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文约7700字，阅读时间约15分钟
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我们看到了德国导演亚历山大·克鲁格（Alexander Kluge）的新作《宇宙缩影》（Cosmic Miniatures，2024）。亚历山大·克鲁格为德国导演、电视节目制作人、作家、编剧、哲学家和律师，1932年2月14日出生于德国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他的创作生涯从1960年代开始，现在依然坚守在创作前沿，且作品不限于电影，还有社会理论著作、短篇小说、电视节目等，当我们看到克鲁格在诸多媒介的惊人创造力时，第一反应是敬畏，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不可置信，似乎他的精力永不衰退，好奇心取之不尽，任何内容都能燃起他变革或者创作的热情。
本文为关于亚历山大·克鲁格的第一篇文章，它将以时间为轴，介绍克鲁格的人生经历及创作的演变。第二篇文章计划于下周发布，它将从《宇宙缩影》这部影片发散开来，探究克鲁格的创作方式以及他持续关注的主题。
去法兰克福，人生不经意中的转折点
1950年代克鲁格先后在马尔堡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学习法律、历史和宗教音乐。1956年克鲁格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题目为《大学的自治》（Die Universitätsselbstverwaltung）。在法兰克福大学，克鲁格曾在德国哲学家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任教的社会研究所担任律师，在阿多诺的推荐下，克鲁格作为导演弗里兹·朗（Fritz Lang）的助手加入《孟加拉虎》（Der Tiger von Eschnapur，1959）剧组。
△ 《孟加拉虎》海报
在克鲁格的书中他提到，当时作为一名年轻的律师，他面临着不同的生活与工作抉择，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决定去法兰克福大学，而在那里他认识了阿多诺。由此他的人生轨迹从律师转向了电影导演和作家。
去法兰克福的决定是在一个下午做出的，在法兰克福，我接触到了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我的另外一个选择是去莱茵高区域办公室当实习律师，这个选择当时也吸引我。当你回过头去审视这样的决定时，它们看起来像是巧合，但你内心的某种东西已经为你做好了准备。除了直陈式的现实，总是有虚拟式，以可能性的形式存在，它非常接近现实。永远都有一个异托邦（heterotopia）与现实并存。
在克鲁格的短篇小说集《恶魔留下的缝隙》（暂译，原书名“Die Lücke, die der Teufel lässt”）中有一处提到阿多诺的葬礼“20年后，世界带走了这些聪明头脑中的最后一位。这个世界再也不如往昔了。”当媒体问克鲁格阿多诺的离世是否给他留下了一些空缺时，他回答道：
这种空缺感不仅是由阿多诺的离世带来，当时参加葬礼的学者现在多已离世。批判理论的一些形式已不再存在。他们不会像睡美人一样只是沉睡，而是单纯地消失了。这会带来一种空缺感。但如果你非常喜爱一个人思考的方式，那么你会吸收内化这种方式。他们离世后，你依然可以继续传承它。从这种意义来说，死亡并非死亡，他们会在生者中继续活着。我不相信失效日期。阿多诺的著作如同瓶中信一般，总有人可以找到它，并且可以知道它的使用方法。我相信，从本质上讲，人们总是会产生相同的兴趣。
不要让自己因为别人的力量或自己的无能为力而变得愚蠢。这是阿多诺的一句老话。（阿多诺原话为：Die fast unlösbare Aufgabe besteht darin, weder von der Macht der anderen, noch von der eigenen Ohnmacht sich dumm machen zu lassen. ）这句话可以是格林兄弟讲的，也可以是Anna Wilde说的。Anna Wilde是为我父亲在哈尔伯施塔特的诊所打扫卫生的女人，她抚养了八个孩子，我童年时听Anna Wilde说过类似的话。
△ 克鲁格和阿多诺 © Alexander Kluge
德国新电影运动与电影政策的游说者
