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在南京工学院受教育部专家局委派，到美国华盛顿一家半官方机构从事翻译工作，但日常主要工作是为美国政商名流翻译名片而与我的建筑专业无关，令我颇感失落。
半年后，我大学时期的老师、时在麻省理工访问的清华大学教授关肇邺先生到华盛顿参观。他约我见面，得知我用非所学顿感可惜。他回波士顿几天后便帮我联系了有着百年历史的老事务所SBRA公司，又打电话约我过去面试。
第二天一早我赶往波士顿。关先生租住在剑桥市蒙哥马利街（Montgomery St.）一栋私宅的 阁楼，他煮了一大锅番茄牛尾汤款待我。我大快朵颐，当晚就在他处过夜。次日去SBRA面试，主管看了我 的作品后当场决定聘用，嘱我尽快上班。于是我就辞去了华盛顿的工作改去波士顿就职。
没多久，关先生又带我到哈佛大学费正清先生（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和他的夫人费慰梅女士（WiIma Denio Cannon Fainbank, 1909-2002）的家，将我介绍给这两位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生前的挚友。费宅是哈佛广场附近一幢黄色维多利亚风格的小楼，前面有一片草地，在一片现代新楼环抱之中毫不起眼。老两口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从此我就成为这里的常客，并通过接触，更多地了解到这两位我早已知名，却未见其人的传奇人物的生平与为人。
费先生1907年出生于南达科他州。1929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获得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专攻中国外交史，并于1936年获得博士学位。为了研究，他于1932年初来到中国。费老说，他刚到中国就深为高大巍峨的北京（时称北平）城墙所震撼。他在北京一边学中文，一边就教于清华大学的蒋廷黻教授，进行历史研究。
不久，费先生的哈佛同学Wilma也到中国与他汇合。Wilma学的是美术史。同年6月他们结婚。我在他们家的桌子上看到一对老式中国烛台，这是他们在华结婚的纪念。
结婚两年后，他们在一次友人集会上结识了梁思成夫妇。两对夫妇一见如故，成为终生好友。他们的中文名字也是梁思成取的，表示“正直清明”和“梅花暗香”。通过梁的介绍，他们又结识了一大批著名中国学者，如胡适、傅斯年、张奚若、钱端升、周培源和沈从文等。Wilma说，是梁思成把费正清引进了中国精英群体，他才有机会向许多优秀学者请益。Wilma还说，梁、林二位不仅是她夫妇的挚交，而且是费正清研究中国问题的领路人，更是她本人对中国建筑考古产生兴趣的启蒙者。
当时梁费两家都住在北总布胡同。林徽因好客，家里客厅经常高朋满座。聚会中的高谈阔论吸引着年青的费正清夫妇，使他们也成了梁家的常客。因为住得较近，Wilma还经常获邀到梁家中单独作客。Wilma说林对她有很大的吸引力，称赞她开朗美丽，气质不凡，不仅精通中国历史典故，富有睿智和幽默感，而且英语流利，遣词高雅，甚至超过了很多以英语为母语的美国人。Wilma坦承自己当时对林非常崇拜，常常会在傍晚骑自行车去梁家串门，与林徽因谈天说地。Wilma说她每次去梁家都非常开心，在回家的路上常常一边骑车一边吹口哨，有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感。
在林徽因的鼓励下，Wilma对中国古建筑产生了兴趣。她偶尔跟着他们赴外地调查，过程中学会了古建筑的测绘方法。在梁、林的影响下，她后来独自前往山东考察汉代武梁祠的残迹石块。Wilma的业余爱好是修复石刻和拓片，所以在这次考察中发挥了特长，终于在1941年写就了论文“武梁祠建筑原型考”，发表在《营造学社汇刊》和《哈佛亚洲研究学刊》。据我所知， Wilma后来成为中国营造学社唯一的外籍会员。
