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程中，王明这个名字成为了历史上的一个污点，他的错误决策曾给革命带来深重的创伤，即便是在犯错之后，他依旧未能深刻反省，对中央的决策屡次阳奉阴违。
据毛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所述，曾有一次，王明径直找到了毛主席，想要理论一番，两人的对话异常激烈，而周总理则默默站在窗外，静静倾听，并未立即介入。
那是在1948年7月1日的清晨，李银桥正执行值班任务，王明突然造访，要求面见毛主席。李银桥引领他进入毛主席的居所。那时，毛主席正埋头于工作中，见王明到来，便放下手中的文件，起身与王明握手，并邀请他坐在沙发上，自己则在一旁的椅子上落座。
李银桥观察到，当毛主席接见亲密的同志时，例如周总理、朱德、彭德怀等人，他的态度总是随和自然，但面对王明这样的来访者，毛主席则显得格外客气，甚至让李银桥都感到主席的举止与他平时的风格迥异。
在递送茶水的过程中，李银桥无意间听到王明说：“主席，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仍然感到困惑不解，我想向中央表达我的看法，我想和您深入探讨……”
作为卫士，李银桥深知党的纪律，不应聆听不该听的内容，因此，他放下茶杯后便匆匆离开，返回值班室。
不久，李银桥又听到屋内传来激烈的争吵声，他心生忧虑，担心双方可能会做出不理智的举动，于是急忙去告知周恩来。周恩来到来后，却没有立即进入室内，而是选择在窗外倾听。
周恩来仅仅听了两句，便回头示意李银桥退下，表示有些事情不适合让他知晓。李银桥便轻手轻脚地离开了。
在李银桥离开后，周恩来继续在窗外守候，直到屋内的争吵结束，王明愤懑地离去之后，周恩来才走进屋内，安慰毛主席不要因争执而动怒。
关于毛主席与王明具体的争执内容，李银桥因纪律约束未曾透露，但从前述情节中，我们可以推测一二。王明提及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1945年中共“七大”通过的重要文件，其中对王明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该《决议》详尽地回顾了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指出王明在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中的失误，他没有彻底清除“立三路线”的错误，反而加剧了“左”倾思想的危害。
《决议》中提到：“那些犯了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借助于‘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倚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形成的政治和组织影响力，使得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持续四年之久，它在思想、政治、军事和组织上的表现最为充分，对全党的影响最为深远，因此造成的危害也最为严重。然而，那些犯了错误路线的同志，在很长时间内，在所谓的‘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等武断言辞下，极力吹嘘与事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的‘正确性’及其所谓的‘不朽成就’，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
这份《决议》对历史的批判态度坚决，对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自然让王明难以接受，即使时隔三年，他仍旧对此耿耿于怀，于是找到毛主席理论，最终导致了激烈的争吵。
客观而言，《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公正无私的，它反映了党的集体智慧，而非毛主席个人的观点，它是党内大多数党员的共识。然而，自私狭隘的王明却无法接受这一点，误以为毛主席在针对他。
实际上，毛主席对待王明、博古等人始终保持着宽容的态度，尽管他们曾给党带来巨大的损失，但在毛主席看来，他们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当给予“治病救人”的待遇，只要他们能够认识并改正错误，毛主席仍会重用他们。
例如，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许多人反对将王明、博古列入中央委员名单，但毛主席力排众议，强调：“我们要团结，王明也代表了部分人的意见，我们要全面看待一个人，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王明尽管犯了错误，但也要给他机会改正，应该给他一个机会，即使你们不选他，我也会选他。”
在毛主席的坚持下，王明和博古最终被选为中央委员，这一事件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宽宏大量、不念旧恶的胸襟。
至于周恩来为何选择在窗外倾听而不立即介入，原因在于他对王明与毛主席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了解。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起到了关键作用，使博古下台，毛主席崭露头角，因此他对这段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也清楚王明心中的症结所在。
周恩来没有立即介入争吵，是因为他知道王明心中的郁结需要发泄，只有让他畅所欲言，才能稍微缓解他的情绪。因此，周恩来选择让王明尽情发泄，自己则在窗外静观其变，同时警惕着王明可能的不理智行为，以防不测发生。
遗憾的是，王明在这次争吵中并未真正解开自己的心结，建国后，他选择前往苏联，一去不复返，并在苏联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共五十年》的书籍，对党的许多同志进行了诋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