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ir Hasanaj: 拍摄过程中总有一部分是现场自然发生的，这也是纪录片的魅力所在。你不会强迫自己去创造一切，但的确有一部分是由你自己通过人物或周围环境来引导的。对我来说，这个过程非常重要，我想讲述一些关于人物的故事，而他们通过讲述故事来构建自己的身份。我需要尝试在创作者和讲述者的身份之间取得平衡。

举个例子，当我见到 Milazimi（影片开场出现的工人）时，场景中有小鸡，这些小鸡对他很重要，这让他有一种父亲的形象，他必须保证它们安全成长。对我来说，这些小鸡也象征着他和家人的遭遇。因为当工人发生意外时，如果他的孩子还小，家庭就会更加脆弱，因为孩子还不到可以工作养家的年龄。因此，我选择用这样的选景方式来开始这部电影。 

△《劳工之翼》剧照 © Ilir Hasanaj

Ilir Hasanaj：这都是他们的真实故事。我们还拍摄了其他遭遇事故的工人，但没有感觉到太多连接。最终我与这三位工人紧密相连，他们给我了能量，成为了我的朋友。这部电影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科索沃劳工的死亡人数急剧上升。我想制作一部影片，让人们重视这个紧迫的问题。

一开始，我记得我想拍一部关于建筑工人的电影，后来我的想法逐渐清晰起来，因为在科索沃几乎所有的体力劳动行业，工人白天上班时都不知道自己能否坚持到晚上。他们经济窘迫，雇用他们的公司也不正规，不签发任何合同，加班没有工资，没有培训，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安全保障——就好像没有规则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就是没有质量监控。作为一名普通工人，如果想起诉公司，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们一个月不工作，就会被解雇。

对我来说，讲述这些故事真的很重要。第一项挑战是寻找遭遇过工伤事故的人。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找到这三位勇敢的劳工花费了很多时间，因为他们的处境非常艰难，工伤事故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长期影响。

多亏了调研团队Dafina, Korab,Mentor的大力协助，我去到科索沃不同的地方，见到了许多不同的人，听到了一些关于工作条件简陋的残酷故事。这让我真正了解到遭受事故劳工的生活状况，有时工人一听这是一部电影，就会非常害怕讲述自己的故事，但我完全能够理解。

我想讲述这些故事，但又不想妨碍他们的未来，尤其是他们的工作前景。因为他们讲述自己的事故经历，即使不提公司的名字，也可能会失去新工作，影响到其他同事，同时也可能会因为参与这部电影而受到其他负面影响，所以大部分人会感到压力而保持沉默。

因此，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愿意讲述自己故事的合适人选。当我现在重看这部短片时，我可以说他们确实是讲述这个故事的合适人选。

Ilir Hasanaj：当我走进他们家时，我会带着好奇心，我想了解他们，我有与他们建立联系和信任的信心。 

重要的是，你必须分享自己的生活。你不能只是去获取他们的生活信息，不能只是提出问题，以此为你的角色取材。这应该是自然而然地分享和相互了解，建立友谊的过程。我不能在工人们没有准备好敞开心扉的情况下就去采访，询问他们的生活隐私。

和我交流的人告诉我，我有一种能量，让他们觉得和我在一起很安全。我很努力做到诚实，并有自己的道德底线，我不会滥用这种信任。我想了解和学习，这是我的真实意愿。我想和我交流的人也能看到这一点。

另一方面，我也需要关注影片，我必须挑选出能够讲述故事的人，能够突出主题的人。因此，我想让不同领域的人参与进来。我们找了一位在工厂里种花的人，还有在建筑业和矿业公司工作的人。当你观看这部影片时，你就会知道，这不仅仅是某个人在工作场所运气不佳的罕见案例，而是一种普遍的境况。

Ilir Hasanaj：于我而言，移民到瑞士并不是一个“选择”。这是因为局势非常紧张。由于塞尔维亚的压迫，我的父亲作为学生在80年代非常活跃。接着，1989年紧张局势加剧，科索沃失去了自治权，1989 年，它的国家地位被取消。

这意味着许多压迫性的限制措施在不断实施，也意味着阿尔巴尼亚人是二等公民，尽管他们在科索沃土地上占大多数。例如在 1990 年代，阿尔巴尼亚人不被允许上学，我们不允许有阿尔巴尼亚语的书籍，阿尔巴尼亚人会因为身份问题而被开除。人们被关进监狱，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因此，阿尔巴尼亚人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一些人不得不选择逃离，这包括我的父亲，因为他们并不安全。其他家人也很快随着他的脚步离开。