Wilma曾经有声有色地谈到1930年代在北京的一段经历。梁费两对夫妻先结伴去山西度假看水磨坊【注释①】，然后又一起去山西调查古建筑。山西自古是通往西域的要道，经济发达，气候干燥，加之战争不多，所以很多古建筑得以幸存。他们一起坐马拉大车、吃山西莜面、寄宿古庙屋檐、和军阀打交道、一起爬屋顶吸千年灰尘……，这次调查使他们发现了不少尘封的古建筑，也进一步激发了 Wilma对中国建筑考古的兴趣，大大增进了梁费两家的持久情谊。
1933年到1935年，经蒋廷黻推荐，年青的费正清获聘在清华大学教授《经济史》。他曾多次对我说，当时清华学术氛围浓厚，环境安静肃穆，教授和学生们的素质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们在中国度过了愉快而富有成果的四年，1935年返回美国。抗战期间，在1942年费正清被美国政府派往重庆美国驻华大使馆工作一年，1945年他又再次被派往重庆担任美使馆新闻处处长。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Wilma担任美使馆文化参赞，也到了重庆。
1940年底，营造学社随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起从云南昆明迁往四川宜宾的李庄。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梁思成、林徽因与他们的同事继续坚持对中国古代建筑的调查与研究。
1942年11月，费正清专程从重庆乘船去李庄看望老友。今天开车仅须1.5小时的行程在当时却花费了他三天二夜。他在船上感染了肺炎，一到李庄就发烧，不得不在梁家躺了一周。林微因因肺病在身而长期卧床，与老友重逢让她兴奋异常。她忘了自己有病，谈锋甚健。梁先生此时一人同时要照顾两个病人，除了每天给林先生静脉注射，还要为费正清寻医找药。所以费老有一次感慨的说：“我们的友谊是在患难中结成的。”
1945年Wilma到重庆后也立即和梁、林联系，去看望困境中的老友。她带着美国奶粉等营养品，先乘美国运输机后经水路赶往李庄。故友重逢让他们百感交集。Wilma告诉我，因林先生不满意当地帮佣，梁先生平日除了带莫宗江、刘致平等年轻人做研究工作之外，还要亲力亲为家中里里外外的琐事。此外他还要不时去重庆化缘筹款，因此非常辛苦。
费正清第二次来华时，在去李庄之前先到昆明看望了西南联大的教授故友，得到梅贻琦校长的盛情款待。当了解到教育部长陈立夫企图控制学校，遭到教授们的群起抵制时，他说这些学者都是美国自由思想的代表，自己应该支持他们。
在重庆期间，费正清不仅看到了中国抗战的艰辛，而且也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中国知识分子遭受的迫害。他对国民党渐感失望，称他们是一群die-hard（顽固分子）。出于同情，他和Wilma通过各种渠道从美国获得批量的药物和维生素等，送给西南联大的师生。他说自己对革命没有兴趣，只是一名爱管闲事的旁观者。
抗战胜利后，费正清与Wilma回到美国。基于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和社会的深入观察和独到见解，他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论文及专著，例如他的处女作《美国与中国》，后来又出版了《剑桥中国史》、《观察史》等，在美国学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他因此被誉为“头号中国通”和“中国学研究之王” 。
1943年费正清在重庆使馆工作时，应梁先生要求，帮助他把几年来完成的80幅图稿制成微缩胶片，一式两份，其中一份交给Wilma带回美国保存，准备将来在美国出版。1947年梁先生利用在耶鲁大学做客座教授的机会，在Wilma的帮助下完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一书的英文稿。回国前，梁把书中要用的部分插图和照片也交给Wilma保管，文字部分准备在回国途中修改之后再寄给Wilma。但此后不久，中国政权变化，中美交恶，他生前再没能与Wilma合作。该书稿图文也分隔两地，直至32年后才幸得复归完璧，并经Wilma亲手编辑，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在1984年出版。这本书的出版所经历的坎坷在Wilma所写的《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中有详细的记述。她信守承诺，帮助亡友实现遗愿的无私努力令人感动至深。
