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的发展脉络到底是什么？什么是“人道”思维，什么是“天道”思维？而在天道贵弱，人道慕强中，为什么“人”之社会，最终都是死胡同？
这篇文章总结了近期的读书和学习心得，算是“抛砖引玉”，相信至少可以从不一样的视角带你“曲径通幽”，看清文化背后的“人道脉络”和个人在不同时代下的最 优解。
一，人间道：阴阳之法
这里先说一个结论：所谓“人道”，就是为“人”找一片可以遮风挡雨的“天”。
于是，西方找来了上帝，中东找来了真主；所以西方的“国王们”需要教皇的加冕，而中东成为了“政教合一”的国家。
而我们找来了两个：
第 一是周公（先秦儒-法）找来了“天”，通过《易经》又垄断了“天意”的解释权。要知道“天”本来是凌驾于“人”之上的，直到董仲舒“天人合一，君权神授”，让神权和政权合一，从此“皇帝”成为“天子”，而再也不是“人皇”。毕竟“子”在“父”之下，在封建王朝的社会文化体系下，“父”就是家中的“天”。（天在古代的含义演变：自然界的天-国家的天-超自然的义理之天）
于是就有了“以孝治天下”，汉武帝成为了“孝武皇帝”。这个理论的不断发展，到宋明理学时，把伦理也提升到了“天”的高度，“存天理，灭人欲”。从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既食君禄，君即尔父”。
第 二是老子（先秦道家）找来了“道”，即“道生万物”，万事万物均为“道之显化”，而“道”藏于万事万物之中。
但“道”和“天”以及“上帝-真主”等造物主们不同，“道”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的，所谓“道常无名，惟恍惟惚。”
这就是人道之“法”，人道之“信仰”；最直白的讲法就是“人总需要信点东西”。而人之所信的，也必定成为一种桎梏。包括道德，法律，宗教，制度等等，是为“文化”。
而我们常说的人性，其实是文化的产物，是人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以此，也就有了两种“构建社会”的思想：一种阳刚的太阳之法，一种阴柔的太阴之法。
阳刚之法讲：民为贵；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阴柔之法讲上行下效，明君圣主。
阳刚之法告诉底层“民为贵”，人民才是主人。阳刚之法的对象是“民”，是告诉你自强不息，山高人为峰。
这里一定区别“民为本”，后世腐儒把孟子的“民贵君轻”讲成“民本思想”，这才是纯属扯淡，高以下为基，这才是民本。
代表人物马列，孟子，教员
阴柔之法是告诉统治者，如何“御民”，告诉你民难“治”，所以你应该“怀柔”，甚至“愚民”。
阴柔之法的对象是帝王，这种“治民事天”，最终的结果只有两种，要么顺应其愚，要么使其畏其威（以法-刑使其畏）。
代表宋明理学，法家，西方的法治社会。
可以这么说，绝大多数时候，作为统治者，都是以阴柔之法“代天牧民”的。
要知道社会作为“人之社会”的作用，归根结底只有两个：稳定和发展。而在绝大多数时候，无论是对上还是对下，稳定才是最大的共同需求。对下：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对上：四海升平，江山永固。
阴柔之法有利于稳定，因为会彰显共性（社会性），也就意味着统一和坏柔；而阳刚之法有利于发展，因为需要彰显个性（人性），意味着有冲突和打破。
但统治者不敢用阳刚之法，原因只有一个：怕失控。因为，让民觉得其“民为贵”，也就意味着真正的“众生平等”。
那么，对于上位者而言也就失去了话语权，继而失去了财富，失去了地位权利。但是众生是“无明”的，是“生而不同且有差别”的，是“民多智而易乱”的。若非自悟而一味以“阳刚之法”，那么结果就是一个字“乱”。
不要觉得真是站在了统治者的角度了，本文没有统治者，只有天道和人道，只有文化和非文化，讲的也不是“制度和阶级”。
想想曾经有过那么十年，自上而下以阳刚之法，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所以阳刚之法的前提是什么？正如前文所讲，阳刚之法对对“普通人”而言的，那么也就需要其能够了断“无明”。也就是让自己成为那个“天”，而不是换一个能够“倾向于”自己的“天”，是为“自悟”。明白这两者的区别，前者是向内，后者是由外。
