医学工程、化学、药学等多种学科基本理论及其核心技术，致力于解决生物相容性、稳定性、可控释放性等关键问题，从而为中游规模化生产制造和下游集成应用环节稳定供应定制化、个性化基础材料，提高药物递送、生物传感等核心功能质效。

研发设备则是最易为人忽略、但对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全链条发展都起到“卡脖子”作用的关键短板。国家发改委公开数据显示，三大类生物类科学仪器的平均国产率一度低于5%，截至2024年上半年，冷冻电镜、质谱仪等高端科研设备极度依赖进口的现状仍未改变，已经成为决定生物医药前沿研究质效的关键赛道。

表1  2016-2019年国内生物类科学仪器采购统计

我国生物医药产业中游主要生产药品和医疗器械两大类产品，由化学药生产和基本医疗器械制造起步，发展至今形成了涵盖化学药、创新药、中药三类药物和体外诊断设备、医疗设备、医用耗材三类设备的庞大生产体系。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健康消费促进政策”“引导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意在推动药械产品生产提质量、降成本，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医疗需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发展机制，使中游生产环节的未来方向和盈利支点更为明确。

图2  2018-2023年我国生物医药中游市场规模变化趋势

药品生产依然是中游生产环节的主要盈利部门，又以技术最为成熟、适应病症广泛的化学药为核心产品。2023年，化学药约占全球药品市场的72.4%，但是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22年，我国化学药、生物药、中药市场份额分别为47%、28%、25%。随着各地医药绿色化、高端化、智慧化生产要求逐渐清晰，首仿药、创新药和绿色生产的原料药已成为化学药竞争的核心领域。我国生物药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强劲，疫苗、细胞治疗等核心产品增长迅速且远高于其他品类水平，已经成为医药领域中最具产品附加值和应用潜力的部分，在部分疾病谱领域已经开始取代化学药成为主流治疗方案。中药则是我国历史传统最为悠久的药品部门，除医药价值外还具有深刻丰富的文化意义和战略意义，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应用新技术与新剂型推动中成药和中药饮片现代化、规范化、质量化生产是当前及下一阶段中药部门的核心发展任务。

医疗器械制造在我国已有70余年的发展历史，目前已经成为我国生物医药产业中游市场规模增长的重要驱动力。2022年，全球医疗器械市场规模约为3.5万亿，我国占比超过三分之一，影像诊断设备、体外诊断设备、低值耗材是我国三大主要产品。面向国际生物医药产业竞争和欧美等国的技术封锁，体外诊断试剂、高值耗材、高端医疗设备及其零部件的国产化替代意义重大，是我国政策支持和行业投资的重点领域。医疗器械高速增长和国产替代加速有望形成产业发展的双重驱动力。

我国生物医药产业下游可大致分为流通与应用两大板块。其中，流通环节是连通中游核心产品与终端应用市场的重要桥梁，主要包括销售、配送、储存和售后服务等细分部分。随着人口老龄化和“银发经济”市场潜力的激发凸显，互联网医院等新型医疗模式出现，医药及设备流通领域出现了线上药店、智慧药房、DTP药房（直接面向患者提供专业医疗服务的药房）等新流通主体，直接改变了医药流通的成本结构与盈利模式。未来，以医药电商为核心的零售模式有望成为医药和To C端设备的主要销售渠道，这将与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等改革任务构成合力，共同推动医院药店等传统流通主体由利润中心的销售模式向成本中心转型，更好服务药械普惠化、便捷化流通，从而助力构建生物医药产业和大生命健康产业深度融合的产业应用格局。

应用环节则为生物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关键动力，目前已经形成了囊括临床应用、健康管理、康养服务、智慧医疗等全类型、多层次、多主体、多业态的丰富谱系。

在临床应用方面，随着我国优质医疗资源加速扩容下沉，低线城市、县域医疗市场的增量机遇凸显，药械产品与诊断技术应用的临床化、低成本化将成为行业大势，通过制定市场切分和目标定位策略，生物医药企业将拥有更多、更典型、更贴近消费者的市场机会。