抗战期间毛泽东曾希望得到美国援助。1945年之前，他多次向美国官方表示：“中共必须得到美国的援助，必须与美国合作，中共欢迎美国的民主制度，绝不会冒险采取反对美国的政策。”【注释②】但美国政府在抗战之后援蒋反共，新中国建立后又爆发了朝鲜争战，令他非常失望和愤慨，立即发动了全国性的“反对崇美、亲美、恐美思想”运动，向苏联“一边倒”。中美之间的民间联系因此完全中断。梁先生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重点交代了与费正清的关系，当然也就不敢再与费夫妇有任何往来。而由于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盛行，1950年代费正清因同情中共，在美国也受到来自右翼势力的攻击，备受压力。
1981年底我到波士顿工作后，经常应邀到费老府上作客，基本上每周一次，风雨无阻。我去费家基本上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帮助他们处理书信。这是因为费老夫妇一直关注着中国发生的一切，并和中国有着广泛的联系。费老虽然懂中文，但大量阅读手书毕竟吃力，所以请我把来信口译，他们向我说明来信背景。第二件事是向他们介绍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因为他们非常关心知识界朋友的遭遇。再有一件事就是协助Wilma整理《图像中国建筑史》的书稿。
当时Wilma受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吴良镛教授之托，正在编辑梁先生的这部遗作。她极其认真，对原稿中的每句话、每张图都要搞懂。其实这事对于我来说也非易事。因我虽然学过《清式营造则例》，但并没有做过深入研究。我们从一开始就逐字逐句讨论书中的章节内容。一些术语或表述她感到费解，我就需要花一些时间根据中文进行解释。有时候我要带着问题回家查资料，自己搞懂后，下次见面时再作解释。
Wilma对中国建筑有相当了解，在解释过程中并无太多困难。当然帮助她的还有傅熹年、孙增藩等一些专门从事中国建筑研究的清华学长和专家，他们的专业知识远比我强，但相隔太远，书信往来不便，加上语言障碍（孙增藩先生的英文甚好），无法随时讨论，所以只好由我“滥竽充数”。出版前夕，Wilma还要我帮她在书中画了数张解释性插图，我也欣然效力。对此她在书的“致谢”中还特别提到我。该书出版后，费老夫妇仍经常邀我小聚，每个月都有几次，这样又维持了数年，直到费老去世。
在一次会面中，Wilma拿出一封陈从周先生寄给她的信和出版的新书《徐志摩年谱》，要我逐字逐句翻译给她听。其中有一段说，某年林徽因因肺病去北平香山疗养，梁思成请徐志摩替他陪林回城里。Wilma认为这段陈述意在突出林、徐之间的暧昧关系，所以听后非常不满。她要求我再念一遍，之后正色说，她了解林徽因，这不可能是事实。她说，编撰年谱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人一生的经历很多，不可能、也没必要把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写进去哗众取宠，这样只会以讹传讹。陈的这种做法是对已逝长者的极大不敬。Wilma还让我念了陈从周给她的信，之后向我表示，她将不再与陈交往。这是我自认识他们以来第一次见到Wilma如此生气。
费老夫妇有时留我一起吃饭，虽然都是非常简单的餐食，但却令我感到格外亲切。偶尔Wilma还会为我做中式的菜或汤，有时我也陪她在院子里散步。有时她也邀请我去哈佛博物馆参观。还有一个周末，她把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的林徽因侄女林樱邀到她家中一起午餐。此时林樱已经赢得华盛顿越战纪念碑设计，但为人非常低调。我还记得她讲了评委如何从垃圾堆里捡回她方案的故事。