退而求其次，就是对于“普罗大众”来说，要真正明白：为什么自己是“天”，为什么可以“六亿神州尽舜尧”。而这需要时间来沉淀文化，而绝非一蹴而就的热情。
想想人人“自悟”的还是“人道”吗？那是“天道”。正如人人都是觉悟者，那是佛国净土，而非人间。
所以，有位"L姓”学者在研究“GC主义”的起源时，讲过这样一句话：GC主义是基于宗教式的理想，而且其起源也确实来自于宗教。
但这种“理想”注定是理想，因为人生而是不同的，也就决定了对于“人之社会”，这两者（阴阳之法）的结合，双管齐下才会才可能出现“最终答案”。
就像“胖东来”，对于普通员工都羡慕可以进入这样的公司，而对于老板们也羡慕可以拥有这样的企业。但是我在之前的文章讲过很多次，胖东来的模式是无法复制的。
因为“文化”是某个特定时期，特定区域内的“共识”和“共业”；胖东来换个地方，只会成为羊毛党的福利，最终以破产收场。
就像“营商环境”也不是喊出来的，隔空喊话的人都没有服务精神，哪里有好的营商环境？
为什么会讲“人之 社会”的“阴阳之法”？首先这两种不作高下之分，就算你想分也请不光只从动机上，还要从结果上去看。
但，阳刚之法是培育出“强势文化”的土壤，阴柔之法容易培育出“弱势文化”；这才是本文的第 一个观点。
这里说的是培育出强势或弱势文化，而不是直接造就。因为阴阳之法终归是“人道”之法，无论是强势还是弱势，都是基于人“不变之本性”的，而这才是“种子”。
二，不变之人性：抬头望天
那么对人而言，什么是永恒的，人性中是否有“不变”的东西？或者说是超越“社会性”中「高低贵贱胖瘦美丑性别」之不同的东西。
1-人，生而不同，死而不同，活着也不同。
人的先天禀赋，后天造化，随身之业力注定是不同的；而这“不同”是永远存在的。
2-人，可以没有人性，但不能没有性。
所谓人性，是社会道德之“共性”，而非人生而之“人性”。相反，“性”才是人生之“人性”，这是其身体构造和器官决定的。
而这些器官，包括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即“有欲”。这“有欲”是永远存在的。
3-人秉天地中之阳气而生，婴儿是为纯阳之体，亦即注定了人会“向阳而生”。
这种向阳而生包括对生的渴求，对未知的渴望，对美好的渴盼。所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一定会有反抗，只是反抗的形式不同而已。
这才是人之“自然”，人之“本来”。任何“制度”，如果不是建立在这三者之上，必有“余殃”，或者说“代价”。而任何建立在这三者之上的“制度”必然能够激发出最大的“活力与潜力”。
这三者才是“不变之人性”，而非道德之“人性”。
想想，无处不标榜的“道德”和“价值观”；有些人和单位崇尚的“人情世故”；那些路边招牌的“整齐划一”；包括的学校教育。
是建立在这三者上，还是恰恰相反？
以束缚“不变之人性”为基础的“制度和政策，道德和法律”怎么会激发“人”的“活力和潜力”？
这也就是《遥远的救世主》中丁元英在和韩楚风前往五台山的路上所讲的：
所以这事（王庙村扶贫）得拆分成发烧友的公司和农户生产两部分，允许几个股东扒井沿的，能不能爬上来，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对于农民，从基础设置，就不给他们期待天上掉馅饼的机会，我救不了他们。我能做的就是通过一种方式让他们接受市场经济的生存观念，能救他们的只是他们自己。
其实，这句话关键有三点：
其一是我救不了他们，任何人都不可能救得了他们；其二是能救他们的只是他们自己；其三是他们要想在市场经济下生存，就必 须接受市场经济的生存观念。
同样，在任何环境下生存，都必 须接受和掌握该环境下的生存观念。
这三点可以说《天道》一以贯之的思想，也是这部电视剧和小说的“核心”。也是作者想告诉所有人的。
作者是借丁元英之口讲出了一个“天道”而非“人道”的东西：
这个世上从来没有救世主，老百姓所期望的那个“天”也从来不存在。或者说那些“人道”设定设计出来的“神，造物主，天，玉皇大帝，上帝”，这些“凌驾于人”之上的东西都是本不存在的。
《天道》这部电视剧本身就是一种阳刚之法下的“强势文化”。因为他不是在告诫“上位者”要悲天悯人，成为救世主，成为明君圣主。而是在开悟“众生”：想要改命，一定要幻想和欲望中走出来，向阳而生，自己做主。
