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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对着它的爱人，把它浩瀚的面具揭下了。
它变小了，小如一首歌，小如一个永恒的吻。
— 泰戈尔 《飞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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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的金秋，纪录公社网站对外上线。从一个冲动的瞬间开始，被一股劲儿带着，走着走着就到了现在。三年，17期讲座，6期工作坊，40篇采访跟撰文。听上去不多，底气来自真诚与扎实。我常和人聊天时把自己比作纪录片江湖的一个菜农，种瓜得瓜，尊重气候。作为时间里程碑上的思考，我希望把这篇自述分享给一直以来支持我们，并从这里有所收获的朋友们。
我和巴厘岛有着不浅的缘分，早在纪录片进入我的世界之前。或者说，是这里的生活经历才把我召唤进了纪录片的世界。七年前的春天，我在大学毕业后间隔年的后半程来到巴厘岛进行潜水教练员培训。那是众神之岛安息日刚过后的两天，鸡蛋花柠檬草和遍布街巷的 canang sari 一下子抓住了我的心。那专属于亚洲人的神情与表达、以月亮为计时单位的时节观念、辛辣的食物、嘈杂熙攘的摩的大军、住所窗外朝开夕落的蓝紫色小花、稻田尽头听见的甘美兰合奏，戏台上演着近似老家的皮影戏。当然，最重要的是海，至今我也没问过自己为何天天出海入海的日子会让我毅然申请了纪录片硕士项目。在此之前，我无非是因为教授帅气，在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学期盲选了他新开的课。我只记得，在九月份即将返回纽约开学时，在行程前的最后几天看着大海，拒绝了另外一份艺术管理的录取通知，并暗自发誓，我要回来拍我的学生作品。![]()
canang sari配料
一转眼七年半过去，我也从二十多岁探索自我的心境慢慢进入到三十岁，开始渴望在现实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和角色了。一个人长枪短炮当野孩子是相当幸福的几年，但做纪录公社的三年让我感到更为踏实。道理很简单，帮助与分享会反过来滋养自己。今天写下的所有内容，皆是在巴厘岛参加Docs by the Sea (以下缩略为DBTS) 提案会时的所思所感。当然，提案会只是一个契机，一条纽带，是我和这个海岛产生的情感链接放大了过去三四年的行动跟体会。很幸运，作为参会的观察者，我能够和这场“游戏”的参赛双方都保持一定舒适的距离，允许自己进可攻退可守，讲些“大话、真话、悄悄话”。提笔，一来存念，如乐章的歇止，正逢思绪半年来一直围绕着求索纪录公社尚待发掘的潜力；二来是延续分享的原则，既然有强烈的感受，拿出来说说，产生共鸣与否，都让它弥散开来，让子弹飞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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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某种力量裹挟的我们