有一次我接到Wilma寄来的请柬，附两张殷承宗的钢琴独奏音乐会的入场券。音乐会在哈佛大学教堂举行，她同时还邀请了留美画家袁运生和秦岱华夫妇。
Wilma性格开朗，多才多艺，在哈佛学的是美术，她不仅学会古代石刻修复技术，还能设计制作时装，而且也能写生作画，婚后在北京曾一度卖画贴补家用。费老一直称赞自己的太太，说若身边没有Wilma，他的事业不可能有现在的成就。我还发现他们二老偶尔还会互相打趣。
那时有一位在哈佛Fog Art museum研究日本文化的年轻澳大利亚学者Bill Coaldrake也经常去费家。他和我也成了朋友。他介绍我和麻省理工东亚计划（East Asia Program）的Gunter Nitschke教授认识，后来Nitschke要我和他一起主持有关中国建筑的选修课程。
Wilma和Bill 因为太熟，所以会互相开玩笑，有一次Wilma取笑澳大利亚的英语不规范，把rain（rein）发音成rain（rain），Bill则回敬称美国人的英语为杂种英语（hybrid English）。
有时 Wilma会被邀请去各个学术单位或学校演讲，她也会要我陪同，帮她放幻灯。我记得Wilma在哈佛大学一次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建筑研究的先躯——梁思成”。当年轻的林徽因形象在屏幕上出现时，观众被东方才女的美丽气质所吸引，发出一阵骚动，这是我亲眼所见。
费老年青时能言善辩，但或许因为中年经历过坎坷，晚年后变得沉默寡言。我与他相处时很少听他主动发表意见，但长期接触后，特别是在他们别墅度假的晚餐之后，伴随着西下的夕阳，大家闲聊兴致较高，我会主动向他请教，这时他就会慢条斯理地侃侃而谈。就这样我断断续续地听到他对中美关系和时局的一些看法。
费老曾对我说，他年青时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立志帮助穷人，反对特权阶级。在中国，他亲眼看到中国工人就像“一群病猫”，十分可怜。后来他又受到美国左翼记者史沫特莱的影响，支持宋庆龄、蔡元培、胡适等组织反对国民党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他的要求下，胡适还曾亲自带他去监狱探望过政治犯。
抗战期间，他又从史沫特莱和斯诺那里获知了延安的一些情况，感到共产党是和国民党完全不同的一股清流。他说自己虽然不是革命家，但从那时开始同情共产党。在重庆工作时他与共产党人有许多交往。他曾有声有色地向我描述了他在曾家岩中共办事处和周恩来夫妇、乔冠华夫妇以及一些左派人士喝酒击节、高歌狂欢的的生动情景。他当时纠正中国媒体称长征为逃窜，公开称长征是共产党“用自己的方式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尝试”。
我当时也谈了一些自己粗浅的认识，说共产党的胜利主要靠土地改革获得农民支持，其次是民主、自由、平等和反独裁的口号争取了知识分子，导致大批年轻人投奔延安。他回答说，共产党取得成功的关键就是靠“群众路线”争取了群众，国民党因为脱离群众，所以失败。
他认为当年几次战败，在割地赔款的刺激下，在西方国家传教、文化和通商的影响下，激发了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政治革新运动，为中国提供了进步的机遇。他说当时美国反对列强瓜分中国，尊重中国的主权及领土完整，主张门户开放。他也谈到通过教会和庚子赔款，美国为中国做出了贡献。费老回忆当年他在中国各地考查时，无论多么偏僻的地方，都有美国教会的帮助。他说在中国进行传教和做慈善的外国机构中，美国数量最多。美国为中国的抗战也作出了牺牲，仅在对日空战中牺牲的美国飞行员就多达1500多人，他在重庆都亲自经历了这些……。
他认为俄国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向中国扩张的历史。侵占了贝加尔湖以东大片土地，强占了中国的海参崴，而美国没有！他多次提到，中国需要提防的是北方邻居而不是美国。