想想鲁迅当年说的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再想想伟人的诗词中“常常呼唤孙大圣”？因为悟空在灵台方寸山修行时讲的是：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打坐参禅，不如弄棒打拳。
这就是强势文化！
而“人道”的那些东西，被设计出来目的只有一个：控制！控制的目的是稳定，稳定的目的是维系旧的制度，维系的目的是既得利益！
所以《天道》中，作者借丁元英之口还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进窄门，窄门后面没有人，我们只有发现我们自己，恍然大悟，原来救世主就是自己，救世主不是人，是觉悟。
这让我想起了一则故事：
春秋战国时代，做了将军的父亲带着还是士兵的儿子出征打仗。
进攻的号角吹响，战鼓雷鸣，父亲郑重地托起一个箭囊、里面插着一支箭，他对儿子说：
“这是我们的家传神箭，打仗时配带身边，会给你增添力量，但你要记住，千万不能抽出来。”
这是一个极其精美的箭囊，用厚牛皮打制、镶着幽幽泛光的铜边儿，而露出来的箭尾一看就知道是用上等的孔雀羽毛创作。
儿子喜上眉梢，推想着箭杆、箭头的模样，甚至幻想着自己用这支神箭射中敌方的主帅时的情形。
果然，配带了神箭的儿子英勇非凡，所向披靡。而当鸣金收兵的号角吹响的时候，儿子被得胜的豪气所驱使，忘记了父亲临行前不让他追赶敌兵的叮嘱。他在追逐敌兵时突然想起了神箭，在强烈的好奇心的驱使下，拔出了神箭。然而，骤然间他惊呆了。这竟然是一支断箭，箭囊里装的是一支折断的箭。
“原来我一直带着一支断箭打仗！”
儿子吓出了一身冷汗，顿刻间失去了勇气，意志好像失去支柱的房子一样坍塌了。
结果不言而喻，儿子惨死于乱军之中。面对儿子的尸体，父亲拣起断箭，沉重地说道：
“不相信自己的意志，永远也做不成将军。”
其实和这个儿子一样，众生所想的就是这个能够无往不胜的“神箭”，一个能够为自己遮风挡雨的“天”。
以此作为修行的话至少有四个次第（以上述丁元英所讲的窄门为例，想象以下画面）：
第 一层，你从未想过走进那个窄门，但是包括你自己在内，所有人都告诉你，窄门里有一位上帝，于是你深信不疑，并从中获得勇气和力量。这是迷信。
第 二层，当你走进窄门时，发现真的有一个上帝就坐在那里，于是你匍匐叩拜，希望能够得到上帝的庇佑。这是宗教。
第 三层，当你走进窄门时，看到却有一位“上帝”坐在中央，但是背对着你，当你走过去才看清，原来这个人是你自己。这是自悟。
第 四层，当你走进窄门时，什么都没看到，于是你若有所思；而当你退出来时，回首才发现，从来都是空空如也，也从来都是花团锦簇。这是觉悟。
由此，“天人合一”这句话，从来不是什么“最 高境界”，不过是第三层境地而已。我在之前的文章中《那些误导了你千年的“古话”，悟透了才真的醍醐灌顶！》也聊过其真实含义，绝非后世儒家所讲的“君权神授”，也更非和“大自然”合二为一。
因为那个“天”只要还在，就会一直压着你，你只是和它“合一”了，但是不代表它不存在。哪怕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不过是换了一个“天”而已。
这就是“弱势文化”的核心，永远需要有一个“天”的存在。或是道德，或是宗教，或是皇帝，或是老天爷；甚至可以是资本，是一切可以用来依附的东西。
我记得在《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中有这样的桥段。袁世凯问梁启超：这皇帝没有天大，所以叫天子，那宪法就比天大吗？这民国要是没有个天，那可怎么得了啊？
记得当年看这段时总觉得袁是强词夺理，后来才明白其内涵。在袁世凯的眼里，这世界最大的是“天”，这社会最大的就是“皇帝”（天子），而梁启超讲的是“国家宪法就是民国的天”。
套用《金刚经》就是：佛说天，即非天，是名天，这就是“众生所需”。
只不过袁觉得百姓需要的是“皇帝”这个天，梁觉得百姓需要的是“法”这个天。当然，法比皇帝更进步，至少法下平等比皇帝之下平等要更容易让人接受。
但在“人道”的社会中，谁来“执法”？是皇帝还是百姓？执法者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天”？但这个“天”是“包青天，海青天”呢，还是老百姓的“奈何天”？
而对于“觉悟者”的个体来说，禅宗讲“非心即心、非物即物”；也就是我在《鹿氏道》中道出的究竟法门：实有非有，无非实无。即先秦道家所讲的“太一生水”。
正如“张牧之”讲“没有你（天）很重要”！