提案会是一种带着三分邪气的组织形式。对于多数还在挣扎线上的独立创作者来说，你的名字还无法当名片来使，需要提案会这样一种机制来曝光你想讲的故事。试想一下，你无助地单干了一年半载，剪出一个三分钟的片花，反复打磨一份阐述文案，硬盘里再存一个二十分钟的剪辑版本，买张机票（是的，多数时候你要自掏腰包），来到一群有着共同奋斗经验的同僚之中。况且，因为奖金数额对于完成一部影片所需要的资金来说杯水车薪，不会构成参赛选手间的竞争关系，最多在宣布获奖名单时心里酸那么一下，不影响你为同伴喝彩。总之，来到提案会，你感觉一下子被“拖住”了。你开着只有彼此间懂的酸苦玩笑，吐槽市场决定机制的无常，珍惜的是只有这里的一群人懂你的哀嚎。万众面前，你一般得到两种反应：要么是艳羡你自由灵魂的，你觉得他们不懂你的忧伤和艰苦；要么是还没等你讲到兴处，先问你靠啥养活自己，替你爹娘操心，让你不知该作何回复。所以，纵使嘴上喊着难，你心里明白，这里最有价值的是归属感，是反馈，是安抚心中苦涩的一股力量。说到底，你是来这里长心气的。只有极少数的时候，你会在奔波数个提案会后，找到相互信赖赏识且有能力跟条件来成就彼此的合作伙伴。2024年Docs by the Sea提案会开幕
在这场游戏的牌桌对面，是许多你叫得出声响的行业守门人。某某基金的总监，某某发行公司的创始人，某某影展的选片人...... 他们多数已经相互熟悉，自然看起来八面玲珑。如果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你或许不会把他们太当回事，可一旦扮上，那一颦一簇都有可能影响你对自己作品的信心和期待，那是关于被接纳、被认可的心理法则。DBTS为期四个整天，前半程是提案环节，分两天举行，下午会安排一些其他活动，如展映和促进团结的自我审视发言环节。后半程则是经典一对一和最后一整天的主题研讨会。提案的创作者多数提前三五天抵达，在导师的辅导下精心准备着台上黄金七分钟需要注意的抑扬顿挫。最后的最后，是每天晚上的放松环节，酒精、香烟、海风、背景音乐。你会收到许多祝福跟拥抱，你会听到许多意见，你的通讯录里会添好多同行，如果用社交软件，你在会议结束后的一段日子里在算法的支配下彼此维持目光和指尖的交往。总之，颁完奖后的夜晚你再也不用为明天紧张，鼓舞和失落过后，你默默发誓，不论如何要做完自己的作品。有时坐在那个简朴紧凑的会议厅里，我会不禁感叹，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力量驱动着从世界各地赶来的一百来号人倾其所有、热火朝天地讨论着这些注定会被极少数人看到的作品。谁来决定一个故事的好坏，又是谁来决定观众能看到怎样的作品？所谓独立创作，它独立于谁，又独立于何处？2024年Docs by the Sea提案会活动日程表
三、桌上我们用英语交流
写到这里，有必要澄清文章所指「独立纪录片」能在中国境内观看的极为有限，CCTV和“爱优腾B”四大流媒体上能看到的主要为专题纪录片和娱乐性兼容的真人秀。我跟父母解释的说法是，独立纪录片主要看的是作者的观点、视角、反思，而专题内容主要得到的是信息，堪比影音版教科书，真人秀则靠的是窥探跟猎奇心理来吸引观众。所谓独立，根子上还是要和某种主流反着来，同时也是一个不断演化的概念。独立精神推崇的是脱离资金来源和制作方式的局限性，也倡导以作者为核心的内容表达。但电影毕竟是工业，往往需要一支军队的力量。一个人搞定所有是常态却非全貌，尚且不论这样的方式是否可持续，亲朋好友的絮叨算不算成本呢？实际上，再精神独立的创作也会面临商业化的压力和同质化的风险。我想，在表达的游戏里，最能说明权力和商业形势的就是语言。如果我们跳出来好几步，敏感的人不难察觉，如今国际提案会上无一例外使用的是英语。哪怕是在亚洲 - 东南亚 - 印度尼西亚 - 巴厘岛这个确切的地理位置，DBTS依然是以英语举行的。就算把殖民史拉扯进来，三百年的统治也没能让印尼讲荷兰语，但如今凡是做游客生意的店铺，哪个不是奉上英文菜单？这并不是想当然的事情。如果我们再跳转方向，从1922年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义的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到1935年《意志的胜利》，纪录片无论是从无声到有声，从技术到性质都发生了巨大改变。但从市场运作的全观去论，英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确实与美国二战后经济崛起密切相关，后又受到全球化进程加速。在传递商业信息的同时，语言的普及程度影响着信息的传播和接受能力，但同时也为其他主要语言套了一层枷锁，使许多本土化的创作面临被英语市场主导的审美标准评判的局面。![]()