他第二次到重庆时具有情报协调局代表的身份。因工作关系，他对抗战中的中国作过深入的了解和分析，对当时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他用国语重述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来形容他所见到的重庆。他说国民政府的腐败从1945年之前就开始了，抗战胜利后变本加厉。
涉足情报工作的他，对大陆时局有极深入的观察，对延安和共产党的情况也很了解。他说当时自己就担心战后国共之间可能爆发内战，预言共产党会利用国民党的腐败打败国民党，但没料到会这么快，抗战胜利后接受了大量美援和大批美式武器的国民党军队竟如此不堪一击。所以他一直提醒美国政府要和共产党打交道，为共产党日后取得政权作布局；美国应该准备一旦共产党成立政府，就与新的中国政权建立外交关系。
我问他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反对，中国大陆将会怎样。他说没有国共战争，相信国民党政府自身也会反省，正如他们退守台湾以后所做的那样。
他也说到，共产党如果取得政权，首先遇到的是粮食问题，如何养活几亿人口？其次是农村出来的大批干部进了城，如何不被城市的奢华所迷惑而保持清廉，最后是如何克服封建愚忠兑现共产党当初的诺言，实行民主制度。
1972年，费正清夫妇受周恩来总理邀请重访中国，受到高规格接待。他和周总理谈了十几个小时，也见到了一些几十年不见的老朋友。但最让他们遗憾的是，最亲密的朋友梁思成和林徽因均已作古。
他们在中方安排下见到了梁、林的家属和后人。但是Wilma说，这次见面时，小时候一直亲切地称她为“费姨”的“阿宝”梁再冰非常拘谨冷漠，自始至终未发一言，令她感到非常失望。我向她解释说，1972年文革还没结束，“四人帮”也还在台上，“里通外国”是很大的罪，一般人都不敢惹麻烦，梁再冰的处境可以理解。回美后费正清发表了《心系中国》一书。四人帮倒台之后，他们和从诫及林洙一直保持着联系，林洙也会寄信给我，要我转递口信或信件。
费正清非常关心中国的知识分子，常常问我梁先生以及一些朋友们在文革中的情况，可惜我知道的太少。每次谈到他们的遭遇时都唏嘘不已，尤其是Wilma。费知道文革梁先生受辱的情况后，曾说中国文化中有尊师传统的中国孩子如果没有上面的纵容和鼓励是不会如此暴行。费老认为“物极必反”，正因为有了文革才给了中国一个反思的机会，痛定思痛才有后来邓小平的拨乱反正。
另一方里费对中国知识分子甘受凌辱的现象无法理解，而成为他的遗憾。觉得中国知识分子逐渐失去了传统“士”的精神，什么是“士的精神”？按费老的解释就是“武死战，文死谏”中的死谏和“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有一次我谈到文革初期批《燕山夜话》时，邓拓曾写下“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励志诗句，还举了梁漱溟“不可夺志”的例子，我说中国知识分子还是关心国家命运的。
费老认为中国社会的上下关系大于横向关系，权威不对下发号施令，地位就会被削弱。他认为中国要多了解世界，要经历过多次历史阵痛才能找到变革的方向、才会真正进步。他看问题宏观而历史，相信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传承不可能因一次文革而中断，他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希望并感到乐观。
他认为毛泽东和斯大林个性相似，但中国不会甘心成为附属国。抗日和内战期间，斯大林曾支持国民党，蔑视中共和毛泽东。而中美两国有百年的交往史，大批留美学生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远非苏联能比。他深信这种影响是根深蒂固无法改变的。抗战胜利之前他注意到毛主席和《新华日报》发表过许多亲美言论。他记得在当年7月4号美国独立纪念日时，毛主席为了表示庆贺，还发表过《民主颂》，誓言一旦取得政权要实行民主等，他当时是相信的。认为中美两种文化在冲突中应该融合，中国需要西方，西方必须拥抱中国。