1960年代，克鲁格开始写作和电影创作。1961年，克鲁格与Hellmut Becker合著出版《文化政策和出版监督》（Kulturpolitik und Ausgabenkontrolle）。1962年，克鲁格和25位德国电影人共同发起了“奥伯豪森宣言”，提出了一系列对当时德国电影产业改革的建议，开启了“新德国电影运动”。“奥博豪森宣言”呼吁的不仅是对电影制作的改革，还包括对电影发行及消费的彻底变革，而这种重振停滞不前的公共话语形式的愿望以不同的方式推动着克鲁格作为电影人、作家、社会理论学家和电影制作者所开展的每一个项目。
从1962年开始，他还致力于促进建立西德的国家电影资助体制，直到1974年该体制获得法律承认。1965年，克鲁格以律师身份与联邦政府谈判，促成“青年德国电影管理委员会”（Kuratorium junger deutscher Film）成立，前三年便为西德青年导演筹备了500万马克的资助，大约资助了20部影片的制作，其中包括克鲁格的《昨日女孩》（Abschied von gestern，1966），赫尔佐格的《生命的讯息）（Lebenszeichen，1968），彼得·弗莱施曼的《巴伐利亚打猎即景》（Jagdszenen aus Niederbayern，1969）。1964年和德国导演埃德加·赖茨（Edgar Reitz）以及德腾·施莱尔马赫（Detten Schleiermacher）共同在乌尔姆艺术造型学院（Ulm Institute for Design）创建了西德第一所电影学院。
1977 年5月，克鲁格辞去了德国联邦电影局（FFA）执行委员会和其他两个委员会的职务，以抗议自1974 年以来的电影资助实施做法（“verkappte Zensur”），但他仍积极参与电影政策游说，1979年克鲁格参与推进法律修改，为电视台体系和独立电影制作者之间的合作建立法律依据。
1980年，为了纠正西德电影界当时的不健康局面，他和同仁发起成立了“德国电影联邦统一协会”（Bundes-vereinigung des Deutschen Films）。1985年，他又与戏剧电影出版界的143个供应商联合成立了“有线频道与卫视劳动共同体”（AKS：Arbeitsgemein-schaft Kabel und Satellit)。
早期长片电影创作
1963 年，克鲁格创立了自己的制片公司 Kairos Film。克鲁格在1966年至1985年拍摄了14部长片，30部短片，其中他的长片处女作《昨日女孩》（Abschied von gestern，1966）获威尼斯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马戏院帐篷顶上的艺人》（Die Artisten in der Zirkuskuppel: Ratlos，1968）获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狮奖。1970 年代初期克鲁格拍摄了两部科幻电影《大混乱》（Der große Verhau，1971）和《维利·陶普勒和第六舰队的灭亡》（Willi Tobler und der Untergang der 6. Flotte，1972）。克鲁格的早期电影已经开始打破虚构和纪录之间的界限，展现幻想和梦想如何与现实碰撞，又如何决定现实的形态。他的主人公充满活力和希望，有着远大的抱负，但这种敏锐却仅存于逻辑层面；在行动上，他们漫无边际、弯弯绕绕的行动路线与影片的叙事方式如出一辙。
与此同时，克鲁格对于与其他导演合作越来越感兴趣，先后联合施隆多夫（Volker Schlöndorff）、法斯宾德（Rainer Fassbinder）、爱德嘉·莱兹等导演拍摄电影《德国之秋》（Deutschland im Herbst，1978）、《战争与和平》（Krieg und Frieden，1982）、《候选人》（Der Kandidat，1980）。
△ 《德国之秋》海报
在创作了散文电影《一个女奴的临时工作》（ Gelegenheitsarbeit einer Sklavin，1973)、与爱德嘉·莱兹合作的故事片《危急时中道致死》（In Gefahr und größter Not bringt der Mittelweg den Tod，1974）以及叙事电影《强人费迪南》（Der Starke Ferdinand，1976）之后，克鲁格又回到了他的“使用深刻、全面的分析和联想技巧”的电影创作中。与传统电影制作不同，克鲁格采用实验性蒙太奇手法来呈现现实的建构性和关联性。在他的电影中，他挖掘各种想法和图像，以发现德国过去、现在和未来发生的事件的原因。
从克鲁格1980年代拍摄的最后三部散文电影中可以看到他更加彻底的叙事碎片化以及对多媒介混杂的偏好：《情感的力量》（Die Macht der Gefühle，1983）和《现在对剩余时间的攻击》（Der Angriff der Gegenwart auf die übrige Zeit，1985)，这两部电影与之前的作品《女爱国者》（Die Patriotin，1979）一样，都是由剧情片段、舞台剧和纪实影像拼接而成，旨在引发观众的联想和解读。在他电影《综合新闻》（Vermischte Nachrichten ，1986）中，切尔诺贝利反应堆灾难年发生的事件被浓缩成了“一篇充满相当黑暗悲观主义的文化散文”。