在瑞士，我的感受很奇怪，因为你身处一个不受欢迎的地方。这里有一种潜在的、伪装的种族歧视。我不得不两次面对我的身份问题——一次在科索沃，然后在瑞士。我之所以回到科索沃，是因为在瑞士，大家都说我是阿尔巴尼亚人、科索沃人。我当时离开科索沃时还很小，我有一些记忆，但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我感觉我必须先找到自己，直到我可以说，是的，我也有科索沃的身份认同。完成学业后我来到普里什蒂纳定居，并完成了一部短片拍摄。之前我在苏黎世艺术大学（ZHdK) 学习剧情片制作，对我来说，制作剧情片是个困难的过程，因为我发现相比于展示真实的人、真实的问题和真实的故事，我很难在这些不真实的想法中找到紧迫感。因此，这促使我拍摄了我的第一部纪录长片，这部片子是在瑞士、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拍摄的。

通过这段经历，我意识到我想在科索沃拍电影。我最初计划只是短暂停留，完成拍摄后就返回瑞士。但普里什蒂纳让我渐渐喜欢上了这里。我看到了很多潜力，因此，我和朋友一起开了家另类电影院（Kino Armata）。

在那里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在瑞士，一切都运营和管理得很好。就像所有事都刻在石头上，这是一个存在了很久的国家。科索沃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它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成立于2008年。所以一切都是开放的，可讨论的。这意味着你可以就基本规则、概念或哲学问题进行对话和讨论，比如未来可以往哪个方向发展。

我觉得这非常有趣，当你作为这场增强文化身份运动的一部分。抱着这份好奇和兴趣，我尝试了很多像影像创作这样的文化活动。

Ilir Hasanaj：是的，它得到了科索沃电影制作中心的支持，这几乎是唯一一个除了市政府之外可以支持你拍电影的机构。实际上只有这两个机构可以寻求资金支持，而且预算非常有限。所以，关于如何完成一部电影，这一直是个问题，尤其是短片。你总是只能得到你所需预算的一小部分来完成电影。

我的意思是，科索沃本身就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这意味着没有多少电影会得到支持。所以我希望科索沃电影能尽快得到更多支持。另一方面，确实有一些正在制作中的高质量影片，这是好事。这意味着评委会看到了这些有才华的人，并因此支持那些需要被支持的重要电影。

Ilir Hasanaj：我们知道在纪录片中人物就是故事本身，我不是那种让人物做出违背他们本性行为的电影制作者。我的意思是，我们一起创造场景。

某种意义上，我试图创造出属于他们灵魂的场景。科索沃LGBTQ群体的纪录片（As I Was Looking Above, I Could See Myself Underneath, 2022）中涉及七个人物。他们来自不同的时代，面临不同的问题，拥有不同的身份。但将他们连接起来的，是他们都作为这个社群的一部分。

例如，我们有两个来自老一代的人物，他们经历过很多事情，也因为年龄和身份经历了很多困难和挣扎。所以他们的日常生活更多基于谈论过去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生活在过去。这让我非常触动。所以我想把这点融入电影，并有这样的体验，在某种意义上去捕捉这种灵魂。

在《劳工之翼》中，工人曾经遭遇过一些事情。但这种回响仍然伴随着他们，他们仍然在房间里。我感兴趣的是，他们是如何处理这种挥之不去的，来自过去的回响的。

我一直尽量尊重他们的故事，尊重他们与我分享的东西，尊重他们允许我拍摄的场景，并找到一种真正令人触动、高质量的方式。就像如果有人给了我一些东西，我会尽力把它做到最好。因为这是一种责任，一不小心你就会毁了它，或者让它们看起来很奇怪，甚至很糟糕。当然，有时他们也会拒绝拍摄。

我觉得纪录片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讲述一些事情。但我更愿意置身当下，成为人们的一部分，不仅仅是观察，而是真正地与他们接近，与他们连接。同时，观众给我的反馈通常是他们觉得自己与角色之间是相通的。

Ilir Hasanaj：有时候我也会参与朋友电影的制片工作，我非常喜欢他们的作品，想尽力帮助，以便他们的电影可以成功制作。

此外，我有两个要进一步开展的项目。其中一个是关于死亡的，比如科索沃的死亡状况以及人们如何面对死亡。我一直觉得人们对待死亡的方式比较正常，从某种意义上，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

当然，很多文化中都有“死亡”这个命题，每个人也都必须面对它。但我想了解更多相关的传统，关于它是如何演变的，它让人们看到了什么，或者它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对葬礼尤其感兴趣。因此，我很想知道这些特定的活动是如何进行的。这部电影应该是一部不需要解释的电影，一部只靠视觉效果的电影。我不知道这是否可行，但这是我所期待的.

关于我正在制作的另一部影片，它讲述了一位科索沃活动家、音乐家和诗人的故事，他在 1982 年被南斯拉夫特工部门杀害。这部电影将是一部剧情电影，对我来说，重新回到剧情类别将是一次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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