他认为中国有几千年封建传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毛就是一位儒家共产主义者，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的中国人养成了服从秩序，尊重威权的意识，很难一下子摆脱，就像农民起义后要找一个新皇帝一样，即使没有毛泽东，也会出现另一个强人，中国出现一个牺牲老臣推行自己主张的领袖并不奇怪，毛就是一个封建传统的继承者。
他强调世界应该是多中心的，他指着傍晚色彩斑斓的石崖对我说：“世界就像这块崖壁，五彩缤纷的世界才是精彩的世界。中国的文明是特殊文明，人权概念是受文化制约的，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人权的定义也不同，不能把西方社会学的观点全盘硬加给中国，”美国政府必须加强对中国历史、哲学、文化的研究，尊重中国的传统，不应试图用西方价值观去改造中国，只有这样才能和中国共处，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长远利益。他是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上看待世界的，但他又是一位出名的主张美中友好的学者。他对中国问题的洞察甚至胜过某些中国学者。他也曾去台湾考察过，主张“台湾应在主权归中国的条件下实行自治”，反对美国支持台独。他说：“如果美国不支持台湾，中国内战将平息”，他对台湾实行公民投票决定民族自治的做法是抱有怀疑态度的。正因为如此，一段时间因为他亲共，曾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
费正清的这些观点在中美建交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Wilma告诉我，美国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一批政府智囊和智库专家，很多是他的学生，所以国务院当时要求官员读费正清的著作以了解中国。基辛格密访中国之前曾数次和费老见面向他请益。费正清的“中美友好，联手抗俄”的思想对尼克松政府产生很大的影响。实际上在中美建交的重大历史事件中，他是后面的推手，人们只是不知道，基辛格后来承认“和费正清的谈话改变了历史”，邓小平也曾举杯对他在恢复中美关系中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费老没有特别的嗜好，平时除了读书、写作、演讲外，就是欣赏古典音乐。每天午饭后他一定要闭着眼睛躺在客厅沙发上听一会儿古典音乐，这也成为他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
费老是哈佛大学的荣誉终身教授和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被称为“中美关系研究之父”。他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享誉世界。为了表彰和感谢他对学术作出的杰出贡献，哈佛大学把一幢有十几层高的大楼（即东亚研究中心）命名为费正清中心。退休以后他还经常去中心参加活动，那里也为他保留了一间办公室。
费老享有如此高的荣誉，但为人低调谦逊，平时聚会很少说话，但当你发言时，他会非常认真地倾听，有时还会掏出小本子作些记要。费老夫妇平易近人，1986年他们曾专程开车来位于 Braintree的舍下看望我和家人。蓬户之外有“长者车辙”，令我和内子既荣幸又感动。
费老夫妇在新罕布什州一个半山上有一幢别墅，冬天大雪封山时无法居住，尽在夏天用作避暑，除冬天封山之外，周末也经常来此休假。从山脚下盘山蜿蜒上山到达别墅。别墅占地很大，环境非常好，一边是大片树林，临山崖处一幢扩建的维多利亚式平房，我去时面积已达500M2。费老夫妇日常起居都在新扩建部分，原有的老房除了书房、档案室和自用部份外，还有客房和一间招待客人用的客厅。客厅非常典雅古朴，正中有一个石砌雕饰的古典大壁炉，1987年我和内子受邀去夏季别墅度假住在客房，晚饭后费老不要我们插手帮忙，亲自搬木柴为我们点燃壁炉。炉膛很大，要喂很多大木块，木柴是从森林捡来，由他亲自用板斧劈小。木柴燃烧给满室带来松子香味，不过初燃时也会带来满屋烟气和灰尘，令人呛鼻流泪、灰头土脸，要过好一阵才恢复常态。但是点火过程是一种乐趣。点燃之后，在闪闪火光和哔哔声音中坐在炉前闲话，非常温馨。