抛开一切价值判断回到微观层面，独立纪录片为了从市场中寻得受众，几乎无法回避面临英文话语的强权审视。在提案场所，创作团队和守门人面对面品评审视项目时，不仅要从故事上打动对方，也必须在对方的语境跟处境中构建一个说得通的生态位。虽然看起来这是十分官僚主义的流程，但以国际最大的纪录片基金，IDFA Berth Fund为例, 它也是由一支仅有三人全职的小团队整体把关，每年却要收到七百多份项目申请。所以不管是国际合制、还是国际合作，底层的肌理仍旧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人与人之间，信任的成本是最大的。有背书和前期成果就是更容易得到资本的信赖，所以首部作品如何破掉这怪圈？这项工作考验的是一个创作者或制片人（理想配置）的综合素质，而这恰恰是华语独立纪录片领域最为匮乏的人才种类。电影又是一个市场地域性极强的行业，不论IDFA、Hot Docs这样世界级别的影展如何打造它的包容性跟国际性，它终究要答复给本地观众，毕竟掏钱办活动的是政府。所以，华语作品想要在他方地盘找到存在感，需要说服对方我们作品的国际性在哪里，需要给出一个对方能够消化理解的上下文，能让对方了解这个项目怎样能够如何帮助本国受众理解世界。
在DBTS的会议上，我最诚实的感受是，话语权和经济实力可以完全不成正比。或许我们真的是一个讲求“闷声发大财”的文化，不喜欢争夺什么话语权。在列席的60名产业嘉宾和导师中，美国占8名，德国6名，日本6名，印尼本土6名，台湾地区4名，连我们西边的邻居哈萨克都来了3人，韩国因为随后有另一个本国提案DMZ, 到场2人，中国大陆1名。当然，我们可以说，那是我们不屑、不需要。想要平衡英语话语权，亚洲确实可以相互间多走动，多投入，这是一个值得单独拿出来讲的话题。但站在DBTS这样带资赴会的守门人多数来自欧美（或向欧美市场看齐）的活动中，试想，如果在新人创作者为数不多的渠道中，我们只当乙方（寻求帮助），鲜做甲方（寻求合作、提供帮助），还能拿出什么实际的诚意才能够平衡话语权的制约？![]()
可不要被前面骨感的描述误导认为我对纪录片丧失了信念感。恰恰相反，挫败、恐惧、焦灼、无助、这些灰暗的体会，才会让爱的感受饱满挺立起来。近几年来，在各种因素的作用影响下，华语独立纪录片的创作选题趋势向个人故事倾斜，其中许多脱颖而出（在大荧幕上被看见）的年轻创作者都有海外经历。有朋友曾调侃说，扎在纽约的都是迷途游荡的人 (stray people)，这大概适用于千千万万离乡的年轻人。我想，若不是一些滋味在心中挥散不去，也不会这么多年轻人选择这条道路。创作者的需求进入到市场的体系里就是供给了，且现状是供大于求。纪录片注定是极小受众会关注的，因为它需要个体在不容易的生存条件下保持情怀、好奇心和精力；更不用说在现有条件下，仅仅是追踪到作品的存在，再找到观看渠道，比手机掏出来点个外卖要艰难得多。全球体量最大的纪录片电影节，例如荷兰的IDFA，加拿大的Hot Docs, 每年会收到近三千部作品，最终入选参加展映的不到三百部，竞争相当激烈。这其中，有很多作品，除非专程赶集似的参加影展，再想看到就凭缘分了，更不用说最终能拿到发行合约的作品数量。我无从求证确切数据，但有说法讲全球不到2%的独立电影能最终得以发行，中国过去五年上映影片的总数在三百到五百出头不等，其中纪录片能争夺大屏幕席位的是个位数字。总之，这些数字可供大家形成一个认知的范围，即一部作品突出重围来到观众面前是需要运作和运气的。这里面我喜欢琢磨的一个问题是，在砥砺前行和知难而退之间，有没有更智慧的生存法则？而作为创作群体本身有哪些值得反思的问题？![]()