可以这么说所有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文艺复兴”，做的都是这件事：改天换路；而所有的修行做的也是这件事：非法无天。
本章以宝光寺的楹联结尾：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三，儒道：人才和天才，也谈东西方文化
儒家讲的“天”，“理”和“天人合一”是立在人之上的；我相信一定有人会发现，道家所讲的“道”，不也是在人的头顶上立了一个吗？“道”不也是万物的主宰吗，毕竟“道生万物”。
确实是的，但是“道”是什么？
道是“无”，如果你想把它“实有”时，也就没有了这个“道”。
举个例子你就豁然了：你高中时作几何题目，有的题目需要“辅助线”。
没有这个辅助线，这个题目你是解不开的，但是有了这辅助线后就迎刃而解，解题后这个辅助线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在高等数学中，你引入一个“虚数”，它没有实际意义，他存在的意义就是辅助解题，解题之后，这个虚数也就没有了意义。
能明白了吗？这个“辅助线和虚数”其实就是“道”。“实有非有，无非实无”。
所以老子在《道德经》中讲的“道”是：复众人之所过，辅万物之自然；是“无为”。
而这才是那个究竟，才是“非文化”，而你所接触的一切道德（以孝治天下），宗教（政教合一），制度，伦理（宋明理学）都不过是“人道”之下的“有为”。
再举个例子：一群智商很高，而且学习自觉性很强的学生，老师越是过多干预，这群人成绩反而不好，我相信有多高三班主任经验老师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这个时候老师要能够认识到，这群孩子靠自己都能考很好的学校，自己要做的就是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和环境，给孩子以基础的学习规划和方向。这就是“无为”。
而一群普通智商，而且自学性比较差的孩子，作为班主任你要做的不是“无为”，而是“有为”。如果你想他们考上好的学校，那就要帮助他们制定学习计划，高考的考点要帮他们一遍遍梳理，并督促他们学习，防止他们玩手机谈恋爱等等。这就是“有为”，也就是所谓的“衡水模式”。
如果你对这群孩子“放养”，可以这么说，学习时间跟不上，复习跟不上，课外补课无，学习能力弱，自律性差，你觉得结果会是什么？
也正是《不变之人性：抬头望天》所讲的，这个“天”是众生所需的，那么老师的“有为”也是“普通学生”所需。因为“人生而不同，死而不同，活着也不同”。大多数人是“下下根器”而非“上上根器”，那么就一定需要“修”，“修”就需要“戒”，而“戒”就一定需要“律”。
这个“律”可以是伦理道德的律，可以是法律的律，也可以是宗教中的律，也可以是班级的纪律。
所以佛陀讲“以戒为师”，孔子讲“三省吾身”，基督也有《摩西十诫》。
上文讲到“没有你对我很重要”，为什么还需要有个“律”来制约众生？因为这就是所有的觉悟者都看到：虽然人人都有“觉性”，但不代表人人都能够“觉悟”。
就像对于普通学生而言，需要有一位严格的班主任制定各种纪律，学习计划，复习计划；并且严格监督执行。而对于众生来说，最 好的方法就是“天和律”，一个供其依附，一个助其循蹈。所以“人道”中的教育培养出来的都是适应社会的“人才”而非打破桎梏的“天才”。
天才是老子口中的“大器免成”，而人才则是常人的“大器晚成”。
为什么西方近代发展强于东亚文化？
西方的“天”是宗教，是上帝，是每个人与上帝定下契约，无论是君王还是平民，上帝之下人人平等；于是上帝之下的公平正义得以伸展，人性自然得以解放。
而神职人员掌握了知识，那么“知识”在神权体系下，既因教会而传播发展，也必定受到神权压制，所以“哥白尼”的日心说会被认为是邪说，那些不符合教会利益的科学家会被认为是“异类”而遭到火刑，这还不包括打着教会名义而被处刑的“巫婆”。
而疾病来临时（黑死病），疾病面前自然也是众生平等，那些神父甚至教皇都无法幸免，于是人看到了自称“上帝使者”的神父并非“神躯”时，只是披着“华服”的普通人时，那么被压抑压迫的“人性”自然就会觉醒。
于是开始眼见为实，相信自己所能看到的东西。这其实就是西方科学的本质：观察结果=实际结果。能看到分子时分子就是构成物质最小的单位，能看到原子时，原子就是最小的单位；然后就是电子，直到量子纠缠。所以西方的科学本质是科技的科学。
