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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麦克唐纳(Kevin MacDonald)为苏格兰导演、编剧、制片人,从为BBC电视台制作专题片开始进入纪录片创作。他拍摄的电影包括纪录长片《九月的某一天》(One Day in September,1999)讲述1972年德国慕尼黑奥运会期间极端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残忍屠杀以色列运动员的故事,获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攀岩纪录剧情片《冰峰168小时》(Touching the Void,2003)成为英国电影史商业上最成功的纪录片。《冰峰168小时》的商业成功使他受邀开始制作剧情片,他的剧情片处女作《末代独裁》(The Last King of Scotland,2006)的男主角Forest Whitaker凭借在该片中的演出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此后,凯文·麦克唐纳的创作基本在剧情片与纪录片之间来回切换,他创作了多部关于艺术家的传记纪录片,包括《惠特尼》(Whitney,2018)、《天梯:蔡国强的艺术》(2016)、《马利》(Marley,2012),以及在今年威尼斯电影节首映的《一对一:约翰与洋子》(One to One: John & Yoko,2024)等。
近年来,凯文·麦克唐纳开始创作越来越多政治议题纪录片,包括关于乌克兰基辅市市长维塔利·克利钦科(Vitali Klitschko)的Klitschko: More than a Fight (2024)以及关于塔利班接管下阿富汗音乐学校故事的《喀布尔的绝唱》(The Last Song from Kabul,2023)等。
在刚刚结束的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IDF)上,我们采访了作为评审委员会主席的凯文·麦克唐纳。在采访开始之前,他问了我们一个问题,“你们采访的受众是谁?”。在采访中,我们发现从他制作第一部纪录电影开始,观众就是他重要的考虑因素。他制作的许多纪录片在商业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包括他的新作《一对一:约翰与洋子》将在阿姆斯特丹纪录片节(IDFA)上展映,其中许多场次都已售罄。
他坦言自己曾经历过对于自己是否被商业电影市场裹挟以及对创作艺术纯粹性的怀疑,他说自己到了现在的创作阶段,不再总是考虑商业层面,开始制作自己深有所感的政治议题纪录片。然而,在IDF看到许多优秀的影片时,他也会思考这些影片除了被电影节的一小群观众看到,是否有可能抵达更广泛的观众,毕竟,电影的价值在于被观众看到,孤芳自赏的电影是没有意义的。
从文学学习转向纪录片创作
纪录公社xIDF:我了解到您大学学习的是文学并打算从事新闻行业,但最终选择了纪录片创作。可以与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契机让您开始纪录片创作的吗?
凯文·麦克唐纳:我最初学习了一年的心理学,但不太喜欢,因为统计的内容太多了。于是我改学文学,我一直热爱阅读,原本希望成为作家或者记者。但那时社会正处于1990年代经济衰退阶段,我找不到相关的工作,便开始用Hi8摄像机拍摄,那是当时我可以找到的画质最好的家用摄像机。当时我拍了一些有趣的小影片,主要是给我自己和朋友们看。其中一部影片被BBC看到,他们问我是否愿意拍一个八分钟的片子,于是我拿着他们给的500英镑拍摄了一部影片。那部影片他们很喜欢,之后我又得到了其他拍摄机会,这样我便踏上了纪录片创作之路。
几年后,我对创作电视专题片有些厌倦了,当时我看到在电影院放映的纪录电影,深受启发。这种形式在当时的英国还比较新颖,当时有比如《一代拳王》(When We Were Kings,1996)、《篮球梦》(Hoop Dreams,1994)等影片,都是关于体育和社会内容的美国纪录电影。我当时觉得能在电影院观看纪录片是一种很棒的体验,所以这也成了我的目标——制作可以在影院上映的纪录片。相较于其他纪录片创作者,我会更关注影片的商业层面,我希望有更多的观众看到我的电影。
△ 《篮球梦》海报
纪录电影史及其他纪录片导演的影响
纪录公社xIDF:我注意到您十分关注纪录片电影史及其他纪录片创作者,您与马克·卡曾斯(Mark Cousins)共同编写了关于纪录片电影史的《想象真实:关于纪录片》(Imaging Reality: The Faber Book of Documentary)一书,另外您也拍摄过关于英国早期纪录片导演亨弗莱·詹宁斯(Humphrey Jennings)、美国纪录片导演埃罗尔·莫里斯(Errol Morris)的影片,您认为纪录片电影史及其他纪录片创作者对您自己的创作有启发吗?