暂且跑个题，因为独立纪录片是个太过年轻的概念，定义即出，瞬时被念了紧箍咒，我也早已把故事、艺术、内容、体验在表达中相互混淆。本科时我主修的是音乐和艺术史，其中必修的音乐史第一学期（共四学期）是从中世纪音乐讲起的。课本把西方音乐史演变的脉络分为sacred (神圣）和secular（世俗）两条路线：一条是献给上帝的，另一条则是人世间的爱恨情仇。到了第三学期古典音乐时期，神俗的分水岭也被逐渐模糊化了，「艺术」作为一个概念被君主们认可了，音乐家成了皇权的宠儿，而后又受到新兴资本阶级的仰慕追捧。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脉络中，这一演变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城镇化、生产力的提高和印刷术的普及。大家见识多了，手头闲了，听得杂了，自然口味变得不再单一，也愈发挑剔。纪录片作为第七艺术的叛逆分支，在主张祛魅的时代当下，所谓残存的能被称之为神圣的部分，大体将被贴上特定发行商的标签、收藏进美术馆，亦或者重复巴赫梵高般的“被后世拥戴”故事，否则毫无例外会被资本运作的话语裹挟。可那又如何呢？我们依然会对未知和他者的经验心怀虔诚，本就是放不下的暧昧关系。又或者，纪录片作为十分特殊的、永远要介入现实的表达方式，把权力与美，精英主义与好奇心，秩序与摇摇欲坠，万劫不复地缠绕在了一起。![]()
五、专业、职业、志业
DBTS举办的四场研讨会中，来自美国公共广播电视(PBS)旗下独立纪录片栏目(POV)的华裔制片人 Robert Y. Chang 讲到了一个不算新潮的概念，人的劳动分为三种 （Job, Career, Vocation)，第一种是解决温饱的谋生手段，第二种满足的是成长和抱负，第三种来自于内心深处的感召。这三者有区别，但并不相互排斥。若是把个人选择放到整体的行业生态结构中反思，可以对这个定义稍微进行篡改，我称之为专业、职业、志业，它们都可以承载创作者完成创作的使命。志业是最好理解的，它满腹激情。大多数走上独立纪录片道路的，都是内心萌动，有朝一日鬼使神差地就不管不顾了。良性发展的话，等沸腾的劲儿冷却，留下一颗悲悯又好奇的赤子之心。这一类业态往往走得最远，却也有可能是最早败下阵来的。靠内心的感召走完漫漫人生路，机遇之外取决于不断积累的动力、反思能力、物质条件、人际支撑系统和个人心理素质。职业执其两端，取其中道，挑战的是个人的时间管理规划和资源运作能力。许多职业者有一份稳定的教职、体制岗位、或是商业业务来源，用责任来养活内心的召唤。这一类业态经营得好，逢人逢己都是姿态舒适、心态舒爽，既体面又充实；一旦经营得不好，那颗既要又要的心便永远得不到满足，于是天天检讨自己，活在拿不起放不下的情绪消耗中。最难掌握的是专业，因为是个苦功夫，需要葆有一颗求知的心、还须毅力和耐得住寂寞的品格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需要在建立自我认知之上去修炼九阳神功。我们的电影工业极少奖励专业人才，如果有最佳调色师、制片主任、同期录音师、跟焦员之类的奖项，或许会让一部分人才愿意摒弃导演头顶才有的那独一份的光环吧。![]()
2024年Docs by the Sea提案会讲座
需要单独拿出来说的是制片人。我们的业态和彼岸成熟发达的体系相当不同，我认为本身和独立纪录片的创作机制和融资方式有直接关系。制片人的工作需要和创作团队跟市场人士不断去磨，磨到有个事儿出来，需要眼光、魄力和耐心，尤其是对于纪录片这样制作周期极长的事情来说，信念感同等重要。纪录公社在去年冬天的一期讲座中，邀请到三位制片人也对这方面问题进行了交流。整体看来，针对独立纪录片，区别就在于欧洲有大量的公共基金，如国家和欧盟的文化基金，可以做到相对尊重创作者的独立性；美国相对复杂，也会面临私募资方的干预问题。