次日清晨，我还躺在床上就听见割草机的隆隆声。我从窗帘间隙望出去，看到费老光着膀子只穿一条裤衩在大太阳下割草，草地很大，要割好久才能割完。
别墅不远处有一个露天游泳池。当天下午他们夫妇拉我一起去游泳。费老在跳板上做了一个跳水的惊人动作，我当即对Wilma说，费老这么大年纪，做这种跳水动作太危险。Wilma觉得我说的有点奇怪，一脸茫然地对我说:“树祥，你怎么说他老呢？他不老，他才80岁呢。”我当时很是惊讶，美国人真是不服老呀。关于这个有趣的话题，在当天晚上的餐桌上，费老说出一段令我难忘的一段话“once you feel you are old, you are really old”（一旦你觉得自己老了，那你是真的老了）。多么富有哲理！
住房前面有一片大草坪，大草坪对面就是山崖，隔着约100公尺山崖的对面是一片山体峭壁，露出巨形石壁。每当太阳落山，夕阳照在崖壁上，反射出色彩斑斓的色彩，犹如镶嵌在山体上的颗颗宝石。这种奇景即使在旅游观光胜地也不多见，我和费老夫妇饭后常会搬个椅子坐在屋前观赏。费老每天下午都要游泳，在美国要维持一个私人泳池要付出很高的维护成本和体力，但这都是费老的日常工作。
费老夫妇有两个爱女。大女儿萝拉（Rolla Fairbank）在波士顿一家医院做护士，在费家经常可以见到她。小女儿赫莉（Holly Fairbank）是舞蹈家，在纽约从事现代舞表演。平时她忙于演出和练功，难得回家探望父母。费老思女心切，为了能经常看到她，特意在离住房约80米的地方盖了一座练功房。这座建筑面积有二百多平米，宽敞明亮、墙上装满镜子和把杆，一面大玻璃窗正对景色如画的山谷，此外还有更衣室、淋浴室、书房和卧室，令赫莉格外惊喜。自从练功房建成后，她周末就经常携男友和同事从纽约回新罕布什看望父母，同时不误练功。为此老人感到莫大欣慰。
别墅里有一个房间存放费老夫妇几十年来留存的私人档案。他们从年轻时起就有建档习惯。档案室不大，布置紧凑，一排排的架子和柜子，里面有详细的分类。 Wilma告诉我，这个档案室平时不随便让人进去，保存了一些重要的资料和好朋友们，包括与梁思成夫妇的来往信件，平时夏天他们要花不少时间在这里整理。有一次我和他们谈到大陆“评法批儒”，Wilma立即去档案室查，返回准确告诉我日期。他们之所以能把五六十年前的许多活动细节，包括日期、地点、场合都能准确地描述，是和这种严谨科学的治史态度有关，给了我极为深刻的印象。自认识他们之后，我也开始建立了自己的档案柜。
费老夫妇也是我的恩人。当年我去美国是自费公派，拿的是公务护照。转到SBRA公司工作后，公司希望我长期服务，帮我申请了永久居留。费老知道后主动为我写了一封以他们夫妇共同署名的推荐信，对我的专业能力给予了热情肯定。当我将这封信出示给公司同事孙鹏程先生【注释③】时，他为我感到惊喜，说我拿到一张比黄金还贵重的“护身符”，因为费老在美国有极高的名望，他的推荐信相当于一本在美国通行无阻的“护照”。
坎坷的是，我的永久居留申请尚待批准，却先收到了移民局因我签证逾期而发来的离境通知。与此同时，我被波士顿大学文学院艺术史系录取为博士生，并获得可供学习和生活的全额奖学金。正在我十分困扰的时候，费老又为我写了一封新的推荐信。他还联系了肯尼迪总统的弟弟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波土顿大学的教务长、著名学者梅费尔德教授。他们的三份推荐信为我解脱非法居留困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费老还不放心，他又写了一份备忘录给我，细心地提醒我遵守美国移民法，先离开美国，而他和Wilma将亲自驾车载我去加拿大陪我办理重新入境的手续，顺便在加拿大旅游。但我知道他这样说是想让我不要对他们的帮助心存不安。收到他字迹苍劲有力的手书时我感动万分，但考虑到二老年事已高，为我长途驾车于心不忍，所以还是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后来我飞越大西洋到伦敦，凭这三份推荐信和波士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美驻英大使馆顺利办好重新入境的签证，费老夫妇这才放心。