在健康管理方面，我国健康消费出现主体年轻化和需求多样化的趋势，过去被动式、碎片化的医疗需求逐渐向主动式、一站式健康管理升级转变，具有综合服务能力的“4S店型”健康服务商将成为健康消费的前沿形态，为全景式引进产业资源的地区开拓了价值挖掘新空间。

在康养服务方面，我国社会人口结构出现历史性变化，“健康中国”战略统筹推进，妇幼、青少年和中老年的康养意识与消费意愿迅速提升，推动生物医药产业与生活性服务业深入融合，将成为各地高起点、高水平打造康养服务新增长点的重要方向。

在智慧医疗方面，“信息技术+”已成为产业应用变革的关键动力，通过“智能装备+智慧系统”双轮驱动，智慧医疗既能催生移动医疗、精准医疗等未来业态，也能够打破行业信息壁垒、强化消费者需求感知，将日益成为决定应用上限的关键力量，成为各地抢占生物医药应用市场的重要支点。

生物医药产业兼具经济与公益属性，市场需求稳定且产业升级延伸领域广阔，不论是在全球还是在我国均具有稳定上升的产业市场，是未来各地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的重要赛场。2016-2025年期间，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市场的平均增长率预计可达到15%以上，将远超全球市场增长速率，占全球市场比例稳步提升。在此背景下，我国生物医药行业相关政策不断出台，党的二十大、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二十届三中全会均大力推动医疗、医保、医药“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产业高质量供给向前追赶人民群众前沿健康需求，为市场资源挖掘、渠道开拓和规模扩容奠定了政策底盘。同时，从社会投融资情况来看，2023年药企“出海”、行业去库存周期结束、一批创新药专利即将到期，预示着我国生物医药产业融资即将步入新一轮上升周期，未来资本热度有望“触底反弹”，迎来新一轮社会投资新高峰。基于此，各地应当紧抓新一轮产业发展机遇，全面研判市场需求与行业趋势，加速引聚生物医药创新力量，以政策、资本倾斜带动本地产业能级的迅速提升。

图3  2019-2023年全球和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市场规模变化情况

创新是推动产业发展的动力源泉，这一特点在生物医药产业领域更为鲜明。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构建“未来产业创新投入增长机制”，并将医疗装备纳入”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中，要“全链条推进技术攻关、成果应用”，事实上为各地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指明了两大核心方向。

其一是，构建创新投入增长机制是创新成果转化为真实产能的关键。我国生物医药产业正值由仿制追随迈向原始创新的转型升级阶段，产业专利发明授权数、药品批准上市数量等核心创新指标飞速增长。这期间涌现了许多生物科技创业企业，面临高昂的研发成本和5-10年的长回报周期。据测算，一项新药由确定研发方向到最终批准上市，其平均研发成本可高达28亿美元，但在完善的创新投入增长机制支持下，新药上市能够为企业带来近30%的年复合收益率。因此，各地应强化对企业的要素和服务支持，协助企业撬动各方资本，引导企业合理规划资金投入、全力攻关核心项目，加速形成良性运转的盈利循环。

图4  2016-2023年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核心数据

其二是，整合供应链、延长价值链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从我国生物医药产业供应链方面看，美国自2018年起对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进行制裁，关键技术引进困难，上游中空纤维模柱、白蛋白等关键材料进口价格高昂，均需下大力气进行国产化攻关。同时，从我国医药工业出口的情况来看，超过80%的出口产品为价值链中低端的原料药和医疗器械，西成药、生化药等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不合理。因此，各地需要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中高端转型进程，尽快实现中高端产品的高精度、规模化自主生产，提升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安全性和可控性。

图5  2024年上半年我国医药产品出口情况

生物医药产业是典型的具有较强国际化潜质的产业，融入国际市场是产业实现进一步跃升的重要驱动力。从理论和规律上看，医药医疗在本质上是普世的，疾病、适应症等健康需求通常不因国籍、种族而产生质的差别，生物医药企业天然地拥有全球市场基本盘。因此，“出海”发展是生物医药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历史和实践上看，我国现代生物医药产业是“舶来品”，具有海外经历和全球化视野的人才是产业孕育的重要力量，学习、跟进、追赶西方先进成果则是产业发展的核心路径。因此，在产业全面进入成熟期之前，对接学习国际市场仍将是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同时，作为全球科技博弈和战略竞争的前沿领域，开拓国际市场是我国铸造生物医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选择。从研发实力和市场占有率来看，我国企业与国际领军企业仍有较大差距，尚不具有国际竞争优势与创新优势。2024年《制药经理人》杂志发布的全球制药企业TOP50榜单中，我国仅上榜4家企业，分别位列第33、38、42和48位，且平均研发投入占比仅为13.63%，与榜单前十名的平均占比（22.96%）差距突出。