当然这也构成了东西方的思维和文化差别，西方是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东方是越看不到什么，越是什么。（哈哈）
于是西方的“科学和理性”得以发展。而科学和理性是“唯物”的，以此为基础的科技的发展，自然能够提升生产力，自然走向富强。
但是，西方于文化下也有其天花板，那就是“上帝”和宗教。
而东方儒家文化下的“天”是“天人合一”是“伦理道德”，于国家中是“皇帝”，于家庭中是“父亲”，其本质都是“人”。所以儒家文化下的发展天花板和地板就是“人”道德的“上限和下限”。
如果说神对人的压制是不容冒犯神权，而人对人的压制是不容冒犯地位和权威，甚至其自尊。
所以我们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和法家，其实是一体的）的最大作用是什么？是构造了社会伦理和法律秩序。这也是儒家文化为什么能够“久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因为这是封建王朝维系社会稳定之所必需。
而无论是“天人合一”还是“存天理”，最大的作用就是告诉你，你的头上有一片天，你们要遵守这个天的“意志”。这个天包括道德，伦理，也包括皇帝，父亲。这种文化必然带来的就是保守和传统，必然抑制“不变之人性”，必然不利于“现代科学发展”。
人尚且出于“压迫和压抑”中，又谈什么“发展和创新”呢？
但，也正如“不变人性”的第三条“向阳而生”，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防抗，于是从理学到心学，再到马列，从外在的“天理”到内在的“心即理”，再到唯物主义，包括近代伟人也是心学大师（谭嗣同-杨（岳父）-毛），其实也是解放“人性”的过程。（参考文章《鹿山玄谈：人人都有神性，你的神性是怎么消失的》）
但唯物主义的天中，并不是让人性重归神性，而是为人性找了一个继父：物性。那么，当“不变之人性”沿着这条路前进时，那么也就失去了安放其灵魂的地方，也否定了“人生而不同，死而不同，活着也不同”，毕竟都是一堆碳水化合物了，还有什么不同？
以我们历史的经验来看：任何一个生长在继父家中的孩子，最后都是要成家的，都是要归宗的。
回到佛家那句话：人人都有“佛性”，不代表人人都可以成佛。那么人人都有神性，不代表人人可以成神。
这也是“佛教”是最“科学和前卫”之宗教的原因。因为在无论是原始佛教还是禅宗，都有这样一个理念：佛性本自具足。
所以，于“人道”社会中，对比三条“不变之人性”。你觉得是人人觉悟容易，还是“将以愚之”容易？
如老子所讲：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
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这就是老子两千多年前就已经看透的“稽式”。但善为道者“治民事天”乃至大顺不是被动的“愚之”，而是看清了“明民”的不可行性后的主动“愚之”。
看似无为，实则有为。而这就是老子的“天道”实践。那么，天道是什么？是有序的无为；而人道多无序的有为。
举个例子方便理解：
在五六十七十年代，在农村实行的是“大锅饭”，这种方式在当时能不能促进生产？一定能，因为只有通过“集体”的力量才能够修建“水利工程”；才能够防止复辟，才能够守住胜利果实。
而当时间来到八十年代，一切设施逐渐齐全，复辟的力量也被物理消灭，而老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与日俱增时，自然对大锅饭不会再认可，那么包产到户更能发挥积极性。
所以对于适合老百姓的，就放任他们去做，他们也会认可；对于不在适合老百姓的制度，那就放任他们自己去发挥聪明才智，去探索，自然就能够走出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路。而这，就是“自悟”的第 一步。
其实，这就是“有序的无为”，是顺应民之所需，而不是告诉老百姓你应该怎么去做，这是符合“天道”的。
相反什么事“无序的有为”？你去看看有的地方大街上整齐化一的广告牌就明白了。看似有为，实则无序，或者说那是表面看上去“有序”。
另外，老子想讲的是“大爱不爱，大情绝情”，老百姓的民智无需你来开解。你若是“善为道”自然民之朴朴；你若是以“机巧”治国，那么自然“民难治”。比如你孝治天下，那么自然多愚孝之人；你以道德治天下，自然多伪君子。而这恰恰是违背“天道”的，是“人道”的有为。