我起初一人在美工作，内子和孩子在国内。当时麻省理工有个中国建筑文化协会，Wilma是理事。为了我全家能够团聚，她特地向学校写了一封信，聘请内子来美做协会的研究员，得到学校的同意。与此同时，好友钟耀星建筑师也为内子在Jung Brannen事务所安排了一个进修位置，波士顿大学也为内子办了陪读签证。在这么多朋友的关心和帮助下，我们全家终于得以在美国团圆。
另外一件令我难忘的事与清华校友会有关。大波士顿地区的清华校友很多，校友会成立于上世纪70年代初，每年改选一次，通讯投票产生会长。第一任会长是赵元任，第二任是林家翘。1990年前，两岸校友在校庆日分别庆祝。1990年新竹清华校友林信雄博士牵头，联络两岸校友共同庆祝，还出版了两岸校友的共同通讯录，从此大家成了一家人。
1991年我荣幸地获选为1991—1992届大波士顿地区清华校友会会长。费老知道后特地向我道贺，并当即接受了我向他发出的出席清华建校81周年校庆活动的邀请。这令所有校友们都非常期待。遗憾的是校庆时他因病不能来，但Wilma仍坚持到麻省理工与所有清华校友同庆并讲话。我在致词中表达了对费老的慰问和祝愿。
五个月后，费老身体不适，但仍伏案笔耕。 1991年9月14日他突发中风，于美国剑桥家中逝世，享年84岁。10月21日我携全家出席了哈佛大学在memorial church为他举办的追思会，追思会的主题令人难忘——“费正清生平与业绩感念会”（“ A Service of Thanksgiving for the Life and Work of John King Fairbank”），费老无疑当之无愧。在婉转悠扬的肖邦和舒伯特的钢琴曲声中，众多来宾致辞，深切悼念这位享誉全球的学术泰斗并向他致敬。
费老逝世后的次年我应聘去台湾工作，在那里和Wilma依然保持联系。晚年的她不幸患了失忆症，于2002年4月4日，以93岁高龄在波士顿谢世。至此我失去了两位在我生命之中曾经恩惠于我的仁厚长者！
敬点心香怀美德，遥抛清泪惜恩情。
2021年10月2日
2021年4月，奚树祥先生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捐资设立“梁思成费正清友谊纪念项目”
奚树祥 1933年生于上海，195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个人主动志愿到内蒙古建筑学院工作，是内蒙古建筑学院的第一批建设者，曾兼任梁思成先生助理，为学院的建设和发展投入了巨大的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
1963年，奚树祥先生调入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建筑系任教。1981年，赴美国从事高等教育与建筑创作工作与学习。1996年，回国先后创办“天津华汇”“上海华汇”，曾获“2008年北京奥运会总体规划国际竞赛第一名”等荣誉。曾被选为美国波士顿地区清华校友会会长，建筑画学会理事，创作了邓丽君墓与日光苑等。
2021年4月，奚树祥先生将个人名下全部四千万资产裸捐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设立“梁思成、费正清友谊纪念项目”，为促进中美民间文化交往、学术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2023年8月21日，“建院故事”——奚树祥先生报告会在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立德楼B座报告厅举行。90岁高龄的奚树祥先生饱含深情地为全校师生作专题报告，有关“塞北清华”内蒙古建筑学院始末的故事，让奚老和现场师生数次泪目。
2023年8月，奚树祥先生为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师生作有关“塞北清华”内蒙古建筑学院始末的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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