图6  2024年全球制药企业TOP4与我国上榜企业对比

基于此，2022年国家发改委将“新型抗癌药物”“细胞治疗药物（禁止外商投资领域除外）”的研发生产列入《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3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提出“支持外商投资在华设立研发中心”“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及其设立的研发中心承担重大科研攻关项目”；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则要求“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一方面，通过鼓励国内医药企业“走出去”，可以借助海外更成熟医药市场的“鲶鱼效应”，激励国内企业学习借鉴先进管理经验、建立高效研发机制；另一方面，支持外资企业“引进来”，也可以为国内生物医药市场构建更有活力的竞争和投资氛围，带动更先进、更多元的医疗产品及服务走进居民生活。

因此，各地应重点完善生物医药产业的国际化发展战略，以“引进来”“走出去”利用好国际市场的信息优势和要素资源，增强我国医药企业的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带动形成一批差异化的医药和医疗器械创新成果，助力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在国际竞争合作中建立更多优势支点。

在我国生物医药高速爆发式增长的同时，生态培育的滞后性问题逐渐显现。完善政策体系对于缓解高速发展带来的负外部性、推动要素资源优化配置意义重大。一方面，从研发端来看，我国研发布局仍具有较强的逐利性，研发成果的高回报率导致了“扎堆”创新布局与同质化竞争的问题，需要宏观调控力量加以调节。总体来看，以I类新药的靶点分布计算，我国65%的新药研发布局在肿瘤和免疫调节领域，其中，仅KRAS G12C突变靶点就已有超过20款国内管线进入临床阶段，但国内每年携带该靶点的新增患者仅为3-4万人。该问题不仅浪费企业资金，也会占用大量临床资源，导致资源要素不均衡供给，催生负外部性。另一方面，从应用端来看，我国生物医药体制机制仍处在探索期，药事会审议频率低、医疗机构品规限制等问题尚未形成普适的解决方案，制约了创新药、生物药等前沿成果实际应用的潜力与空间，加剧了我国生物医药研究成果转化率低下的问题。公开数据显示，我国临床研究数量占全球临床研究的30%以上，但科技成果转化率一直停留在5%上下。

图7  2023年全国I类新药靶点分布

为此，二十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完善产业政策和治理体系”“健全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发展机制”等产业工作部署，这体现了国家在产业自主创新的能力和生态问题日益暴露的关键节点，发力构建产业生态，从而助力衔接创新链和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更好地培植产业可持续创新能力水平的战略意图。基于此，各地应当紧跟国家战略部署，加快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创新，推动产业关键要素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以完善的政策和健全的生态助力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构建并融入大区域产业集群、强化规模驱动效应是后进地区加速培育生物医药增长极的重要路径。在我国《“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区域建设生物经济先导区，《“十四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支持10个左右城市打造医药产业创新高地的战略导向下，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垂直扩散与水平引领能效不断强化，三类核心集群有力辐射全国主要地区，为各地扩大产业规模、提高经济性构筑了坚实基础与关键跳板。

其一是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为代表的产业发展引领集群，代表着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前端研究和成果应用的高端水平。其中，京津冀地区共有20余个P3及以上生物医药实验室和15个国家级产业集群，以药械生产和医疗服务为核心方向，着力构建北京研发、津冀转化应用的协同格局，昌平、怀柔等核心园区在生物药研发和精准治疗技术等方面成绩突出。长三角区域共有11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和14家世界500强医药企业总部，是我国招引世界级医药企业的核心阵地，以上海、苏州、杭州为创新驱动，合肥、南京、泰州、连云港、无锡、徐州等城市制造协同的产业格局发展迅速，张江等核心园区已率先迈入产业发展成熟期。粤港澳大湾区则依托强大的资金实力、制造业基础和区位优势，拥有8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和40余个生物医药上市企业总部，是我国彩超、超导磁共振成像、移动CT等高端医疗器械的诞生地，目前正大力建设以广州、深圳为驱动，以香港、澳门、珠海、佛山、中山为支撑，东莞、惠州、江门、肇庆为依托的高端医疗器械发展格局。