所以老子讲常知稽式，是谓玄德。
那么这就要求统治者至少是“觉悟”之状态，即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但是，这何其难也！！！那年终的各种总结报告，都是“政绩功劳”啊。
说句题外话，在真正觉悟者眼中，民能救吗？答案是救不了，唯有自救。既然无法“救”，那么只能“愚”之，而非“使民有欲”。
所以设置“站着累，但跪着更舒服”的门槛；那些“娱乐至死”的直播和影视剧，抗日神剧。这些和漂亮国的“零元购”没有本质区别。
否则这些“反智”和“扰乱社会”的东西为什么会存在和传播？因为作为众生而言，乐在其中，这也是众生所需，若没有这些，可能会有更大的乱子；而这些不过是排泄其负面情绪的出口。
再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为什么无法“救”了？
如果你和你的三个邻居被土匪绑架了，绑在一起。土匪出门了告诉你们如果谁想跑，对方三个人没有大声报告而导致有人跑了，那么所有人都会被处死。
我相信，包括你在内的四个人，谁也跑不了？因为你想跑，别人反而会觉得你是在害他。这就是“连坐制”。
都是受害者尚且不能“万众一心”，更何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九九呢？还记得上文讲的“不变人性”中的第 一条吗？人生而不同，死而不同，活着亦不同。
强势文化如何顺应着第 一条？很简单，两千年前就有答案了：和而不同，是为大同。这里的“和”不是和平，不是我和你的“和”，而是“应和”。
就像跟着刘邦的人感受到的是他的“真性情”，如韩信感受到的刘邦是“游侠”；曹参樊哙纪信感受到的刘邦是“大哥”，萧何王陵感受到的刘邦是“长者”；英布彭越感受到的刘邦是“哥们”；陈平郦食其感受到的刘邦是“王者”；只有如项羽这样有“道德洁癖”的人才会觉得刘邦是“流氓”。
这就是“和”的真正含义，古人称之为“内圣外王”；刘邦可以“和而不同”，自然也就能够成其“大同”。
明白了以上，你就会知道“将以愚之”，既是上位者的需要，也是众生的需求。
正如九年义务教育的责任是扫盲；初高中教育的目的是应试，是固化思维；大学教育是培养有用的“牛马”。这是作为社会的需要，也是普通人的需要。而真正的天才也会自己“露出来”的。
所以此“人道”下的教育目的就成了筛选，而不是“育人”。或者说教育的目的就该是让本来就不同的人，进入不同的道中，人尽其材而人乐其才；而不是让所有的人都挤进一条独木桥，那样只会无休止的内卷。
当然至少他们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只不过其他配套（尤其是经济上）没有跟上，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是，在单一的社会评价中，这很难，至少目前看来两边都还没做好。
那么，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睁眼看世界而率先致富者早已看明白了，所以他们更倾向于读私立，或者国际学校，因为他们太知道思维固化的后果了，不是“一根筋”就是“两头堵”。
另外，其实至今我们其实还是以“道德”治天下，法律其实是道德的一部分，毕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法律，本身就是一种“道德”。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媒体文章的题目和家庭伦理道德相关，比如强调“家风“，比如“XX一家亲“，比如“人类大家庭“等等等等。
问题在于“道德”并不是一个全人类的“共业”，而是一群人的“文化”，而文化于各地区和民族之间并不是“相通”的。
但“不变之人性”中的“向阳而生”是相通的，对于国家而言就是“斗争和发展”。所以我们对外宣传的不应该是宋明以来的腐儒孔子和孔子学院，而应该是教员及其思想。
这样才能“和而不同，是为大同”。这点另一位伟人就高明的多，他讲“求同存异”。
因其大而能容，因其容故能成其大；大而不同是为和，和而不同是为大同。
还记得《道德经》第25章老子是怎么讲的吗？
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日道，强为之名曰大。现在明白“道”的另个一名“大”的含义了吗？
大者，达也，通达能疏，而无遗漏。这也是符合“天道”的。
