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此文为个人回答某乎《汉人在元、清两朝亡天下的本质原因是什么？》问题而来。是个人对于制度，文化，历史的思考，对于人道和天道的自悟。
秉承个人对于历史思考的从高处看，必落于实际的思维，如果你也对历史深度思考，对天道思维有兴趣，那么本文值得一读。
尤其是从公的朋友，相信会更有启发。
正文：
为什么元，清出现在宋之后？而宋之前的少数民族政权，比如魏晋时期的五胡，秦汉时期的匈 奴等，南北朝的北朝等少数民族政权却无法统一天下？
在这一时期，只有汉人才能够统一，比如隋朝是来自北周-西魏-北魏（三个都是少数民族政权），北朝拥有那么多“猛人”依然做不到统一，难道真的是生产力？那清朝和元朝的生产力超过了明，宋？
取天下和治天下，靠的从来不仅仅靠军事！更是靠利益分配！
不要去看“史书”，而是要看史书背后的“人性和利益”。
史书讲的是“忠臣良将”，是“君君臣臣”，是“君臣庆会”，是“一派祥和”。好像各个都是“道德楷模”，是“阴沟里蹦出个棉花球”，是“大仁大义”。
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如果用现在的说法，这叫“英雄史观”。难道历史就是这些“伟光正们”左右的吗？封建王朝的文臣写史书难道会把农民造.反称为“革 命”，而不是逆 贼？
这就是“人道之社会”，同样“精致的朋友圈”后是“毛坯的人生”。
道德这个东西，是表演给老百姓看的，是用来“愚之”的；若用来做事，那是百无一用！
什么是永恒的，是“人性”和“利益”？
那么，是人性中的光辉还是阴暗？又是谁的利益？皇帝的，百姓的，武将的，还是文臣的？
皇帝制度的目的是“中央集权制”，只有集权他才能够“均衡各方利益”，才能够实现“权力平衡”和“利益的再分配”，最终实现各方力量的“均衡”。
集权制度下的均衡，能够把实现对全局的完 全掌控和绝.对统一，利益再分配才能够保障底层的利益，才能保障社会基本的稳定。
正如《大明王朝1566》中，嘉靖对未来的万历讲：任何人答应你的事都不算数，只有自己能做主的才算数。
不要觉得封建王朝中，皇帝是一言九鼎，完全一人堂！做过领导的都知道，如果你下面的人都不听你的，你这个领导就是个摆设，就是个吉祥物。
这就是系统的执行能力，否则都是阳奉阴违，皇帝的诏书恐怕连紫禁城都出不了！
而且历史上的皇帝多是短命鬼，即使和平年代，也是各种莫名其妙的暴毙，什么原因呢？
可以说至少一半以上的封建帝王是说话不算数的，这个时候是外戚，后宫，权臣，文官集团说了算，“皇帝”反而属于被架空的状态。
而中国封建王朝的矛盾，从始至终其实就是两个矛盾：
1-皇权与相权的矛盾
首先，外戚-后宫-宦官的权力来自皇权，所以只能是百分百依附。而文官的权力来自科举，来自对生产资料（土地）的掌控，所以个人是依附皇权获得权力，但是文官利益集团却并非依附皇权。
而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虽然皇权从未改变，但相权一直在变。汉朝是丞相，代表的是勋贵尤其是军事贵族的利益；魏晋至唐朝是丞相-宰相，代表的是士族门阀的利益；到了宋朝变成了士大夫（科举贵族）；明朝则进一步成为了东林党，一直到清朝（江南士绅）。
到了宋明清，其实本质就是皇权和江南士绅的矛盾；因为这两者的利益是不同的。皇权要的是天下，士绅要的是特权。
既然不是利益的共同体，那就不会是力量的集合体，甚至还是皇权力量的对抗体。因为宋明清官僚的本质不仅仅是官，更是掌握土地，商业，资本的“财阀”。
2-中央和地方的矛盾
这很好理解，就是利益分配问题。因为在封 建王 朝，最大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谁掌握了土地，谁就拥有了财富。
而文官集团通过科举制度的特权，以商养官，以官促商，实现了经济和商业的垄断。通过经济特权实现经济垄断和优势，通过经济优势实现教育优势，通过教育优势实现科举优势，进而实现Z治优势，最终反哺经济和仕途（荐官制度和承袭制度）。
这是一个闭环，但士绅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只是为了维系其自身利益，而非国家利益。
具体表现为：土地兼并和盐铁茶酒官（私）营。本质就是地方官僚集团在经济上与中央的斗争。当然还表现在税收制度上。（明朝的一条鞭法，清朝的摊丁入亩）
也就是说，文官集团逐渐实现了对基层的经济和政治掌控（土地兼并，皇权不下县）。
如此，中央财政势必枯竭，要知道干什么都是需要用钱的。打仗，赈灾，保障底层生存避免民乱。而当底层没有保障时，结果就是造 反！
明白了这些，你就知道为什么宋明两朝亡天下的原因！
以文官集团为首的士绅阶 层，通过掌握相权和地方与皇权一直进行着“斗争”，进而在政治和经济上逐渐架空皇权和中央。而当皇权想进行变法改革改变局面时，遭到文官集团的疯狂反击和报复，最终失去天下！