其二是以成渝都市圈和长江中下游区域为代表的国家生物安全战略支撑集群，是我国国家战略储备的重要基地与维护国家生物安全的前沿战线。其中，成渝区域自然环境条件独特，拥有6所医学院和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以成都药品研发、重庆器械制造为核心的产业链差异化发展战略清晰，先导、华西海圻、药明康德等创新性研究服务以及CRO综合服务企业的带动效能突出，在“三医”融合发展和大健康应用探索等方面已经形成了区域先发优势。中部地区拥有5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和25家生物医药上市企业总部，以湖北武汉东湖高新区为区域产业核心承载地，建有全国唯一一个P4级别生物实验室，是我国开展高级别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中心场所，为我国对抗新冠肺炎疫情、防范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三是以东北、西北等区域为代表的大健康应用新兴集群，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延伸发展的新生力量。其中，东北区域依托政策强力支持和院校研发基础，在耗材供应、医药生产、设备制造、医美服务等产业中下游特色领域积极布局，仅在2021-2023三年内就成功孕育了8家医疗创新上市企业，目前已拥有3个P3及以上实验室和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市场活力不断迸发。西北区域则以内陆区域广阔市场为依托，大力发展医疗生产配套与服务配套，目前以陕西西安、甘肃兰州等地为支点，已经建成4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在中医、民族特色药品等方面形成较好基础。

图8  国家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区域分布情况（单位：个）

当前，生物医药的全球科技博弈烈度日益增强、大健康产业的“全民需求时代”加速到来，各地应紧抓区域产业协同关键机遇，研究明确产业合作重点、现实路径与长效机制，探索通过生物医药创新协同、产业协同、利益协同，实现产业规模可持续增长、发展成果更广泛赋能，在集群和区域有序竞争、优势互补、融合共生方向上加速迈进，推动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高起点、高水平、高质量迈向新增长。

生物医药产业板块多、链条长、环节丰富，是典型的应用需求驱动型产业。在医疗机构普惠化、下沉化发展的总体趋势下，产业的关键应用载体先于产业形成，使生物医药产业相较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基础技术引领型产业具有更为鲜明的应用和市场驱动属性。因此，基于多元需求，各地培育生物医药产业的策略灵活度较高，可采取全面对接、全链发展的总体策略。围绕产业前端研发门槛高、中端生产盈利点清晰、下游市场快速发展的总体链条格局，具有产业基础的地区应当重点完善前端科研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则可灵活切入中游和下游的各个赛道进行先导布局。

一是紧密关注国内外生物医药科研的最新动态与趋势，重点关注、深入研判处于科研前沿、具有重大突破潜力的领域，分析本地资源要素基础与对应领域的契合点，明确布局相关技术研发的优势与不足，加强与周边、全国先进地区优质研发机构的交流与合作，针对性引进、协作、共享科研资源，推动创新要素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

二是聚焦基因组学、遗传细胞、合成生物学、器官芯片等具有广阔应用前景的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引导本地及周边产学研用机构联合建立或龙头机构牵头建立一批创新平台，鼓励各平台引进先进设备、培养专业人才、开展前沿研究，积极申请国家和各级专项研究课题，为本地生物医药产业的长期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强力技术策源支撑。

三是重点强化共性技术的联合攻关与自主创新，聚焦小分子药物设计筛选、药效及安全性评价、药代动力学、细胞培养基材料等关键共性技术领域，以突破国外技术垄断与封锁为目标，组织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团队进行联合攻关，实现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自主可控与领先发展，助力我国在国际生物医药科技竞争中获得话语权与竞争优势。