凯文·麦克唐纳:我非常幸运有人花钱让我通过制作节目来学习。我特别喜欢亨弗莱·詹宁斯,他是位英国导演,国际上可能没有那么知名,但很值得关注。他在二战期间制作了一部短片叫《倾听不列颠》(Listen to Britain, 1942),影片非常诗意。电视台找我制作了一部关于他的影片,后来又拍了一部关于埃罗尔·莫里斯的影片,他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导演。制作这些影片让我有机会向他们学习,反复观看他们的作品,学习他们的技巧,甚至可以“偷”他们的好点子。
关于《想象真实》这本书,马克·卡曾斯现在已经是知名的电影史学者,我与他合编那本书的原因是我想了解纪录片史,想知道纪录片的各种可能性。英国有着丰富的纪录片传统,但主要是一种风格的影片。我希望了解世界各地的导演如何富有想象力地使用真实素材讲述故事(use actuality in an imaginative way)。至今我在制作纪录片需要灵感时还会翻阅那本书,看看过去的电影人都想出了哪些点子。对于那些想要探索纪录片创作的读者来说,这是一本值得阅读的书。
△ 《想象真实:关于纪录片》封面 © Faber & Faber
两部《浮生一日》映射社交媒体变迁
纪录公社xIDF:您的影片《浮生一日》(Life in a Day)是否也是受到了亨弗莱·詹宁斯“大众观察”(mass observation)方式的启发?这个系列您在2010年和2020年分别制作了一部影片,在这十年期间,社交媒体发生了巨大变化。2010年,社交媒体刚刚兴起,而如今它已成为我们获取信息、娱乐和学习的主要渠道。社交媒体的受众要远远多于电影观众,您如何看待当今的短视频内容和社交媒体视频呢?
凯文·麦克唐纳:2010年,我在拍摄《浮生一日》时,几乎没有什么社交媒体,当时YouTube也只是刚成立五年。当时很多人会在YouTube上面发布记录日常生活的影像。现在当然比那时复杂多了,现在有网红,还涉及到自媒体的盈利模式。起初,人们在YouTube上发布内容的原因比较单纯,主要是想与世界分享他们的生活和想法。可能互联网出现的最初10到15年都是有些理想主义氛围的,如今这种氛围逐渐丧失,被商业化的思维取代。
我受YouTube初期模式的启发,想着如何利用这种现象制作一部影片。我想起自己曾写过的关于亨弗莱·詹宁斯的文章,记得他在1930年代到1940年代曾发起过一项“大众观察”运动。这个项目是让人们通过写日记或者回答问题的方式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比如今天看到了什么涂鸦、什么动物、听到了什么歌曲。这是第一次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民意调查”,了解大众的真实想法。我觉得这个方式很有意思,所以想采用同样的方式,让人们记录自己的生活,把这些素材汇集成一部影片。《浮生一日》的结构并不围绕叙事,而是有一种音乐感。如果观众可以进入到影片的情绪中,会有一种催眠般的效果,你会看到全球各地人们的生活百态,看到其中的相似性,似乎和他们产生了某种连接。
有些人会批评这部影片浮于表面,没有深入分析。我也制作过深入调查分析的影片,但是单纯地记录生活的节奏也有它的价值。这部影片就是这样,捕捉普通人生活的节奏。
△ 《浮生一日》海报
纪录公社xIDF:您认为现在这种群体创作的方式有发生什么改变吗?
凯文·麦克唐纳:在我们做第二部《浮生一日》时,我们收到的素材并没有第一部时那么好。在2010年的时候,有一些人拥有手机或相机,而现在大多数人都有手机,人人都可以拍摄,然而很多人不再会展示他们真实的生活,而是倾向于展示他们希望呈现的生活,这样就没有那么有趣了。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与镜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在1960年代、1970年代,即使是明星,他们对镜头存在的感知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强,他们与镜头的关系带有一种天真感。而今天人们与镜头的关系是一种受控的关系,人们只希望你看到他们想被看到的。但我还是希望YouTube在2030年的时候依然可以赞助我制作第三部《浮生一日》。
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
纪录公社xIDF:那您认为在当今的时代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纪录片?