比如宋朝时期南唐后主李煜就是被江南士大夫出卖给了赵宋；而赵宋王朝也被文官集团出卖给了金朝。王安石和范仲淹的变法和新政也都是失败收场。南宋岳飞的北伐失败也是以秦桧为首的文官集团的疯狂打击，最终被害。
所以宋高宗赵构讲：非卿不忠，非朕不明！（这就是皇帝无法实现集权的无奈）
明朝的东南倭患本质就是江南士大夫支持的军事走 私集团；明朝也是被江南士绅和山西土财主出卖给了满清。而张居正的改革和雍正皇帝的新政，本质还是向江南士绅下手。结果张居正抄家，雍正的历史名声一直很差。
所以崇祯皇帝最后的绝望是：文臣皆可杀！（最终发现文臣才是最大的卖 国贼，无君无父，有家无国。你以为崇祯励精图治就这么脆弱？他是绝望）
当然崇祯皇帝看到的是“文臣”，其本质是：江南士绅文官利益集团。
这群人有家而无国，见利而忘义！
当时间来到今天，就是“个人资本利益集团和文官集团”（想想曾经某位刘姓证-监-会-主-席上台期间，多少江浙沪企业上市，你就明白了）。
但靠道德和自我约束（自我革命）能约束他们吗？
是制度可靠，还是道德可靠？是自我革命可靠，还是人民监督可靠？
而且最近二三十年这群人又抬头了，想想为什么以房产税和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离境税这些就是做不到？
从人民视角和中央视角，不得不防！
如果你常读史书你会发现如下规律：
1-对皇帝而言，所谓“私德”不是那么重要的，不是说你是“道德完人”就能做好皇帝。
对于道德的“宣扬”，无论是忠臣传，贰臣传，孝子贤臣等，这是“统治需要”，是维系稳定之需要，是凝聚人心之需要。（这就是人道之社会）
2-伦理道德，尤其是以军臣-父子的伦理道德-即食君禄，君即尔父，相比较西方的“神的子民”，更为天然。
那么作为最 高统治者只要把“皇帝”等同于“父亲”，把“皇帝”等同于“天（天子）”，就可以实现“逻辑”的闭环。
即：服从皇帝就是顺应天命，对皇帝忠心就是对父母孝顺。
这就是后世儒家不断构筑的“思想和道德”体系。从董仲舒到宋明理学，做的就是这件事。
3-国家内的斗争，从来不是个人的私人恩怨，而是一个集团和另一个集团的恩怨，是一个阶 层和另一个阶 层的“恩怨”，是一种制度和另一种制度的“恩怨”。
而在一个集团，一个阶 层，一种制度背后的是“一群人的利益”。
举个例子：唐朝的宣武门之变和安史之乱。
李世民的背后是陇右勋贵，而李建成的背后是山东-河北士族（非行政单位山东河北）。
魏征本来是太子李建成的太子洗马；但是后来投靠的李世民。魏征是“巨鹿人”（现在的河北邢台），再比如太 子的心腹王珪是山西祁县人。
而陇右勋贵和山东河北士族最大的矛盾就是“用人”之权，或者说做官的权力。可以这么说山东士族是看不上陇右勋贵的，包括李唐本人，这就是“老钱”对“新钱”的态度。
所以唐初虽然承袭隋朝的科举，但是还是“世袭和荐官”制度，也就是陇右勋贵掌管了官僚体系，要知道在古代做官也就意味着掌握了一切，无论你是从商还是土地，没有权力的庇佑，就是为他人做嫁衣。而山东河北士族的“底蕴”太厚了，科举制度下，陇右完全没有赢的可能。
那么以陇右勋贵必然打击山东士族，就是在科举制度上。你可以考试厉害，但是我可以世袭。（具体就是荐官和荫封制度，而且能进入“官学”学习的必 须是官员后代）
最 具代表的就是“高适”（边塞诗人），他就是渤海郡（今河北景县）人，为什么他会去“边疆”立功，去幽州节度使作幕僚，因为正规渠道没有他的机会。
而安史之乱的背后就是山东河北士族的支持，打仗打的是钱粮，尤其是正规军最 先需要解决的是粮草供给的稳定。
虽然安史之乱失败了，但最终是山东河北的士族还是赢了。标志事件就是“杨炎的两税法改革”，最终结果是杨炎被贬，然后赐死。（杨炎727-781，属于唐（618-907）的中后期）
杨炎是陇右集团的，而唐朝的税收制度“租用调制”是对山东-河北士族比较友好的，因为其基础是均田制，而均田制一定对人口密集区域有利，恰好山东-河北地区是人口最密集地区，人多也就意味着可以获得的田多，经济自然发达。而“两税法”是以户税地税为基础，即以人的资产为对象征收（户无主客，以现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对山东河北士族而言，这就是冲着我来的。
那么，怎么可能让你活着？利益的斗争或者说Z治斗争只有“你死我活”。
从此山东河北士族占据绝 对优势，唐朝的国运也就开始一落千丈，再无翻身之可能。
当然士族和勋贵的斗争中，士族赢了。那么其对百姓的盘剥也就更加“刮地三尺”，而在科举和政治上更是形成了垄断，于是底层也就完全失去了机会。
最终天降猛人“黄巢”，“天街踏尽公卿骨，内库烧为锦绣灰”。
其实自古以来的所有王朝都在解决两个问题：皇权不下县和土地兼并。
1-皇权不下县
