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文献解读】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溯源：人口红利还是教育红利？
以下是今日推荐的文献标题（原文链接、关键词等详细信息请见推文末尾）：
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溯源：人口红利还是教育红利？
摘 要： 在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充分挖掘人口资源优势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影响作用至关重要。 文章利用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2000—2021年劳动要素在我国经济中的贡献作用与门槛特征。 结果表明：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口红利与教育红利长期存在，教育红利一直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素；而在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人口红利的波动特征更为明显，人口红利与教育红利随着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提升而减弱，随着产业高级化的推进而增强。 由此提出，要在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稳定人口增长速度，促进教育人力资本的持续提升以及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而如何充分发挥人口资源优势一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核心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同人口红利密不可分，而人口红利能否在新常态时期得以延续也成为人们关心的重要议题。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变迁倒逼要素配置结构调整，人口资源的经济效益呈现出由数量向质量转变的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自然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结果并不具有区域普适性，人口资源的需求结构表现出时空分异特征。
因此，在肯定人口红利的同时，有必要反思在产业结构变迁中经济增长动力是劳动力规模扩张所带来的红利效应，还是劳动力质量引致的教育红利。
二、背景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变迁倒逼要素配置结构调整，人口资源的经济效益呈现出由数量向质量转变的特征。
在历史、自然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结果并不具有区域普适性，人口资源的需求结构表现出时空分异特征。
2012年，中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并在2015年超过50%，初步形成了“三、二、一”的产业格局，伴随而来的是人口红利的减弱，而以人力资本积累为代表的教育红利、健康红利等新型要素资源逐渐进入社会变革的视野。
从劳动力自身所释放的经济动能来看，一方面可以通过数量累积获得人口红利，另一方面劳动力自身所具备的技能、知识等人力资本属性又具备创造教育红利的潜力。
产业结构变迁则表现出时期与地域层面的不平衡性，从经济结构的内在耦合层面来看，产业结构变迁往往会引发劳动结构的调整，进而影响经济的平稳增长。
因此，本文从产业结构变迁视角出发，探究教育红利与人口红利的经济贡献及可能存在的门槛特征，从而为新格局下中国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一定的实证依据。
三、理论框架与假设
本文的理论框架建立在人口红利与教育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分析上，探讨了产业结构变迁对两者影响的门槛效应。
人口红利一方面源于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另一方面来自劳动力的低廉成本，尤其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往往大于边际成本，弥补了资本匮乏导致的生产缺口。
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劳动力资源的成本优势逐渐被科技革命衍生出的新技术所替代，经济增长对劳动数量的依存程度逐渐减弱，人口红利进入了蛰伏期。
教育红利则在人口红利减弱的过程中进入持续强化的过程，特别是学历教育的普及，促进了劳动力技能水平的整体提升，形成了以人口数量为基础，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劳动要素特征。
产业结构变迁对人口红利与教育红利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可能存在门槛效应。
本文提出四个假设：
H1认为教育红利的经济贡献大于人口红利；
H2认为人口红利的变化速率快于教育红利；
H3认为产业高级化促进了劳动红利效应的扩大；
H4认为产业合理化对劳动红利存在约束效应。
这些假设旨在从非线性层面为人口红利和教育红利的动态变化及内部差异提供分析框架，并从产业合理化与产业高级化两个层面分析经济增长的门槛特征，为不同的产业结构调整目标提供要素配置依据。
通过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探索，本文旨在揭示产业结构变迁下人口红利与教育红利的非线性特征，为新格局下中国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实证依据。
四、研究设计
本文的研究设计主要包括样本选择和指标测度两个方面。
在样本选择上，本文选取了2000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覆盖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具有较好的代表性。由于数据缺失，研究未将港澳台地区与西藏纳入分析框架。
在指标测度方面，被解释变量为经济增长，以历年实际GDP产值衡量经济产出水平，并对各年名义GDP进行平减处理。
核心解释变量包括劳动投入和教育人力资本，其中劳动投入以劳动年龄人口与总人口比值作为代理变量，教育人力资本则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进行测度，综合考虑了样本在性别、年龄等方面的人口属性。
门槛变量以产业高级化与产业合理化描述产业结构变迁过程，其中产业高级化采用第三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权重同第二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权重的比值予以衡量，产业合理化则采用产业合理化指数反映这一过程。
控制变量包括资本投入、技术水平、市场化程度和政府干预，分别选用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技术市场交易额、市场化指数和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进行衡量。
通过这样的研究设计，本文旨在探究教育红利与人口红利的经济贡献及可能存在的门槛特征，为新格局下中国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一定的实证依据。
五、实证结果
本文利用2000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劳动要素在中国经济中的贡献作用与门槛特征。
结果显示，人口红利与教育红利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长期存在，其中教育红利一直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素。
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人口红利的波动特征更为明显，人口红利与教育红利随着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提升而减弱，随着产业高级化的推进而增强。在产业高级化由低水平向高水平转变后，劳动投入的系数值由0.454增至0.729，意味着人口红利增加了60.6%；教育人力资本的系数值则由2.0552依次递增至2.095、2.160，其所释放的教育红利依次提升了2.1%、3.1%。
这一结果意味着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过程中，人口红利呈现出更明显的扩大效应。而在产业合理化的提升下，劳动投入与教育人力资本的系数值均有所减小，劳动投入的系数值相差了0.227；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低门槛约束下的2.224降至了高门槛约束下的2.126。
以上结果至少证明了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存在明显的教育红利与人口红利，且教育红利的经济贡献远高于人口红利。
六、结论
本文采用2000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门槛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产业结构变迁下的经济动力因素变化，讨论了人口红利与教育红利的经济贡献差异及门槛特征，
研究发现：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口红利与教育红利长期存在，教育红利的经济贡献一直居于主导地位；
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人口红利随产业结构变迁呈现出更明显的波动特征，人口红利与教育红利随着产业合理化提升而逐渐减弱，随着产业高级化的提升而逐渐增强。
根据实证结果，从要素资源配置、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发展关系层面，
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稳定人口增长速度，促进教育人力资本的持续提升；优化产业结构布局，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期刊：《当代经济管理》
关键词：人口红利；教育红利；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迁
题目：《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溯源：人口红利还是教育红利？》
【SSCI】教育学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最新论文推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