凯文·麦克唐纳:通过制作《浮生一日》,我学到了一件事:拥有摄像机并且有拍摄能力固然很好,但真正能够讲故事的人却很少。成为一名纪录片创作者本质上是成为一名讲故事的人,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制作纪录片并不是说拥有一台相机或是身处恰当的地点,而是知道如何使用手中的素材讲好一个故事。不了解纪录片的人往往认为纪录片只是记录真实,但并非如此。纪录片是将真实进行创意加工,创造出一个故事。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是通过编织故事,创造出能够解释世界的叙述。如果不这么做,我们可能会迷失在混乱的体验之中。
纪录公社xIDF:就真实这点,我想进一步探讨一下。今年的IDF论坛有一个主题是“真实的多重可能”,我们也看到虚构与纪实的界限已经越发模糊。我记得《想象真实》中提到“纪实是一种态度,而不是内容”(“Documentary” ... was more a statement of attitude than content.)。您自己既拍剧情片也制作纪录片,您怎么看待两者之间的边界?您是否觉得它们之间存在一条界线?
凯文·麦克唐纳:这是生活中很奇怪的事情之一,当你看到一部影片时,你会知道它是否是纪录片,很难为此设定明确的边界,但通常你能分辨出来。在虚构故事中,我们依然可以使用日记、书信、回忆录、照片和传记等内容。同样纪录片创作也可以有多种形式,只要它们基于现实,就仍然可以被称为纪录片。
可能有一个标准,就是纪录片不应是宣传片,纪录片应该具有探索性、批判性,对多种观点保持开放的态度,而宣传片则试图只传达单一的观点。但总体而言,正如我所说,很难为纪录片设立具体的界限。
可能在美学等层面,每个人有不同的偏好。但是底线是,纪录片不能欺骗你,不能不准确。在剧情片里没有准确一说,但是在纪录片中不应该存在事实性错误。
拍摄政治议题影片时如何把握自己的立场
纪录公社xIDF:您除了拍摄了名人传记类纪录片之外,近几年开始越来越多地拍摄政治议题的影片,比如,近期关于塔利班接管下阿富汗音乐学校故事的《喀布尔的绝唱》(The Last Song from Kabul,2023)。
凯文·麦克唐纳:是的,近年来我会有意识地拍摄一些更具政治性的影片,支持我认同的政治议题。年轻时我对这些不太感兴趣,我更关注美学、抽象或娱乐性的内容。但最近我对制作更具明确政治意图的影片产生了兴趣。有趣的是,这种转变始于我在中国拍摄《天梯:蔡国强的艺术》(2016)。拍摄影片前我从未来过中国,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也不了解,我接下这个项目的原因是我觉得通过纪录片创作来了解中国会很有趣。
△ 《天梯:蔡国强的艺术》海报
当我遇到蔡国强时,我感觉到我们在创作方面处于相似的境地。于是那部影片的核心内容变成了讲述一位艺术家因各种原因而不得不为体制工作,被困于制作轰动但空洞的大场面,同时他也被由资本垄断的艺术市场所裹挟,在这种情况下他如何再次找回艺术表达的纯粹性。可惜在中国版本中相关的内容有删减。这部影片其实有某种政治性,它虽未明确表明,但能让人看到艺术家在面对官僚体制和政治期望时的挣扎。这次经历改变了我对自己创作的看法,促使我希望制作更具政治性的影片。最近我还拍摄了关于乌克兰的影片,去年我在基辅花了很多时间拍摄了该市市长。前一年,我还拍摄了你所提到的关于阿富汗乐团女孩的影片,她们因塔利班接管后无法继续演奏音乐,无法表达自我,而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
△ 《喀布尔的绝唱》海报
纪录公社xIDF:那么您作为一个外来者,在国外拍摄政治题材的纪录片时,如何把握自己的立场呢?