皇权不下县也就意味着最广大的“百姓”不能沐浴“皇恩”；“皇帝”治理天下必 须依赖“士绅”这个阶 层，必 须依赖“家族”这个单位来治理百姓。
于是只能通过“君臣=父子，君=父，尽忠=尽孝”自朝堂知家族家庭来构建“同构性”。
而在这种结构下，士绅以及家族力量的强大，你觉得老百姓的日子会更好还是更坏？造成的结果就是“士绅才是土地的主人”，拥有着超越法律的权力，继而从各个方面盘剥百姓。
很多开国皇帝会讲“永 不 加 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食利集团的增加，土地兼并等等导致“税源”减少，那么就一定会选择“加赋”。当赋税加到老百姓无力承担时，那么各种矛盾自然会随之爆发。
当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通讯信息的发展，那么也为皇权下县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封建王朝的乡村，土地的所有权在士绅手里，和佃户的关系是雇佣，生产关系是依附，于是在基层，是士绅来组织生产维系乡村稳定。那么，老百姓过得好与不好只能建立在“士绅”的良心和道德上，士绅和基层官吏的道德上限和下限就是百姓生活的上限下限。（正如封建王朝的百姓期待明君，期待清官，期待大侠）
而且“与之配套”还有文化建设。比如灾年施粥，士绅获得了百姓的认可，更能加强其社会地位。而士绅也把此作为自己的责任。这就是其更高的“人生追求”，即所有族人或者乡党的尊重。
但也会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当老太爷去世后，二世祖们可能“翻脸不认人”。具体可以参看《天道》这部电视剧五台山论道电视剧中的删减版中，韩楚风所讲的那部分，即主流文化引导强者更高的人生追求。（个人觉得比较难，因为你不能保证所有的强者都有此觉悟）
而教员实行的土改，一是土地为集体所有（公 有 制），二是政权设置到乡镇，由政府组织生产，三是劳动关系自然也随之改变。
可以说从根本制度解决了“皇权不下县”的问题。
这里要明白，皇权越下沉，权力越向上集中！
周王朝天子的权力到诸侯；汉魏晋南北朝皇帝的权力到门阀；隋唐之后尤其是宋明清皇帝的权力到士绅。
所以中央集权不光是一种制度，更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必然结果。
于是，又诞生了一个新问题，如何“制约”权力。其实朱元璋所设置的制度极.具开创性。首先是地方上的三权分立：卫所掌握兵权，布政使掌握财政权，按察使掌握司法权。于中央六部掌握行政权，大都督府掌管军权，六科给事中负责监察之权。这是标准的“三权分立”。
唯 一的漏洞，也是皇帝制度本身的漏洞，皇帝谁来“制衡”？
2-土地兼并
土地兼并的本质是封建王朝的“官僚特权”，即皇权与士绅共天下的必然。皇权“让利”给士绅，拉拢士绅为己所用。
因为士绅不纳粮，不用服徭役，那么这种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自然也就具备了经济上的优势，为其土地兼并提供了制度和物质基础。
这也是封建王朝，中央和地方的主要矛盾。
制度的执行是需要成本的，并不是说皇帝一句话就立刻变成现实，否则那不是皇帝，那是上帝，是神。
也并不是说你不做就诛你九族，那是昏君的取死之道，不是皇帝的治民之道。
正如伟人所讲的资本是化生的，而且我在《一眼阅万古：天道与人道篇》所讲的“不变之人性”中所讲的，人生而不同，死而不同，活着也不同。既然人是有差异的，那么竞争的结果反应在经济上，就是“贫富差距”，就会有强者和弱者。这是不违背天道的。
那么，广义的“土地兼并”就是不可不免的事情。可以这么说即使在同样的条件下竞争，也会有“不同”的结果。那么，任何社会都不可能也不应该直接去影响竞争本身，而是应该影响结果之后的是。
“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天之道，损有余以奉不足”。若以此“天道”治国，内有道而必外显德，答案就是“再分配”。
怎么才能够“再分配”？答案其实就在“皇权不下县”中：中央集权。作为GJ而言，只有集权，才能能够有能力进行“再分配”。如果中央式微，那么就是三国，就是五代十国，就必然各自为政，更谈不上再分配了。
想想南宋的士大夫们，还会想着江北的“子民”吗？不光不会想着，还会视为“负担”。就像今天的“转移支付”，若没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如何能够实现？
现在知道为什么“转移支付”，为什么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了吗，为什么全国上下一盘棋了吗？