一是打造集研发、生产、测试于一体的综合性中试平台，配备先进的仪器设备、完善的工艺流程和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布设工艺车间、材料质检实验室，为科研机构、医疗机构和生物医药企业提供产品试制、工艺放大熟化、质量性能检测、二次开发实验等全流程服务，助力提升技术、产品的质量和稳定性，为后续规模化生产和应用奠定坚实基础。

二是探索构建以各级医学中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医临床研究基地等为核心，以医院研究性病房为重要支点的临床研究体系，配建临床研究质量促进和管理中心，围绕基因组学、结构生物学、计算生物学等新靶点技术成果开展临床试验，并通过增加临床研究相关绩效评价指标的方式，逐步提高医院成果试验与转化收入占比。

一是重视生产载体建设，项目引进与落地均应全面考虑产业集群规划，前瞻完成制药产业园区规划，在园内优先落地定制化用地、设备购置与升级补贴、人才服务与保障等政策支持。同时，重点加强制药上下游企业间的协作与资源共享，构建完善的供应链体系，实现制药原料与服务资源的高效配置，大幅降低制药成本。

二是大力推动化学药向首仿药、创新药生产升级，借力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MAH），积极承接先进地市有外迁需求低污染的创新化学制剂产业化项目，围绕肿瘤和免疫等强需求领域，建设化药“创新飞地”。同时，建设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化药创新联合体，共同推动化学药生产绿色化、高端化、智慧化升级。

三是重点布局生物药创新体系，出台相关配套政策，积极承接生物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落地，聚焦临床便利性要求高的临床二、三期项目，以肿瘤相关的细胞治疗为主攻方向，直接吸引自带成果项目团队。围绕疫苗和细胞治疗等市场空间巨大的领域，大力招引CRO、CDMO落地，高标准建设药品试制实验室，夯实主体与载体支撑。

一是优先选取医学影像设备进行医疗器械制造布局，引导本地医疗器械制造企业与临床机构合作开展关键技术研发，并探索将技术成果向各级医疗机构应用推广与下沉覆盖。紧抓医疗器械智慧化发展趋势，对接引进信息技术企业医疗服务板块，共同推进智慧医疗数字化创新和高端医疗装备制造，为本地互联网医疗服务、智慧大健康发展奠定设备器械基础。

二是顺应体外诊断发展趋势，围绕免疫诊断、分子诊断和基因检测等重点方向，引进行业龙头、隐形冠军企业和重大产品生产基地等旗舰项目，快速形成产业集聚基础。重点布局癌症早筛、产前检测、生育健康、传染病监测等方向体外诊断产品的研发和生产，联合本地医疗机构组建面向肿瘤、心脑血管等重大疾病的基因检测技术应用示范中心，打造体外诊断（IVD）产业化基地。

三是大力完善配套服务布局，围绕项目上下游服务需求，整合本地、引进先进地区医疗器械产业创新创业资源，稳步推进体外诊断、医疗影像等领域CRO、CDMO等超级工厂和平台建设，布局生产制造、国际合作、仓储物流、包材配套、检验检测、产品展示等多功能分区。精准招引癌症早筛、产前检测、生育健康、传染病监测等领域龙头企业，打造具备引领效能的先进应用场景和体验中心，全面推动医疗器械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实现精准生产与定制化生产。

一是依托本地医疗机构，优先开展健康大数据库构建工作，定期开展全民健康影像体检，结合其他基础医疗数据，分析整理形成较为完整的居民健康档案并建设统一数据平台，实现全民健康信息数据的共享共用。同时，支持本地医疗机构数字化转型，鼓励企业开发健康监测、远程医疗、健康管理等服务应用，满足个性化、多元化健康需求，推动健康产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提升全民健康水平。

二是依托健康大数据库建设基础，全力对接引进国内互联网医疗龙头企业，大力构建互联网医疗网络，向用户提供疾病风险评估、慢性病管理、家庭医生、在线咨询、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管理、健康管理、健康检测监测、医学社区、远程会诊等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支持第三方机构参与互联网医疗建设，鼓励开发医疗健康管理软件、移动医疗APP等创新应用，提升医疗服务可及性与便捷性，促进医疗健康信息互联互通，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高效、优质的健康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