凯文·麦克唐纳:近年来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主要是英美国家中,关于谁应该讲述谁的故事的讨论非常多,尤其是在美国,比如黑人的故事应该由黑人来讲述。这种运动当然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影响,但我个人认为,不应该仅仅因为人们的背景来决定他们能拍摄什么故事,这非常局限。对我来说,纪录片的意义在于通过创作去理解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群体——甚至是那些我们可能认为是敌人或者不喜欢的人,这是纪录片创作的魅力所在。我不希望局限于拍摄自己苏格兰祖先的故事,因为我已经很了解他们了,没有新鲜感。
我个人的看法是,为了弥补电影题材和创作者背景的多样性不足,应当鼓励更多来自不同背景的导演拍摄影片,并给予相关的经济支持,而不是限制谁能拍什么故事。
当然有些人会说我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男性,本身就属于享有特权的精英阶层,因此我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可以选择拍摄全世界想拍的任何题材,在这点上,我无法反驳。
纪录公社xIDF:但是当我们去参加国际提案会时,往往会被问到“为什么是你来讲述这个故事?”类似的问题。
凯文·麦克唐纳:是的,各种资金他们有自己的勾选框,比如,如果你是黑人、同性恋、女性,那么你就排在前面。这种标准对我来说是荒谬的,确实有些故事更适合由内部的人来讲述,但很多时候,外部视角可以用更客观的方式讲述这些故事。
如何平衡纪录片的社会责任与经济考量?
纪录公社xIDF:您曾提到过英国有良好的延续自约翰·格里尔逊(John Grierson)的纪录片传统,在前面也提到自己在拍摄电影时会考虑商业层面,您认为纪录片创作者应该如何在承担社会责任与考量经济效益之间实现一种平衡呢?
凯文·麦克唐纳:我并不总是关注影片的商业层面,有时会考虑,有时不会。前面我指的是在我刚开始制作纪录片时,我希望制作能在电影院上映的纪录片。如果要在电影院上映,影片就必须能够吸引观众去观看。我作为IDF评审在观看那些优秀的影片时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些电影会在哪里放映?它们是否只能在电影节上被一小群所谓“精英观众”看到?我们是希望影片仅仅是增强这群观众已有的价值认同,还是让影片抵达更广泛的观众,改变人们的想法?
也许有些“精英观众”会瞧不上这种面向更广受众的电影,认为它们不够“纯粹”。所有的艺术形式都存在这个问题,我认为两种类型的影片都应该有生存的空间:既要有电影节上纯艺术性的影片,也应该有吸引更广泛观众的影片。
关于你所提到的经济层面的问题。1990年代,当我开始制作纪录片时,每晚都有各种题材的纪录片在播放,人们渴望观看基于真实故事的影片。我不清楚是因为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缘故,还是纯粹潮流的转变,后来这类纪录片不再吸引大众,纪录片的热度逐渐降低。直到Netflix等流媒体平台的出现,他们发现观众仍然想看有名人和真实犯罪题材的纪录片,这也促成了纪录片商业价值的复兴。但我认为流媒体制作的纪录片变得非常套路化,缺乏新意。这种现象很正常,艺术形式都是在不断成长、衰退、变化。像IDF这样的电影节至关重要,它为人们提供了交流和学习的机会。
现在纪录片制作再次处于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尤其是艺术性的或者关于严肃题材的影片更难获得资助。欧洲很多国家过去会为纪录片提供资助,但现在面临经济问题,资助减少,很多导演不得不从各个地方筹集小额资金,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筹集到资金来制作一部影片。在这种情况下,创作者很难依靠制作这类影片谋生,最后可能只有富家子弟才能有机会去制作纪录片,这显然不利于行业的多样化视角。
我希望这样的电影节能引起大公司和电视台的注意,让他们意识到应该制作更有趣的影片,因为确实有观众喜欢观看这些影片。毕竟,电影的价值在于被观众看到,孤芳自赏的影片是没有意义的。
△ 2024年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 ©IDF2024
如何看待纪录片作为拍摄剧情片的跳板?