四，文化是土壤，那么开什么花
我们这片土地地大物博，也就形成了不同文化属性的各个区域。所谓开花，最简单的就是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
经济关系到每个人生活得怎么样，则城市的选择决定了以后你的发展方向。当然，这不光是主动的选择，也是某种被动的选择。
就像如果你没有背景，但是想做外贸生意，你会怎么选？是北上还是南下？
相信，不用我讲，你深有体会，这就是文化的土壤。这里千万不要觉得“文化”是个好词，其实他只是一种结果。有好就有坏，有好的文化，也有不好的文化。而能适应当下的必然会被发扬光大，而不适合当下的也必然会被人所抛弃。
就像酒桌文化，你在北方不懂，那么做生意就寸步难行，除非你能一个人走。但是在南方则不然，或者说不必然。
你说酒桌文化不好，是糟粕，需要被抛弃；但是在有些地方，却是必 须的。
但，什么样的文化土壤，就会开什么花。那这和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和“阳刚和阴柔”之法，和社会发展有什么关系？
一切“治民事天”的有为法，都是建立在“不变之人性”之上的，于是有了道德；而对于芸芸众生而言，“天”是其在社会中的“必需”，于是有了社会。
而基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不同目标和目的，就有了阳刚之法和阴柔之法。
阳刚之法是孕育强势文化的土壤，强调个性和斗争；阴柔之法却顺应弱者的需求，强调共性和保守。
前者是帮你去掉那个天，后者是帮你完善那个天。由此，自然会孕育出两种不同的文化来：强势和弱势文化。而不同的文化。接着会开出不同的经济之花和社会发展之花，但不同的花自然有不同的颜色和味道。
而落红不是无情物，这落红也会对这土壤形成反作用，如马克思所讲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文化影响了你的思维和言行，你的思维和言行也会反过来加固这种文化。
如政治威权依附是注定很难孕育出“强势文化”的，因为它需要的是上位者来作为那个“天”，这个“天”还有个不同的名字：官僚。在某个特定的体系内，这就是别人的“天”，而你为了能够在这个体系下生存，反过来就需要维系这个体系，就要承认这个天的权威。
这也是为什么我国北方经济落后于南方的原因，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背后是文化属性。而文化不是一天两天形成，那么其转变绝 非一年两年，十年八年能完成的，可能需要的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这里不是说个例情况，就像北京的经济排名全国第 二，而北京位于北方，你就说北方经济就好于南方。这不光逻辑有问题，更和现实不符。
以下以北上广深举例：
上海是“买办经济”：
买办经济下的人是没有道德的“天”，也没有家族这个“天”，也谈不上“国家”这个天。如果说他们的天是什么，那就是“资本”。也就注定了这是一个讲利益的地方，甚至是只讲利益的地方。如果不理解，就想想三年特殊时期他们的尿性就知道了。
所以上海一定会很繁荣，因为他们依附的东西很繁荣，它自然不会差。但是这个地方注定不会给人以归属感，而且因为他的天是“资本”，那么人居其中也必会为资本所异化，于普通人而言表面的繁华背后即是精神上的虚无。
同时因为其经济和文化上的属性，那么其未来的定位一定是门面和展现平台。那么，基于这种属性，也就需要为上面所掌控，于是这两种力量必然会形成“角力”。
所以，从GJ层面，这就是一个需要维系稳定的地方，也是需要掌控舆论的地方。所以但凡重大决策，带头表态度的都是这个地方。
浙闽粤是“民（间）营经济”：
民营经济下的“天”，是“个人和家族”的天，所以这个地方祠堂最多，民营企业最多，到处闯荡的包括海外闯荡的人最多。
同时这也是全国“三堂教育”最浓厚的地方。所谓三堂：庙堂，祠堂，学堂。
学堂，学的是先贤先哲；祠堂，尊的是祖宗祖先；庙堂，拜的是圣人神明。故：无学堂，无以修身；无祠堂，无以齐家；无庙堂，无以平天下。
庙堂教育是敬天，举头三尺有神明，于是存心有天知，便起敬畏之心。祠堂教育是敬地，看到来处与归宿，自然无畏亦无惧，多生进取之志。学堂教育是敬人，踏过前人走过的路，方思来之不易，平息傲慢之气。
所以这一地区的最 高成就是“修祠堂”，是家族认可。