△ 《情感的力量》海报
转向电视节目制作
1980年代开始，德国的艺术电影院走向衰落，好莱坞电影垄断电影市场，电视兴起，政府电影资助资金取消，许多导演选择离开德国，而克鲁格则转向成本更低、受众更广的电视节目制作，继续在本地进行“作者型电视节目”的创作。
克鲁格把自己对影视媒体应具备的独立、理性思考责任的思想，也带入了他在电视领域的实践活动，利用私人电视台的独立身份制作电视节目。他与日本电通广告公司以及汉堡的《明镜》出版社（Spiegel）联合成立了电视节目发展公司dctp（Development Company for Television Programs)。从1988年开始dctp和RTL、SAT.1、VOX等电视台合作制作各种文化电视节目，RTL的“10到11”（10 vor 11），“黄金/晚间时段”（Primetime/Spätausgabe），SAT.1的“新闻与故事”（News & Stories），VOX的“午夜杂志”（Mitternachtsmagazin），节目形式迷你电影、散文短片、采访，并且为许多电影创作者提供电视播出时段。在之后的25年时间里，克鲁格每周需要制作2-3期时长为15分钟、25分钟或者45分钟的电视节目，总共产生总时长约为1700个小时的电视节目。
和他的电影一样，他在电视节目中使用非常多样的图像和声音碎片，给观众一种类似达达主义，多维度、多感官的体验。节目内容涵盖书籍、电影、歌剧。从他的节目中，你可以窥见按照“作者电影”标准制作的电视节目的样子。对于他的来说，主题限制是不存在的：艺术、科学、哲学都可以在电视节目里占有一席之地，从断头台、蒙太奇电影，到歌剧、希腊神话，甚至其中一集还有对戈达尔1963年的影片《蔑视》（Le mépris）的采样。
克鲁格：电视将这世界上不同的事物都纳入统一的电视语言中（“同质化”）。但是歌剧、先锋电影和像海纳·米勒（Heiner Müller）、杜尔斯·格林拜恩（Durs Grünbein）、卡夫卡（Franz Kafka）、约瑟夫·沃格（Josef Vogl）这些作家都值得出现在电视节目中，正是因为他们每一位都有着非常独特的表达。这是我在采访中感兴趣的地方。对于音乐也是一样的（从歌剧到电子音乐），或者对图像也是——我只是对多样性感兴趣。我当然知道这不是主流对于电视节目的预期，但是随着数字付费电视的到来，这种情况会迅速改变。
kluge-alexander.de
被低估的观众：斯嘉丽只爱最好的
克鲁格曾在不同采访中提到在电视作为主流媒体的情况下，独立制作如何争取属于自己的观众。同样，当下互联网已取代电视成为主流媒介，作为当今的创作者如何在众多自媒体内容中找到自己的观众定位呢？
问：您的电视节目有人在看吗？
△ dctp电视栏目 ©dctp.tv
克鲁格：DCTP的目标不是永远处于与主流对立的少数地位。以《乱世佳人》为例，自信的斯嘉丽是我们的目标群体。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还是会被受过教育的保守派阿希礼吸引，同时也会对更狂野的代表现代都市知识分子的白瑞德感兴趣。斯嘉丽代表着一个积极的、兴趣广泛的群体。他们希望在获得娱乐的同时获得有实质的内容。在提供传统的百货公司式的电视内容的同时，也需要精品店的选择。
问：在如今逃避主义遍行的时代，要唤起观众的积极兴趣是否变得越来越难？
克鲁格：这样你就必须提高节目的智性。高质量的节目的原材料是积极的兴趣。为了保持这种积极性，我们需要文化的耐久性。DCTP的耐心可以帮助形成这种耐久性，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我们的观众。
问：问题是如果人们都被工作和生活已经压得喘不过气来，那么他们还会愿意接受这种内容吗？难道要强迫那些在屏幕前寻求消遣与放松的观众积极参与吗？
Der Zuschauer wird oftmals unterschätzt, Quelle MEDIEN HORIZONT, 2002
问：多年来，媒介面临着各种危机，也有人认为纸媒注定消亡。您创作的媒介非常多样，您是否会因此而获得一定的安全感，还是说您也在寻找避免这种危机的方法？
Ein Gespräch ist keine Planwirtschaft., Von Ralf Krämer, 2010
电影作为一种思考方式