纪录公社xIDF:许多年轻导演的梦想是拍剧情片,但因为纪录片成本较低,他们想以纪录片作为拍摄剧情片的跳板。您拍摄过许多剧情片与纪录片,您如何看待这两种类型的电影创作呢?
凯文·麦克唐纳:我觉得这种想法没有问题,不过我发现许多电影人对纪录片有一种它是剧情片“小弟”的偏见,我从未这样认为。刚开始制作纪录片时,我反而觉得纪录片是一种更优越的形式,因为它将现实,将生活的陌生感呈现在屏幕上。我对这种使用真实人物、真实事物进行创作的形式感到非常兴奋。
之后我创作了一部混合剧情片元素的纪录片叫《冰峰168小时》(Touching the Void,2003),因为这个故事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讲述。当时这部影片票房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于是有人来问我愿不愿意拍一部剧情片。我觉得可以试试,但是当时我还是觉得我内心是更倾向于纪录片创作的。后来我意识到制作剧情片可以带来完全不同的体验,因此我会尝试两者交替。很多我敬仰的导演也有类似做法,比如德国导演维姆·文德斯,他既拍纪录片也拍剧情片。
我认识到有些故事最适合通过纪录片来讲述,纪录片和剧情片一样有创意、引人入胜。我一直希望打破纪录片的刻板印象:它不是无聊的形式,可以不是严肃死板的作品,它可以非常富有想象力和创意。
△ 《冰峰168小时》海报
给年轻创作者的建议
纪录公社xIDF:您对有抱负的年轻创作者有什么建议吗?
凯文·麦克唐纳:对于任何希望成为导演的人,特别是纪录片导演,我想说,原创的想法比制作精良的画面更重要。当你刚刚进入这个行业时,不要过度关注画面是否美观,拍摄是否到位,真正重要的是你与拍摄主题是否有着真实的连接,你的拍摄想法、视角是否有趣,有新意。
然后需要记住,纪录片是“不舒适”的,有时候你需要让观众感受到不舒适,这就意味着在拍摄时,你也会有这种不舒适感。
再者,制作影片过程中感到迷茫是正常的,如果你去拍摄时完全清楚你要拍怎样一部电影,那么很有可能,你所观察到的不是真实的生活,因为真实的生活不可能完全按照你既定的路径展开。我注意到,如果我一开始就对影片的想法非常确定,通常最后的成片都非常无聊。而如果你带着一种更开放的心态,很有可能最后的结果会是不错的,但是这也意味着你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迷茫期。
纪录公社xIDF:您可否分享三个纪录片创作实操的建议吗?
凯文·麦克唐纳:首先,如果你的纪录片是围绕采访展开的,不要将采访视为获取信息的方式,而是作为一种理解人物的途径。不要问太多问题,给对方更多空间去自由地表达,因为大多数人希望被倾听。
第二点,当你问别人是否愿意参与纪录片拍摄时,很多人可能一开始会拒绝,但除非他们坚决说“不”,其他情况其实他们最终都会同意。大多数人都希望被理解,想要沟通,所以如果用对了方法,大家会愿意参与。
第三点,画质的分辨率并不总是决定美感,你可以用8K、10K画幅的摄影机,也可以用手机拍出精彩的作品,但要注意声音质量一定要好,它往往比画面更重要。比如,这次IDF中我非常喜欢的一部中国影片《烟火白雪黄玫瑰》,看起来像是用手机拍摄的,制作也很简单,但这个角色太有趣了。所以,不用太纠结相机的问题。
△ 《烟火白雪黄玫瑰》海报
作为IDF评审的体验
纪录公社xIDF:可以分享一下今年您作为IDF的评审的体验吗?
凯文·麦克唐纳:我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我觉得这个电影节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主要由学生或者往届学生运营的,他们给电影节带来了年轻的视角与活力。在第一天观看开幕影片《穿着毯子的人》时,我感受到影院中的气氛非常特别,观众一边享受影片一边笑,感觉他们也在思考,“我可以那样生活吗?”这种观众与影片之间的互动正是纪录片的魅力所在——它能挑战观众的观点,让他们对世界有不同的思考。
采访 | 素瑶、洋
撰文 | 素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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