国内其实是有许多资方乐意和年轻有经验的创作者合作的，但我的解读是规模太小，不完全是因为审核。我们不可能靠两只手就能数完的专业制片人来完成一个人口大国有潜力来完成的全部独立纪录片创作，所以还是回到专业人才储备的问题上来了。讲到人的问题，有必要讲讲支持体系的问题。这些年纪录公社接触了大量年轻的独立创作者，感受最深的是大家的精神状态普遍没有那么好。不安全感、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情绪已经被各路播客圆桌之类的谈烂了，因此我换一个说法 — 主流价值观之下，爱很匮乏。学生时期，我们姑且可以相互帮衬，频繁走动，随着大家毕业，学生特权被罢免，免费劳务的工作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了。可不好解决温饱的行当，自然难以吸引贪玩的同路人。最尖锐的问题还是在于作品难以见光，战线又很漫长。若同行人彼此间的照应也很稀有，大家心里会埋下一颗怨种：谁在乎？这笔因失落而产生精神损耗账无法计算，它滋生的自卑也好、自负也罢，都会在心的外围筑起篱笆，那我们又该如何期待这样的心境去起到连接灵魂作用呢？![]()
六、卑微与奢侈
尽管从19岁开始当了“科班”生，我从未觉得自己是艺术人士。我只是想跟它靠得近一点而已，所以我说不出艺术多重要之类的话，只觉得自己内心没了它不行。令人倾心的是故事或者艺术构筑的想象空间和在这个空间里浮现的神秘力量与意义，这和对友谊、亲情、身体、自然的需求别无两样，思想和感受都有被分享和安放的必要。我和纪录片更多是战友关系，它深沉如海令人敬畏，而非音乐于我如恋人般始终想要拥入怀中。纪录片是我的法器，我的坐骑。我是它满怀好奇的行者，它的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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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来，护照上攒了不下十次巴厘岛的入境记录，它的制式从占掉一整页到日式小贴纸到现在的电子二维码。在意识到这个变化的一刻，我回想起学生时期拍摄的关于巴厘岛旅游业过度开发问题短片的那段日子，骑着小摩托，脚下夹着挺大一个肩抗摄影机，那是多么奢侈的时光啊！七年后，坐在DBTS现场的我，辨识着种种无可奈何、无形力量的裹挟时，感到的又是何等的卑微。我的影片不能阻止任何新盖的酒店，也不会帮助航空业升级清洁能源。选择纪录片，真的只是表达的需要与被需要吗？故事的价值到底在一个个体的生命里作用在何处，又体现在何处？当我沮丧得发出感叹，认为潜入我心底的故事越来越少时，却也总有那么几瞬光影，把我带入那种开放和沉浸兼具的状态和心境，使我因意识到自身局限而感到如此地幸福。所以它是什么，我似乎也已经放弃了给自己一个说法。我想起初次见到《蜂蜜之地》的剪辑师Atanas，他说过的一句话，“纪录片改变不了世界，但它至少，甚至也只能改变我们自己”。撰文、图片 | 洋
编辑 | 素瑶、yuting
关于Docs by the Sea
Docs by the Sea(DBTS)是印尼非营利组织 In-Docs 自 2017 年起为印尼和亚洲纪录片制作者开设的实验室和创投论坛平台。2024 年DBTS举办了一系列亚洲电影制作人创意纪录片短片、故事讲述、剪辑和制作实验室。在 “DBTS 实验室 ”进行深入开发后，参与项目在 “DBTS 论坛 ”上向纪录片机构和行业代表小组进行推介。并最终由电影节合作伙伴颁奖。
网址：https://jilucommune.com/
邮箱：info@jilucommu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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