“奥伯豪森宣言”以来，克鲁格不仅是新德国电影的开创者也始终是它的践行者，从1963年乌尔姆电影学院建立，他就开始试验各种短片形式；1965年开始试验长片电影，1988年开始试验电视节目，再之后克鲁格创作了大量的实验性电影短片，他称之为“分钟电影”（minutenfilme)，以及8-12个小时的超长影片。他大胆颠覆传统形式，以光怪陆离的影像，跳跃的蒙太奇和反叙事的叙述生成一种晦涩难懂的电影。我们很难界定他的作品或者准确表达自己的体会，只能从这些杂糅的画面和声音中寻找一种偶然，从中获得片刻觉醒。在克鲁格看来，电影可以作为一种供人思辨、交流以及生成公共意见的空间，所以，他不断试验，促使电影走向一种论证的新形态。
他创作的“分钟电影”为时长1-8分钟混合风格的电影短片。从理论到歌剧，从宇宙到数学，克鲁格经常对历史和当代事件进行具有讽刺意味但又坦率的社会评论。通过他的“分钟电影”克鲁格独辟蹊径，将复杂的思想浓缩在几分钟之内。他将大量来自不同来源和合作者的图像与声音剪辑在一起，克鲁格认为观众需要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观众就是媒介，他们无法想象的东西在媒介中也不可能成立“。
一方面，我相信非常短的碎片式的短片，我拍摄了很多一分钟的影片，另外一方面我也制作了8-12小时的影片，比如《来自意识形态古代的新闻：马克思/爱森斯坦/资本论》（Nachrichten aus der ideologischen Antike. Marx–Eisenstein–Das Kapital，2008），这部影片总时长九个多小时，包括了许多碎片。这种创作方式，和阿多诺的写作，本雅明的《拱廊计划》（The Arcades Project）采用了类似的方式。现代派音乐家在1920年代也在尝试新的形式，我认为我还是属于1920年代的现代派。
△ 《来自意识形态古代的新闻：马克思/爱森斯坦/资本论》海报
👉https://kluge.library.cornell.edu/films/ideological-antiquity/
《来自意识形态古代的新闻：马克思/爱森斯坦/资本论》受启发于前苏联导演爱森斯坦在1927年10月12日写道：“我已决定根据马克思的设想拍摄《资本论》”。曾以《战舰波将金号》（Броненосец Потёмкин，1925）革新电影语言的爱森斯坦希望将马克思的著作 “电影化”。他设想使用源自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全新形式：“杂闻”、“情感束”和一系列 “辩证影像”。80 年后，克鲁格用他的方式完成了爱森斯坦的宏伟，在九个多小时的电影中，他收集了马克思理论的影像缩影，与 Peter Sloterdijk、Dietmar Dath、Oskar Negt、Boris Groys、Rainer Stollmann 等人的对话汇集了对《资本论》的不同观点。
近几年克鲁格创作创新的步伐丝毫没有变慢，其中包括与菲律宾实验电影人卡文（Khavn de la Cruz）合作的《快乐哀叹》（Happy Lamento，2018）《奥菲亚》（Orphea，2020），在今年的鹿特丹电影节首映，并在今年上海电影节展映的《宇宙缩影》（Cosmic Miniatures，2024）。
△ 《宇宙缩影》静帧 © RAPID EYE MOVIES
写作与影像创作的同一性
除电影创作外，克鲁格还是一位作家，以短片故事著称，曾是德国作家团体“四七社”的成员，同时他的写作内容也涵盖科学、哲学、社会学等。1972年，在法兰克福大学任社会学教授期间，他与德国社会学家Oskar Negt共同撰写《公共领域与体验》（Öffentlichkeit und Erfahrung）一书。在这本书英译本的前言中，美国的电影学者Miriam Hansen引用了克鲁格的这句话“公共领域是通过战争以外的其他手段来解决斗争的场所”（The public sphere is the site where struggles are decided by other means than war）。这句话似乎可以是克鲁格到现在为止60多年创作生涯的一个注脚。
△ 《我们作为宇宙的居民》观看页面截图
👉https://kluge.library.cornell.edu/films/history-obstinacy/film/2196/
问：请问您的文学启蒙源自哪里？
问：长期以来，您一直强调，您的书籍是您最值得信赖、最持久的作品形态。
参考资料
4. Eric Rentschler, A CINEMA OF CITATION: THE FILMS OF ALEXANDER KLUGE, 2008 | https://www.artforum.com/features/a-cinema-of-citation-the-films-of-alexander-kluge-188907/
编辑 | 洋、yut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