而这是最难的，我们有句俗话“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杀父之仇，何敢共天？
那么，问题就可以归根到两个问题上：
1-既然中央集权那么重要，是最终之路，那么“皇帝”的权力如何制约？
2-抑制土地兼并（资本），如何激活资本，如何活跃市场，如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第 一个问题其实不难，皇帝的权力来自哪里？血缘（那是周天子的王道），军功（那是春秋五霸和项羽实行的霸道），来自上天（这是帝道）。也就是董仲舒一直到宋明理学构建的“皇帝制度体系”的合 法性，也是传国玉玺上面的四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即君权神授，所以皇帝是“天子”，是上天之子。就像你是你爸爸的儿子，那么你就拥有继承权一样。
而这权力虽然赋予皇帝，但不属于皇帝。（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既然天可以赋予皇帝权力，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赋予“民”呢？
所以一位先行者喊出了：“天赋民权”。
还记得我在《一眼阅万古：天道与人道篇》中讲“悟道”的四个次第吗？“人道”的最 高阶是什么？
《天道》中，作者借丁 元英之口还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进窄门，窄门后面没有人，我们只有发现我们自己，恍然大悟，原来救世主就是自己，救世主不是人，是觉悟。
第 一层，你从未想过走进那个窄门，但是包括你自己在内，所有人都告诉你，窄门里有一位上帝，于是你深信不疑，并从中获得勇气和力量。这是迷信。
第 二层，当你走进窄门时，发现真的有一个上帝就坐在那里，于是你匍匐叩拜，希望能够得到上帝的庇佑。这是宗教。
第 三层，当你走进窄门时，看到却有一位“上帝”坐在中央，但是背对着你，当你走过去才看清，原来这个人是你自己。这是自悟。
第 四层，当你走进窄门时，什么都没看到，于是你若有所思；而当你退出来时，回首才发现，从来都是空空如也，也从来都是花团锦簇。这是觉悟。
第三层就是“人道之社会”的终.极自悟，那个“上帝（天）”坐在中央，但是背对着你，当你走过去才看清，原来这个人是你自己。
“人民就是天”，这个“天”从来只能是“人民”。
那么第 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天-赋-民-权，中-央-集-权；人-民-是-天，人-民-万-岁。（而这已经被两位伟人构建和解决）
有人会说这是“跪舔皇权（权力）”，这里借用张牧之的一句话：不许跪，皇帝.都没了，没有人值得你们跪，我也不值得你们跪。”
我想说的是，如果有“什么东西”值得你跪，那么只能是“天”，过去这个天是皇帝，是老爷们，是天地君亲师；那么现在和以后这个天就是“人民”。
因为“人民万岁”！（所以无论是制度上还是思想上，必定公者千古）
至于第 二个问题，除了“再分配”，即“直接税”等强制措施外，有没有“以文化之”的方法。
这里贴《天道》中韩楚风所说的理论：
如果主流文化能在弱势群体期望破格获取与强势群体期望更高生命价值的社会需求之间建立一个链接的纽带，或许更有积极意义。
强势群体仅仅适用一般的竞争规则是不够的，主流文化应该对强势道德提出更高的要求，构建强势文化体系，赋予强势群体更高的生命价值。当然，这首先是以不平等为先决条件。
而在我们的文化中“更高的生命价值”是“道德满足感”，是“精神追求”。即马斯洛讲在《人类激励理论》中讲的五种需求：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那么这种强势群体更高的生命价值就是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对于弱者和强者而言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但是这种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和传统文化的道德上的精神追求，能够真正被“引导”吗？或者真的要等到“人民精神追求极大提高”？
还是如宗教中以“进天堂”，“修来世”等等的指引，利用“以巧制巧，以欲引欲”的善巧？
难不成，真的要靠一次次的“推倒重来”，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个人能力有限，我在历史中还没找到更好的方法，希望听听你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