这就是“三堂教育”所带来的文化。但是在现代以“民族主义”主导的国家形态下。其家族的发展，也就意味着可能与国族对立。
现代的民族国家，是主张先有国，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大夫是先有“家”，即家族封地。所以这种文化下的群体其实是最“传统”的，这种传统甚至追溯到隋唐以前。于是，甚至会出现“族谱单开”而对抗“地方政.府”的情况发生。（这里有兴趣的可以了解当年叶帅在广东土改的事情，就更明白了）
不要觉得这是坏事，相反，这是去掉了那个皇帝的“天”，而树立了祖先信仰或者神明信仰的“天”。人的思想也会更加务实而非务虚，更加追求开拓而非保守。
北方是政治中心，依靠政治资源就能赚钱，干嘛还要务实？直白讲就是赚国家的钱。包括贪腐和垄断，这本质是一种弱势文化，即通过非正常手段，不在同一规则下的竞争，是为破格获取，所以天道里讲这是强盗文化，也是弱势文化。
而南方远离政治中心，加上地理上缺乏耕地只能向外求生存，于是只能务实。所以需要靠自己去拼搏去闯去拼，尤其是温州，潮汕，广府为代表。可以说这是强势文化的代表。
可以这么讲如果以文化论，我国至少可分为数个区域文化，而“闽浙粤”一定是最有前景的地区，由此也就决定了普通人的幸福指数会比较高。
但对于国家而言，如何处理好其“个人-家族与国”的关系也就至关重要。这里以楚国春申君为例，申地是他的封地，是他的家；楚国是他的国，周王朝是他眼里的天下。
当天下存亡时，自然可以凝聚一切力量，但是当是国和家的利益受到损害时，那么必然就会存在博弈和斗争。
北方是“国有经济”：
国有经济的“天”是国家，非道德，更非资本，所以更讲究关系。如上文所言，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必然务虚，因为务虚就能够得到一切，何必务实？
这本质并非是一种先进的，有力的“强势文化”，而是弱势文化下的破格获取。而这种文化成为主流，也就意味着不会也不可能诞生文化上的强者，注定都是“权力”下的侏儒。
于是“考公”会成为最 高荣耀，而非南方的“盖祠堂”。而“人情世故”成为彼此间的润滑剂；“服从性测试”成为上位者对下位者提携的前提；于是营商环境和宜居性会越来越差。
当然国有企业承担的任务不同，其存也是以进步者的姿态，但是其维系的成本会越来越高。
因为虽然国有经济的“天”是国家，但是在企业内部的“天”是领导，是官僚。也就是最开始所讲的“人”，那么其上限和下限也就完全取决于“其人道德的上限和下限”。
而这个“人”来自于上，也就注定了普通人会失去绝大多数的话语权，成为服从者。
而国有经济在现有的制度和文化下，结果一定是“大而不能倒，死而不会僵”。
苏南（江南）地区是个例外，虽然也是“民营经济”，但江南是“小农经济”为代表的农业文明的巅 峰和正统。
其传承来自士绅的“耕读传家”，而浙闽粤有海洋文明的基因和先决条件。（这里做个简单区分，浙南和浙北是属于不同的文化区的）
这里的耕读传家并不是读书耕作，那你太小看江南地主士绅了。士绅是通过以商养官，以官促商。在古代有功名的读书人具有政治和经济特权，即不用徭役，不要纳粮，于是便可以不断土地兼并，购买商铺房产，以此形成更大的经济优势，同时通过经济优势反哺科举。
无论是明朝的东林党还是清朝的江南士绅，都在朝廷上有着极高的话语权。这里你不要去参考高考情况，而是参考“两院院士”，苏州无锡宁波绍兴等地的院士数量可以说是冠绝全国。
而这就是话语权，就是影响力，所以江南多儒商。
在不同的文化下，江南商人透着地主般的精明，又有着读书人的儒雅和伪善；而粤商闽商，有开拓者的坚韧，又透着殖民者的狠辣。
放眼当下，你可以看到海外的浙闽粤商人也最多，而且都是地方上的巨富。
以上四种文化，也代表着四种不同的利益。可以大致简要分为：资-民-国-文。所以当“资文化”上台时，必然发展对外贸易，友好外资，想想江时代下是不是对外资最友好的时代？而当“民文化”走上前台是，必然对内友好，发展民营企业，想想胡时代下是不是民营资本发展最快的时代？而当下则是“国文化”，国进民退，搞精神文明建设。如果“文时代”，那必然会发展文化建设。
当然，并不是谁走上台前，谁就发展什么。而是当历史需要发展什么时，谁就会走上台前，不要把方向搞错了。
当然，资源和力量是有限的，有先就有后，有轻就有重。
所以，你是什么人，你想做什么，你拥有什么，你就朝哪里去！而谁走上台前，也就意味着博弈的结果是什么，也就决定了你做什么更能顺势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